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饑荒少于中國原因：被隱藏的太深，西方歷史果然可疑

歐洲史書里的詭異沉默：為什么餓死幾百萬人，連個響聲都沒有？

公元10世紀的一個清晨，法蘭克王國的農奴皮埃爾正趴在地里，像捧著祖傳寶貝一樣，把手里最后一袋小麥種撒進土里。

這哥們兒其實心里清楚，按照當時歐洲那個慘到姥姥家的1:4收成比，這袋種子撒下去，哪怕老天爺賞飯吃，明年收回來的糧食也就剛夠一家人餓不死。

更諷刺的是啥呢？

就在離他不遠的城堡里，此時此刻正在開那種特豪華的宴會。

吟游詩人撥弄著琴弦，在那兒玩命歌頌騎士的榮耀和貴族的高貴血統，但這幫人嘴里，對皮埃爾這種占據了人口90%以上的農奴的肚子問題，哪怕一個字都沒提。

這就導致后來很多人看歐洲史，總有種錯覺：覺得古代歐洲那是流淌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好像除了那場誰也躲不過的黑死病，老百姓很少因為單純的“餓”而造反。

反觀咱們中國史書，動不動就是“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看著就嚇人。

有人就說了：“看來還是歐洲生活好啊。”

這簡直就是被史料的幸存者偏差給忽悠瘸了。

這種史書上的“詭異沉默”背后，其實藏著一個冷得讓人骨頭縫疼的真相。

歷史從來只記錄城堡里的酒杯，不記錄泥地里的餓殍。

咱們得先扒一扒那個時代的硬指標。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世紀早期的歐洲，種地簡直就是一場豪賭。

據后來的學者考證，那時農民種下一顆種子，最好的情況也就收回四顆，有的地方甚至慘到1:2。

這啥概念？

這就是個讓人絕望的數學題：你得扣除明年留的種吧？

再扣除交給領主和教會那雷打不動的什一稅，剩下的那點兒玩意兒，能讓人活過冬天簡直就是神跡。

這事兒吧，說到底還是吃了技術的虧。

這里不得不提一個西方敘事里經常避而不談的“技術斷層”。

咱們中國在春秋戰國那會兒，液態生鐵鑄造技術就已經玩得很溜了，流水線生產鐵農具那是基本操作。

可同一時期的歐洲鐵匠呢？

還在圍著那種一次性的小爐子，哼哧哼哧地敲打著像海綿一樣的“塊煉鐵”。

這種鐵雜質多、硬度低，關鍵是產量還少得可憐。

這就導致了一個很奇葩的現象：在歐洲很長一段時間里，鐵是貴金屬。

直到中世紀晚期，一個普通莊園里的鐵犁、鐵鋤頭依然是稀罕物，晚上甚至要被領主鎖進庫房，生怕被人偷了去打兵器。

沒有趁手的家伙事兒，再加上那種只能在土表層“蹭癢癢”的輕犁，歐洲那大片大片的黑土地根本就沒法深度開發。

土地產出低，人口承載力就弱得跟紙糊的一樣。

稍微來點氣候波動，對底層農奴來說就是滅頂之災。

但在那個根本沒有話語權的年代，他們悄無聲息地死在田埂上，就像深秋的落葉歸根一樣自然，壓根就不夠資格被記入那由貴族壟斷的羊皮卷里。

當然了，比技術落后更可怕的，是制度性的人禍。

在中國，自從秦朝搞了大一統，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那不光是道德綁架，那是國家制度。

特別是漢宣帝搞的那個“常平倉”，簡直就是古代版的國家戰略儲備，專門用來平抑糧價、備荒救災。

雖然執行起來也有貪官污吏，但至少這套系統是在運轉的。

但在古代歐洲，情況完全是另一碼事。

那里搞的是那種極度碎片化的封建領主制。

大家應該都聽過那句名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這話說白了，就是一個致命的行政黑洞：權力的原子化。

整個歐洲被切成了無數個這種封閉的小莊園，每一個莊園都是一座孤島。

這就很要命了。

一旦某個莊園遭了災，哪怕隔壁領主家的糧倉都快爆了，國王也沒權力下令調糧救濟。

因為那是人家的私產，國王的手伸不進去。

這種制度下的饑荒，往往是靜悄悄的。

沒有大規模流民暴動，因為農奴被死死束縛在土地上，跑都跑不掉；沒有跨區域的賑災，因為行政權力根本穿透不了領主那厚厚的高墻。

這種“各管各媽”的制度下，餓死人就像深秋落葉一樣自然，根本不算個事兒。

這種碎片化的權力結構，還帶來了一個讓人頭皮發麻的副產品：永無止境的私戰。

大家可以腦補一下，把春秋戰國的諸侯混戰持續上一千年是什么概念？

古羅馬解體后的歐洲，就陷進了這種死循環。

大大小小的領主為了爭地盤、搶人口、搶財富，天天打，月月打。

這仗一打起來，最倒霉的還是種地的。

戰爭不僅直接把莊園的生產力給廢了，更切斷了本來就脆弱得不行的貿易路線。

在那個戰亂頻發的年代，糧食它不再是商品，那是戰略物資，誰也不肯拿出來流通。

這舊進一步加劇了底層的饑餓。

可是呢，你看西方的那些歷史書，寫的全是啥？

全是騎士的英勇、城堡的攻防，要么就是家族之間亂七八糟的聯姻。

至于那些在行軍路邊餓得皮包骨頭的農奴？

對不起，他們只是戰爭背景板上那一抹模糊的灰色，連個名字都不配有。

所以，當我們現在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時，不僅要問“發生了什么”，更得問一句“什么沒被記錄”。

歐洲之所以顯得“鮮有饑荒”，恰恰是因為他們缺一個統一的、負責任的中央政府去統計這些爛事兒。

教會偶爾出來施個粥，那更多的是一種宗教儀式，感動一下自己，跟系統的社會保障壓根不沾邊。

因為只有覺得這事兒歸我管，甚至覺得“天災是君主失德”，史關才會鄭重其事地把它寫下來，好警示后人。

歐洲那段漫長的、看似沒有饑荒記載的歲月，本質上就是一段底層人民徹底失語的悲慘歷史。

至于那個叫皮埃爾的農奴，他終究沒能熬過那個冬天。

第二年春天，吟游詩人依舊在城堡里歌唱著英雄的傳說，而皮埃爾的骨頭，早已化作了滋養下一季小麥的肥料，無聲無息。

參考資料：

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商務印書館，2004年。

奇波拉，《歐洲經濟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

喬治·杜比，《中世紀早期的戰士與農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