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的南京路,幾位當年參加過淞滬會戰的老兵湊在茶攤旁,你一言我一語地回憶那場血戰。“如果那年我們再快三天,虹口的日軍早被端掉。”一句半帶遺憾的話,把人們拉回到十二年前的1937年8月。淞滬會戰的勝負究竟有沒有翻盤空間,這個問題至今仍讓許多從戰火里走出來的人念念不忘。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聲打碎了北平的夜色。蔣介石本想集中兵力固守華北,卻很快發現局面不受自己掌控: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難以獨撐,韓復榘的山東部隊又讓人不放心。要想把主動權握在手里,就得換個地方開火,上海因此被推到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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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的上海駐有三千余名日本海軍陸戰隊,他們依賴公共租界的庇護,并沒有立刻擴軍。相比之下,第九集團軍的八萬余人悄悄滲進了閘北、虹橋一線,表面還是保安隊服裝,暗地卻已枕戈待旦。8月9日下午,大山勇夫闖進虹橋機場的那輛小汽車撞上了警戒哨,雙方推搡幾句,槍聲響起,一樁“意外”就此點燃導火索。
8月13日上午9時,滬西上空傳來轟鳴,空軍中隊的“霍克”戰機在虹口上空投下第一批炸彈,九十余門野炮隨后開火。對中國方面而言,這是一次冒險的先手打擊,目的是趁著日軍援兵未至,把海軍陸戰隊壓回碼頭。短短三日,中國軍隊攻入虹口、楊樹浦一帶的街巷,幾度逼近日本司令部。曾參與突擊的八十八師營長后來回憶:“再給我兩團迫擊炮,司令部那堵墻就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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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此刻的東京并沒拿定主意。石原莞爾堅持“滿蒙優先”,陸軍參謀本部猶豫是否擴大正面。海軍卻緊盯上海的經濟命脈,不斷催促增援。正因陸海軍各打算盤,第一批援兵直到8月22日晚才在吳淞口登陸,只有一萬來人。如果中國軍隊能在此之前奪取江灣,那些增援部隊很可能無處落腳。
然而,戰線在街巷里拉長。狹窄的弄堂削弱了國軍的兵力優勢,迫擊炮、山炮難以展開,士兵只能貼著磚墻肉搏。與此同時,長江口的航道被日艦封鎖,我方補給跟不上消耗,子彈常常要靠小船夜運。時任師長孫元良焦急地電告:“彈藥只能再撐四十八小時。”正是這道補給警報,讓原本打算繼續強攻的張治中收了腳步,轉入防御。
日軍抓住喘息機會。松井石根9月初抵滬后,看準中國主力已深陷市區,立刻追加三個師團,并要求空軍晝夜轟炸陣地交叉點。到10月中旬,雙方投入兵力已翻數倍,中國方面耗掉了大半精銳師,體力與士氣均告衰竭。偏偏這時,蔣介石寄望《九國公約》能逼日本停火,下令暫緩攻勢。前線官兵一下懵了:“咱們打得正熱,為啥收手?”本來就繃緊的士氣頃刻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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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以南的灘頭成為下一幕關鍵。11月5日清晨,海風夾著細雨,日軍第十軍從金山衛突入杭州灣。那一帶原是第十集團軍的防區,可蔣介石頻繁換將,防線空當被放大,吳克仁率六十七軍頂上去時已是孤軍。三晝夜死戰,陣地反復易手,最后僅剩百余人突圍。吳克仁中將掩護部下突圍途中中彈,倒在蘆葦蕩里。由于當時種種派系猜疑,他的事跡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被正名,這段曲折幾乎埋沒了一個軍長的犧牲。
日軍在杭州灣站穩腳跟后,第三面包圍圈隨即張開,淞滬正面七十萬大軍被迫撤退。11月12日夜,奉命后衛的八十七師邊打邊退,卻苦于水網阻隔,潰散的人流堵在青浦、吳江一帶。指揮系統此時已無法下達統一口令,前線數萬人依靠地方船只拼命泅渡,隊形亂成一鍋粥。十天后,南京保衛戰被迫提前上演。
試想一下,如果當初的十天攻勢能更堅決一些,若補給線再穩一分,江灣司令部失守極可能令日軍放棄繼續增兵;而國際社會在看到日本的被動后,或許會更傾向調停。換言之,淞滬會戰不是完全沒有勝算,它被多重因素慢慢稀釋:巷戰環境、后勤瓶頸、統帥層的搖擺以及日軍的后續決心,每一環都把那條本就狹窄的勝利縫隙再抻大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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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淞滬會戰給國民政府留下的經驗教訓極其深刻。兵力優勢如果無法轉化為火力與合成作戰能力,就容易被城市地形削平;指揮鏈若不穩定,精銳部隊也會失去節奏;戰略目標若隨外部態勢搖擺,前線犧牲往往只換來半途而廢。回望整場戰役,中國并非毫無機會,但任何一次戰略豪賭,都需要滴水不漏的準備和一錘定音的意志。
殘酷的是,歷史不會給第二次彩排。虹口的舊倉庫早已拆除,黃浦江畔摩天樓林立,那些在街角激戰的年輕人卻永遠停在了1937年的秋天。如果讀者再問一句“有沒有打贏的可能”,答案只能是:存在,卻極其脆弱,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碎成滿地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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