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即規則=沒有規則

2026一開年，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就開啟了“狂飆”模式，密集實施一系列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行徑，引起國際社會一片嘩然。

1月8日，特朗普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更是直言，“作為美國總統，我不需要國際法，唯一能限制我的是我自己的道德標準”。

這番話歸結起來就是四個字：我即規則。而在一個不存在圣人的世界里，“我即規則”就等于“沒有規則”。

特朗普接受《紐約時報》記者專訪。

挑戰底線，頻頻越界。

一段時間以來，特朗普在所謂“自己的道德標準”指引下，在全球多個領域同時發難，打出了一連串駭人聽聞的“亂拳”“怪拳”“重拳”。

頻繁發起軍事打擊。

自去年12月19日起，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和敘利亞政府授權的情況下，美軍以“反恐”為名，對敘利亞中部地區發動了多輪“鷹眼打擊行動”。

遭遇美軍轟炸的敘利亞城市。

隨后，特朗普以“政府迫害基督徒”為由，下令空襲尼日利亞西北部所謂的“伊斯蘭國”目標，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今年1月3日，美軍又發起“絕對決心”行動，突襲委內瑞拉首都并強行將馬杜羅總統夫婦從住所帶走、押往美國。

公開數據顯示，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已對全球七個國家發動軍事打擊，實施海外空襲行動至少626次，密集程度再創新高。（另見本號文章突襲：特朗普二任海外用兵的主要模式）

從亞洲、非洲到拉丁美洲，特朗普的軍事行動嚴重違反國際法，本質上就是肆意妄為、想打就打的侵略行徑。

隨心所欲干涉內政。

不干涉他國內政是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然而特朗普政府卻完全無視這一準則，頻繁干涉他國內部事務。

去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公然違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一個月內連續推出兩筆對臺軍售，企圖加速“武裝臺灣”“榨干臺灣”。

其中，12月17日宣布的軍售計劃總額更是高達111.054億美元，創下了1979年美出臺所謂“與臺灣關系法”以來單筆對臺軍售的最高金額。

近期，伊朗爆發近年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波及范圍最廣的內亂，國內形勢十分嚴峻。

特朗普趁機對伊發難，試圖運用經濟戰、心理戰、軍事戰、反恐戰等多種手段，顛覆伊朗政權，進而重塑中東地緣格局。

肆無忌憚爭奪航道。

特朗普將關鍵航道與航行自由視為維系全球霸權的命脈，為此不惜突破國際規則，試圖用單邊行動鞏固并擴張美國的“海上霸權”。

1月7日以來，美國以涉嫌違反制裁法令為由，在公海海域武力追擊、攔截扣押了十余艘懸掛第三國國旗的大型商業油輪。

美國將國內法效力強行延伸至公海，并以軍事力量強制執行單邊制裁措施，粗暴踐踏了國際法公認的“航行自由”原則。

被美國強行扣押的“貝拉1”號油輪。

與此同時，特朗普多次公開宣稱，美國將通過出資購買、簽署協定、軍事搶奪等途徑“擁有”整個格陵蘭島，進而全面掌控北極地區的關鍵航道。

退群毀約近乎瘋狂。

二戰后，人類社會構建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

重返白宮以來，秉持“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愈發將多邊主義視為推行全球戰略的障礙，開始瘋狂地退群毀約。

1月7日，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宣布退出66個國際組織與協定，涉及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多邊治理、公共衛生等領域，規模堪稱史無前例。

從“零散退群”到“系統拆臺”，特朗普掀起的新一輪“退群潮”不僅公然違背國際法與國際承諾，更從根本上侵蝕了全球多邊治理體系的根基。

霸權思維，強權邏輯。

特朗普一系列野蠻霸道的行徑，既是“美國優先”異化為“美國唯一”霸權邏輯的集中體現，也是國際關系從“規則至上”向“實力至上”退化的現實寫照。

“大國主導”的秩序觀念。

與冷戰后美國通過構建和主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來維系全球霸權不同，特朗普認為，現行國際規則正日益成為束縛美國的“緊身衣”。

在他看來，真正能夠參與全球博弈、劃分世界格局的，應該是具備絕對實力的少數大國，國際秩序應取決于主要大國通過實力博弈達成的“交易性共識”或“權力契約”。

因此，特朗普主張美國徹底回歸純粹的實力政治邏輯，憑借在軍事、金融與科技領域的壓倒性優勢，獲得與之相匹配的國際聲譽與影響力。

“干預主義”的行為模式。

地產商出身的特朗普，奉行“利益至上”，篤信“強權邏輯”，慣用“交易策略”，習慣并享受將商業邏輯、商戰經驗應用于國家治理。

作為極致的現實主義者，特朗普大肆推行“新型干預主義”，不再注重美式價值觀的全球輸出，而是追求以最小的戰略成本、更具壓迫力的行動策略，攫取最大的現實利益。

這種全新的對外干預模式，本質上是將國際關系徹底“交易化”，把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等各國的核心關切，置于美國的單邊議價框架之下。

“我即規則”的道德異化。

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特朗普拋出了“自己的道德標準”這一全新理念，再次將國際關系中的“道德相對主義”推向新的高峰。

照此邏輯，強權國家領導人可以完全依據個人判斷來定義是非對錯，而無需受制于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道德與法律準則。

這種將一國私利、一人之見凌駕于國際公義之上的霸凌邏輯，不僅與國際社會普遍擁護的多邊原則根本對立，更嚴重侵蝕了各國互信合作的道德基礎。

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所言：“權力的極致運用，往往是權力開始衰落的標志。”

特朗普“我即規則”的狂妄言論，或許正是美國霸權盛極而衰的歷史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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