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草的悲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無法對話的深淵

陳德草的悲劇

" bdsfid="323">經歷五次注定無果的對話，越南哲學家陳德草（Tr?n ??c Th?o）最終與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及其代表的法國哲學界決裂。這場關于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關系的辯論，不僅折射出二人在哲學立場上的根本分歧，更預示了陳德草隨后波折的一生。本文深入探討了陳德草的思想軌跡——從現象學的杰出詮釋者到馬克思主義的堅定捍衛者，以及他如何在全球非殖民化浪潮與冷戰夾縫中，試圖通過哲學彌合個人體驗與歷史進程的裂痕，最終卻在越南的政治風暴中陷入悲劇。

作者：Rory O’Sullivan

編輯：阿K

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期間，陳德草與讓-保羅·薩特錄制并整理了關于馬克思主義與新興存在主義哲學之間關系的對話，意圖付梓出版。薩特希望證明，馬克思主義與作為其主要代表的存在主義彼此相容，是可調和的方案。然而，由于相互指責，兩人的觀點交流在完成前便宣告破裂。陳德草對此一直耿耿于懷，后來更是提到薩特的“門徒”中存在一場“陰險的運動”，試圖將項目流產的責任歸咎于他。如今，這些對話記錄已散佚。

對陳德草而言，分歧在于薩特未能在哲學層面嚴肅對待馬克思主義。而在薩特看來，傳統馬克思主義雖然提供了具吸引力的社會政治綱領，卻缺乏對存在與人性的真實或嚴肅的哲學闡述。薩特發展存在主義理念的初衷，是為20世紀建立一種新的左翼哲學奠定基礎。

1940年代初，陳德草也懷揣著同樣的知識抱負。他作為總督府獎學金獲得者，從當時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的保護國來到巴黎深造。受周圍環境影響，他確信埃德蒙·胡塞爾（Edmund Husserl）創立的現象學新范式，有望為人類境況的根本問題提供全新解答。彼時，陳德草在法國哲學界享有盛譽，被視為胡塞爾思想最重要的詮釋者和批判者。

然而到了1950年代，陳德草改變了想法。在使用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研究十年后，他認為該方法無法妥善解釋歷史與自然發展，因而在理解人類方面終究力有不逮。同時，陳德草也被時局所裹挾并改變。二戰結束時，他已成為越南獨立運動在法國的關鍵發言人。隨著他與越盟（Viet Minh）的卷入日益加深，其哲學觀也發生了轉變。他聲稱，只有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才能對人類關于自身與世界觀念的來源，提供完整且去神秘化的解釋。

陳德草逐漸認定，他的法國哲學同行們為了維護自身在西方資產階級帝國主義體制內的安逸與地位，背棄了支持革命共產主義這一道德上更為優越的道路。1951年，在其最負盛名的著作《現象學與辯證唯物主義》（Phenomenology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出版后，陳德草啟程返回越南。直到1991年，即他去世前兩年，他才再次踏上巴黎的土地。

陳德草在越南的歲月充滿艱辛：盡管該國今日給予他榮譽，但在他生前，卻遭到國家的迫害并長期處于貧困之中。因此，陳德草最重要的作品均誕生于1940年代的法國。其價值不僅在于他駕馭法國思潮的獨創性，更在于他如何回應20世紀最重要的沖突：冷戰與全球殖民地獨立運動。其成果是一系列引發重要思考的作品，探討了如何理解“我們是誰”與塑造我們的歷史及社會之間的關系。此外，陳德草拒絕將哲學、政治與個人生活割裂開來，這使他成為最早從理論上闡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鴻溝的思想家之一。

現象學的洗禮

1917年，陳德草出生于當時法屬印度支那東京保護國（Tonkin，今越南北部）的一個村莊。機緣巧合下，他獲得獎學金，先后就讀于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學（Louis-le-Grand）和亨利四世中學（Henri IV）。1939年，他考入法國人文學科的最高學府——巴黎高等師范學院（ENS）。由于來自法國殖民地且不具備法國公民的法律身份，他在高師被歸為所謂的“二等”學生。他在二戰期間于此求學，師從抵抗運動戰士讓·卡瓦耶斯（Jean Cavaillès，1944年犧牲）和哲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起初作為一名堅定的斯賓諾莎主義者，陳德草在導師們的引導下接觸到了埃德蒙·胡塞爾的現象學體系，這對他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194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陳德草致力于解讀和回應胡塞爾的著作：既包括已出版的作品，也包括戰時在方濟各會修士赫爾曼·范·布雷達（Herman Van Breda）指導下偷運至比利時的數千頁未出版手稿和筆記。

胡塞爾（1859-1938）早年是數學哲學家，他將數學理論化為一套與現實在特定情境下向我們顯現的方式相對應的抽象表征系統。嚴格來說，數學定理并非真理本身：它是真理的陳述，一種我們可以遵循以達成對其所描述事物的客觀感知的路線圖。陳德草在《現象學與辯證唯物主義》（1951）中闡發了這一思想，他解釋道：“幾何定理只能是模糊直覺或盲目/符號化表征的對象”（斜體為原文所加）。在前一種情況下，我們可能只是模糊地記得或部分理解定理的意圖；在后一種情況下，當我們完全理解它時，“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對其進行仔細分析，通過執行證明其真理性的操作，使定理以其自身的完滿性呈現出來。”將只能被體驗的具體現實，與不可避免地壓縮或重新包裝真理的表征區分開來，這一前提構成了胡塞爾構建其體系的基本洞見。

現象學雖不如精神分析學那般為主流所熟知，但這兩種思想流派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兩者均由成長于奧匈帝國同化猶太家庭的知識分子——胡塞爾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20世紀初創立。作為臨床醫生的弗洛伊德和作為康德主義邏輯學家的胡塞爾，都致力于理性探究的方法。但現象學與精神分析學都從根本上挑戰了啟蒙運動關于人類（在其最佳狀態下）和世界（在我們可理解范圍內）是理性的這一觀念。它們以不同的方式質疑理性作為一種智性原則的連貫性。

例如，拿一句自稱有理性依據的普通陳述來說：“天空是藍色的”、“我是你的父親”、“兩條平行線永不相交”等等。胡塞爾和弗洛伊德并不從字面意義看待這些觀察，而是將其視為表層效應。換言之，這些陳述之所以顯得理性，是因為它們給人一種虛假的印象，仿佛它們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我們普通的人類驅動力和經驗。對弗洛伊德而言，這與過去有關：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都在不知不覺中重復早年的戲劇。無論我們編造什么理由或解釋，無論我們意識到多少，當我們行動時，我們遵循的是嬰兒邏輯。與此同時，對胡塞爾來說，關鍵在于當下的時刻，即體驗。起初，他的觀點似乎僅在于老生常談地指出我們都通過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但其深刻之處在于他試圖用系統的術語描述個人體驗，并對日常理解提出批判。天空實際上很少是藍色的，“父親”這個詞的含義，對于3歲或53歲的人來說截然不同。

在現象學家看來，我們在粗心大意時可能稱之為對事物的客觀描述，實際上是我們為了構建一個共享且一致的世界圖景而使用的速記法。當談論像情感這樣難以言表的事物時，這一點更為明顯。然而，現象學基于這樣一個觀點：無論我們談論什么，都無法完全捕捉它。即使是一把椅子或一張桌子，你看得越久，它們就開始展現出新的屬性：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捕捉光線，暴露出它們是由特定人手制作的木頭這一本源，等等。現象學認為，我們通常所理解的主觀性和客觀性將這兩個術語搞反了。通常，我們將個人的東西視為通過主觀，并想象對事物的共同系統描述是客觀的。事實并非如此。客觀性是我們與客體相遇時在個人體驗中發現的；主觀性則是我們為了理解體驗而強加于其上的術語和聯想的抽象。

政治覺醒與反殖民批判

整個1940年代，陳德草都在試圖詮釋這一體系。1942年，他在巴黎高師提交了關于胡塞爾的論文。1944年，他前往比利時魯汶收集胡塞爾的一些未出版手稿并將其偷運回巴黎。隨后幾年，陳德草將這些手稿保存在家中，同時將論文改寫成一本關于胡塞爾哲學的專著。

1940年代，陳德草越來越深入地參與政治。自19世紀中葉以來，法國一直是該地區（當時稱為印度支那，包括現代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的殖民統治者。二戰期間，日本入侵并占領了該地區。1945年日軍撤離時，胡志明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力量越盟抓住機會，宣布獨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由此引發了一系列事件，導致了法國與越盟之間長達八年的戰爭。二戰結束時，陳德草已是法國境內反殖民越南獨立運動的主要發言人。隨著法國政府對該運動的打壓，他成為了目標。

1945年底，就在勒克萊爾將軍（General Leclerc）率領法軍登陸西貢的同時，陳德草在巴黎被捕入獄。這次逮捕在他高師的同胞中引起了分歧，支持他對抗法國政府的力量未能完全凝聚。在獄中，陳德草撰寫了關于這場沖突的多篇文章中的第一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發表在由薩特、梅洛-龐蒂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創辦的知識分子雜志《現代》（Les Temps modernes）上。陳德草后來將這就篇題為《論印度支那》（On Indochina）的文章描述為“存在主義的”，它后來對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產生了關鍵影響。陳德草的《論印度支那》預見并闡述了法農最重要的觀點之一：我們通常理解的普世理想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討論中是不恰當的，因為“被殖民”恰恰意味著被放逐于西方的普世性之外。

《論印度支那》（1946）不僅具有歷史意義——陳德草不僅主張殖民地獨立，還試圖解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視角之間的鴻溝，如何使得雙方無法在共同術語上進行辯論或理解對方的觀點。他提到了“一種根本性的誤解，任何解釋都無法消除，因為所有的表達都被以與其發音意圖相反的意義所理解。”

在法國人眼中，所謂的安南人（Annamites，當時對印度支那越南人的稱呼，陳德草在文中也如此使用）并不算是真正的法國人。但由于他們所屬的社群是前現代和前殖民的，他們也不完全算是一個擁有自主權利的民族。對于善意的普通法國人來說，他們需要現代化，需要恰當地融入國際社會。當然，安南人對此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自己屬于一個被外國勢力占領并被其奴役的民族。“當一方說‘自由’或‘進步’時，”陳德草寫道，“另一方聽到的是‘法國體制內的自由’或‘法國體制內的進步’，因此，越南若要獲得自由，首先必須留在該體制內，必要時甚至通過武力。”自由和進步的概念預設了越南應該成為一個擁有相應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西式社會。在某種程度上，由于缺乏這一點，它可能被歸類為需要西方幫助——這可能意味著西方控制——的欠發達社會。陳德草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從理論上闡述西方帝國主義語言和文化如何建立在對被歐洲殖民民族的抹殺之上的思想家。

陳德草關于詞匯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意味著截然相反事物的另一個例子集中在“背叛”（trahison）一詞上，這描述了一種與他自身經歷相似的情境。從殖民者法國人的角度來看，他說，一個突然從被壓迫階級中被提拔出來，享受當權者所有利益和特權的知識分子，“現在是（精英）的一員，如果聲稱要回到被剝削階級一邊，就是犯了背叛罪。”

然而，殖民者的觀點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這樣的人是，并且已經認為自己是其祖國的公民：在這種情況下，是越南。陳德草認為，像他這樣的某些越南知識分子，從他們自己的角度所經歷的，是殖民者在賦予一系列特權的同時要求其效忠。換句話說，這是一種不光彩的賄賂。他指出，享有特權的被殖民者的反抗和對立不僅是不可避免的：對他們來說，這是唯一光榮的道路，因為“為了個人利益而拋棄自己的同胞，正是‘背叛’這一概念的定義。” 陳德草實際上是在聲稱，法國正在培養一個本土告密者或效忠者階級。

決裂與回歸

整個1940年代，陳德草作為身處法國體制頂層的越南哲學家的身份張力，似乎對他造成了越來越重的負擔。這種負擔開始影響他與法國知識分子的關系。他對巴黎的哲學圈感到幻滅，他的激進主義將他引向了更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觀點。1948年，他為《現代》雜志撰寫了題為《其真實內容中的精神現象學》的文章，對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關于黑格爾的（至今仍）具影響力的闡釋進行了批判性評論。

科耶夫關于黑格爾的講座當時在巴黎知識界引起轟動，陳德草本人認為這篇評論標志著他與法國哲學界的決裂。本質上，陳德草的批評在于科耶夫將黑格爾的自然與精神（即整體世界與其中涌現的人類意識）之間的關系神秘化，從而為神學解釋留下了后門。對陳德草而言，經馬克思重新詮釋的黑格爾辯證法，是展示心智如何作為生物與其環境互動產物的有力手段。陳德草通過將其置于更廣泛的生物學理論框架中，捍衛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歷史本質上是生產史的觀點，聲稱意識和心智是從有機體與其周圍環境的中介中發展而來的。陳德草描繪了一條從最小生物群落到人類的進化發展上升軌跡，其中更復雜的意識水平源于諸如自我移動或使用工具等生物特征。

1950年，在他關于科耶夫的文章發表兩年后，陳德草與薩特的爭端爆發了。正如與科耶夫的情況一樣，陳德草認為與薩特的分歧既是政治的也是哲學的。從1940年代到80年代，法國哲學試圖在美國和蘇聯之間、在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開辟“第三條道路”。然而實際發生的卻是法國知識精英的緩慢“去馬克思化”，逐漸淪為美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傳聲筒。陳德草似乎很早就領悟到了這一切，部分原因是他從未相信過“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

從1980年代的有利位置回顧戰后時期，陳德草后來描述了“馬歇爾計劃的突襲攻勢以及將共產黨部長從西歐政府中清除”如何讓他和其他人面臨非此即彼的選擇：“面對殖民帝國主義的崛起，我只能選擇馬克思主義。” 當然，這暗示了他的同行們默許選擇了資本主義。陳德草在哲學立場上與薩特展開斗爭：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個人還是集體？這兩者及其思想之間的爭論匯聚于陳德草的代表作《現象學與辯證唯物主義》，該書是其1942年論文的大幅修訂版，于1951年出版。

《現象學與辯證唯物主義》被認為是陳德草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一代法國學生和思想家（包括雅克·德里達、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和保羅·利科）了解胡塞爾體系的最重要入門讀物。《現象學與辯證唯物主義》在哲學上的重要性在于陳德草的論點：現象學體系最終會自我瓦解。陳德草認為，要在智性上超越這一悖論，我們需要放棄現象學，轉向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并聲稱自然和社會發展（而非體驗）是理解世界和人性的最佳哲學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書也是作者在1940年代政治和思想轉變的記錄。起初是對胡塞爾體系的闡述，后來變成了試圖利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框架來強調并超越其弱點的嘗試；讀起來就像兩本書合二為一。

在陳德草看來，胡塞爾的現象學體系本質上是有缺陷的，因為為了避免理智抽象，它建議回歸“體驗”——但這本身就是一種抽象。對陳德草而言：“被體驗的僅僅是實際真實生活的一個抽象方面”，后者包含“自然通過生物進化和人類歷史意識到自身的真實運動。” 換句話說，體驗不僅僅是我們產生思想的隨機流；它是我們生活的生物和歷史條件的產物。胡塞爾展示了人們關于世界的概念如何來自他們的體驗，但這些體驗本身也有來源。人類心理學，如果被理解為研究個體如何形成關于自身和世界觀念的學科，那就是人類進化和社會歷史的一個子學科。在陳德草看來，胡塞爾將笛卡爾式從個體意識角度進行哲學思考的方式推向了極致。但他的錯誤在于將純粹無形式的體驗視為哲學探究的終極區域，并聲稱其他一切都建立在其上。對陳德草來說，這意味著盡管胡塞爾不情愿，但他無法避免陷入唯我論，即個人的視角實際上變成了宇宙的中心。

在《現象學與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二部分，陳德草旨在提供一條超越他所揭示的胡塞爾唯我論的路徑。因此，陳德草為人類境況的全面唯物主義解釋提供了基礎：物種的發展、歷史和文明的軌跡、個體人類的形成，以及這些認識論層級之間的關系。這一闡述深入探討了人類進化和兒童心理學。在他的著作中，陳德草接受并代表了他從19世紀歐洲繼承的西方中心、人類中心、目的論的歷史觀：事物不知何故從最早的農民發展到古希臘，然后是中世紀，最后進入資本主義。在其最佳狀態下，陳德草的《現象學與辯證唯物主義》是一次認真接觸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度的嘗試：它不僅僅是一個社會政治議程，而是一個關于存在和人性的雄心勃勃的闡述。

《現象學與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二部分不太成功。它有時陷入了陳德草在別處曾強力警告過的樸素唯物主義，以純粹機械的方式看待世界，缺乏意識的奇跡和本質。

尾聲

完成《現象學與辯證唯物主義》后，陳德草離開法國前往越南。他的余生充滿了動蕩和悲劇。1956年，在他回到越南幾年后，隨著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發表秘密報告，共產主義政權開始容忍異議聲音。逐漸地，知識分子中形成了一種諷刺和批評政權的文化，最著名的是兩本分別名為《人文》（Nhan V?n）和《佳品》（Giai Ph?m，陳德草為其撰稿）的雜志。這就是今天所知的“人文-佳品”事件，結果是國家查封了雜志并懲罰了相關人員。1958年，陳德草被迫公開進行自我批評，并被送往河內附近巴維山（Ba Vì）腳下的農場接受再教育。

陳德草之后的知識分子生涯與其說是一條軌跡，不如說是一系列被中止的行動和與命運的抗爭。當他終于在1991年回到法國時，他就像一個幽靈：“我們談得越多，”一位在那期間見過他的人說，“我就越不知道我們的對話與夢境或噩夢有何區別。” 陳德草于1993年在巴黎去世，享年75歲，留下了數千頁未出版的手稿。

無論是在哲學上還是生活中，陳德草都是一個悲劇人物。他關于現象學的著作仍然是對胡塞爾體系范圍和局限性最清晰的評估之一。但他的思想遺產遠不止于此。盡管法國給予了他教育和特權，陳德草拒絕對他感到歸屬的越南人民犯下任何類似“背叛”的罪行。

相反，他致力于他們的事業，包括在思想層面，他對自由主義普世語言的后殖民批判以及他對被殖民者視角的分析影響了后世幾代人。陳德草最大的長處在于他努力將哲學的、政治的和個人的東西結合起來，并試圖以某種一致性來組織這一切。但這不僅是他的弱點，在最糟糕的時候，這使他變得教條。

這也是他回到越南并遭遇毀滅的原因。陳德草的生活和工作讓我們直面一些最艱難的主題：我們是什么樣的生物？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世界是什么？我們應該如何生活？這些問題在今天同樣緊迫，答案也同樣難以尋覓。

作者

Rory O’Sullivan 擁有都柏林三一學院古典哲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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