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慶端溪書院得名考辨

端溪書院始建于明萬歷元年（1573），由江西豐城人李材在任嶺西道僉事期間，于兩廣總督殷正茂的支持下，利用官署舊址創立。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因兩廣總督府駐節肇慶，書院獲擴建并成為省級教育中心。書院采用單軸式五進院落建筑布局，曾獲雍正皇帝欽賜辦學經費，先后由全祖望、林召棠等34位進士擔任山長。光緒三十一年（1905）改制為肇慶府中學堂，存續332年，被譽為廣東四大書院之首。

然而，作為廣東四大書院之一的端溪書院，其“端溪”之名的由來卻歷來眾說紛紜。由于歷史文獻中“端溪”一詞具有多重指涉，甚至在同一典籍的不同語境中含義各異，使得書院得名之源成為一樁學術公案。

通過梳理方志典籍，可將“端溪”的含義歸納為以下五類：

（一）德慶大沖河

此為最早的“端溪”。嘉靖四十年黃佐所著《廣東通志》卷十四《輿地志二》記載：“（德慶州）東十里有端溪，其源出金林鄉，經太平入于錦水，形勢百折，近于端山，故名。”此處明確指出，這條位于德慶縣城附近的大沖河，因臨近端山而得名“端溪”。

（二）端溪縣

漢代元鼎六年（前111年），朝廷平定南越后，置蒼梧郡，下轄端溪等十縣，其縣治位于前述大沖河（端溪）水口，縣名亦因此而來。嘉靖《德慶志》卷二《事紀》載：“元鼎六年冬十月，路博德、楊仆滅南越，置蒼梧郡及端溪等縣。《漢書》：縣十，廣信、謝沭、高要、封陽、臨賀、端溪、馮乘、富川、荔浦、猛陵。”明洪武九年（1376），端溪縣被撤銷，其轄區并入德慶州，該地名自此成為歷史。

（三）西江

西江被稱作“端溪”的時間不晚于唐代。唐代著名詩人沈佺期在《峽山寺賦（并序）》中提及的“端溪妙境”，所指便是西江。萬歷《肇慶府志》卷之七《地理一》對其得名緣由與流域走向有詳細記載：“南為大江。在府城南。源出夜郎豚水，徑牂牁郡為牂牁水，至郁林郡廣郁縣為郁水，合麗江，至桂平合柳江、龔江，至藤州合繡江，至蒼梧合漓江，至封川納臨賀之水，過德慶至肇慶城南納新江，出羚羊峽會北江入海。亦名西江，以水自粵西來也。又名端溪，本出德慶，近于端山，故漢以名縣。下流肇慶，故又以名江。猶南海大川稱郁水也。端州得名以此。”可見，西江因流經德慶端山附近，且其下游途經肇慶，故而獲“端溪”之稱，這一名稱也成為端州得名的重要淵源。

（四）肇慶雅稱

宋代《方輿勝覽》中將肇慶府的“郡名”記載為“古端”“端溪”“高要”，自此“端溪”逐漸成為肇慶的雅稱。明崇禎年間，東莞人盧原所作《重游端溪石室》一詩中，“端溪”一詞便代指肇慶，可見這一雅稱在明代的流傳。

（五）端溪門

肇慶城南門在宋代至明初期間名為“端溪門”，成化十一年（1475年），該門更名為“南薰門”，“端溪門”這一名稱隨之廢棄。

萬歷元年（1573年）李材創建端溪書院時，“端溪”的上述五種釋義中，部分已可明確排除。首先，端溪縣已于明洪武九年（1376）撤并，端溪門也已于成化十一年（1475）更名，二者在書院創建時均已不復存在，不可能成為命名依據。其次，德慶大沖河距肇慶達兩百里之遙，且僅為德慶州內小溪流，將書院命名于一處偏遠且影響力有限的溪流，缺乏合理性，可能性極低。因此，書院之“端溪”，僅可能源自西江別稱或肇慶雅稱這兩種釋義。

在梳理相關史料之初，筆者曾傾向于“肇慶雅稱”之說，但通過系統查閱各版《肇慶府志》及相關文獻發現，萬歷《肇慶府志》及更早的嘉靖四十年《廣東通志》均明確將西江稱作“端溪”，同期文人詩作中的“端溪”亦多指代西江，足見這一稱謂在萬歷元年之前已形成固定慣例。再結合同期另一座著名書院——崧臺書院的背景，最終確定端溪書院之“端溪”實指西江。

崇禎《肇慶府志》中“崧臺書院”

元代至正年間，月心僧于肇慶城東石頭岡頂結庵居住，名“石頭庵”，后日漸荒廢。明宣德六年（1431），肇慶知府王罃在其原址改建為崧臺書院；正德七年（1512），知府程杲重修書院并增建齋舍，書院格局與功能逐步完備；嘉靖初年，此地一度改為東隅社學，后社學遷移，舊址復歸書院；嘉靖二十五年（1546），知府胡純進一步擴建，增筑崇文閣及兩側號舍，書院規模顯著擴大；崇禎十四年（1641），兩廣總督張鏡心會同高要知縣蕭琦將其改建為閱江樓，供水師檢閱；明末清初，樓院損毀，順治十四年（1657），清廷在兩廣總督王國光主持下，于閱江樓右側重建書院。

崧臺書院在明代聲名卓著，如都御史王大用、肇慶知府李寵、岳州通判區大樞等就有以“崧臺書院”為題的詩作。嘉靖年間，兩廣總督吳桂芳還親自選拔學子入書院學習，由官府提供食宿，并親自考核學業，可見其在當時嶺南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而崧臺書院之“崧臺”，即肇慶七星巖中的石室巖，又稱作定山，是明代肇慶山川的核心代表之一。

在明代的文獻記載中，肇慶自然景觀中“山”的代表是崧臺（石室巖、定山），“水”的代表則是端溪（西江）。梁致育在正統《肇慶府志序》中寫道：“回視端溪崧臺，若浚而深，若培而高，而風土民物亦為之改觀矣，吾郡之乘，豈不偉乎？”何喬新在成化《肇慶府志序》中亦言：“其山則有石室、銅鼓、頂湖之雄峻，其水則有端溪、陽江、龍池之澄深。”其《披云樓記》中也描述：“崧臺石室環其旁，而端溪大江縈紆其下。”成化年間吳節所撰《重修肇慶府儒學記》也有“端溪洋洋，崧臺峩峩”的記載，嘉靖四十年《廣東通志》卷二《圖經下》載：“（肇慶府）領州一縣八，其山定山，其水端溪。”這些文獻均印證了“端溪（西江）”與“崧臺（石室巖、定山）”在明代肇慶山水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二者構成了肇慶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觀。

嘉靖四十年《廣東通志》

萬歷元年（1573）李材創建書院時，崧臺書院已存在百多年，且聲名遠播。李材將新建書院命名為“端溪”，取義于西江，正是與崧臺書院形成“山（崧臺）水（端溪）呼應”的文化意象，既契合了明代肇慶的山水文化認知，也使兩座書院在名稱上形成自然景觀唱和，體現了命名者對地方文化的深刻理解與傳承。

此外，有觀點提及爛柯山下的小溪流可能是“端溪”的另一所指，但筆者查閱明清各版《廣東通志》《肇慶府志》《高要縣志》及《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等文獻典籍，均未發現將該小溪稱作“端溪”的記載。這一說法僅見于清代部分端硯專著（如乾隆二十六年成書的《端溪硯志》），且清后期彭泰來所撰《考端溪》一文，僅將西江與德慶大沖河列為“端溪”的兩種釋義。由此可見，爛柯山下小溪被稱作“端溪”的說法得名較晚，且未形成廣泛共識，不可能成為明代萬歷元年端溪書院命名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