蔡孝乾靠千條人命換高官厚祿，死時腳爛流膿，葬禮僅3個親友到場

一只普通陶罐靜臥在陽明山公墓的格位中，側(cè)面貼著“3層B區(qū)27號”的紙質(zhì)編號，灰撲撲的罐身裹著七十四歲的孤寂。1982年10月8日，臺北榮民總醫(yī)院那間被保密局封鎖的病房里，蔡孝乾的生命在糖尿病引發(fā)的潰爛中終結(jié)——膿水浸透床褥，枕邊的呼叫鈴從未被觸碰，即便按下，也換不來半分回應。醫(yī)生護士早已簽下保密協(xié)議，對這位“特殊病人”的痛苦視而不見，他的死亡，不過是檔案冊上一個需要勾選的“終結(jié)”符號，沒有告別，沒有哀悼，只有床單褶皺里凝固的冰冷。

這只陶罐里的骨灰，承載著一段用1800余位同志鮮血鋪就的茍活史。1950年春，馬場町刑場的槍聲成了蔡孝乾良知崩塌的臨界點。在此之前，他還是臺灣地下黨組織代號“老鄭”的核心人物，鐘浩東被捕后臨終前的一句“老鄭怎么樣了”，讓特務的視線精準鎖定了他。1950年1月29日，泉州街二十巷六號的抓捕行動沒有硝煙，審訊室里的牛排紅酒，比酷刑更具穿透力，七天的軟磨硬泡后，他趁隙翻墻出逃，卻在逃亡路上暴露了致命的怯懦。

嘉義火車站的月臺，成了他背叛的起點。1950年2月6日，被特務按倒在地的那一刻，馬場町刑場的血腥味已飄至鼻尖。當槍口抵住額頭，這個曾走過長征、嚼過皮帶的老紅軍，膝蓋一軟跪倒在地，“我合作”三個字，擊碎了所有信仰的偽裝。他主動交代了與妻妹馬雯娟的聯(lián)系，渴求以此換取庇護，而這份妥協(xié)，成了他徹底沉淪的開端。

1950年3月，蔡孝乾的供述如決堤洪水，將潛伏在國民黨軍政體系中的紅色力量連根拔起。他精準指認國防部次長吳石、交通聯(lián)絡員朱楓、陸軍中將陳寶倉的身份與職責，甚至細致到接頭時間、暗號與地點。那些他曾誓死守護的秘密，成了換取生存的籌碼；那些與他并肩作戰(zhàn)的同志，成了他晉升的墊腳石。三個月后，馬場町刑場再次血流成河，吳石聽聞舟山解放的捷報，對朱楓留下“值得”二字，從容赴死；而蔡孝乾，卻戴著保密局授予的“少將”頭銜，活成了叛徒的“典范”。

晚年的蔡孝乾試圖通過回憶錄為自己正名，卻在特務機關的審查下屢屢碰壁。十七次修改，刪去了十七歲參加紅軍的熱血、長征路上的堅韌、重建地下組織的艱辛，最終出版的《江西蘇區(qū)回憶錄》，成了一本與他真實人生無關的流水賬。拿到樣書的那天，他獨自坐在嘉義的西餐廳，點滿一桌熱菜，冰冷的刀叉卻始終未動。窗外人來人往，室內(nèi)寂靜無聲，他或許終于明白，用信仰換來的榮華，終究填不滿內(nèi)心的荒蕪。

糖尿病的惡化，讓他的腳趾逐漸潰爛，膿臭味成了晚年無法擺脫的印記。當保密局判定他再無利用價值，便將他轉(zhuǎn)入普通病房，剝離了所有優(yōu)待。臨終之際，沒有親友陪伴，沒有醫(yī)療關懷，只有護士例行的生命體征記錄。火化那天，僅有兩名工作人員在場，骨灰被隨意塞進陶罐，推入公墓格位，連一方墓碑都未曾配給。1995年，弟弟蔡孝仁想為他更換碑石，鐫刻“故陸軍少將”四字，卻被家族眾人堅決反對：“叛徒不配！”碑石被卸下，格位上積起厚厚的灰塵，身旁紀念墻上，白色恐怖烈士的英名整齊排列，風吹過，仿佛是歷史無聲的譴責。

檔案中未見蔡孝乾有子嗣的記載，或許是對叛變者家屬的嚴密監(jiān)控，或許是他忙于保命而無暇顧及延續(xù)后代。他的人生，被自己的背叛剪成了碎片，家族的門早已對他關閉，連最后一絲親情的體面，都未曾得到。他留下的遺物，除了那枚沾滿鮮血的少將任命書，便是那本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回憶錄。扉頁上，他曾親手寫下“不忘初心”四字，后來卻被濃黑的墨水徹底涂黑，如同他被玷污的靈魂，再也無法洗刷干凈。

從陽明山公墓往東南行三公里，便是馬場町紀念公園。吳石、朱楓等烈士的名字被鐫刻在碑石上，松柏環(huán)繞，鮮花常伴，無數(shù)后人前來瞻仰緬懷。而蔡孝乾的陶罐，在陰暗的格位中積滿塵埃，無人問津。1800余條人命，換不來體面的死亡，換不來家族的原諒，更換不來歷史的寬恕。

蔡孝乾的一生，是背叛與茍活的一生，是罪孽與孤寂的一生。他用忠誠換取茍延殘喘，用同志的鮮血鋪就榮華之路，最終卻落得個死無碑碣、遺臭萬年的下場。而那些為信仰犧牲的烈士，他們的英名如松柏般挺拔，永遠鐫刻在民族的記憶中。歷史的公正從不缺席，忠誠與信仰值得永遠堅守，而背叛與怯懦，終將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遭世人唾棄，被歲月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