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王牌特務，藏匿農村9年成勞模，領導下鄉發現：這小子有問題

1957年臘月二十八，萍鄉安源鎮九荷村的夜色被鞭炮聲撕開，滿街紅光閃爍。就在同一條泥路上，一個披著羊皮襖的中年漢子推著自行車從供銷社出來，油燈照在車圈上，亮得扎眼。村口的老支書看著他的背影，忍不住嘟囔一句：“玉成這家伙，渾身透著城里人的精氣神。”這句隨口的話，為之后的抓捕埋下了伏筆。

時間往回撥，1931年4月24日，上海西郊。顧順章的失守，像一陣狂風，將一批原本隱藏在夜幕中的名字刮進了國民黨特務處的卷宗。宋玉成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顧順章的手記上——“此子勇悍、慣用狠招，可堪大用”。兩個月后，剛滿二十歲的宋玉成，被堂叔宋惠各一道電文調到武漢，正式邁進了黨通局的院門，改名“漆玉麟”，從此刀尖舔血的生涯拉開序幕。

師父顧順章在訓練場上只說過一句話：“想活命，就得先學會別人想怎么死。”宋玉成記住了。他射擊成績從不低于九十二環，刺殺、爆破樣樣搶眼，還能一口氣背出五十多名地下黨骨干的聯絡代號。1933年春，他參與抓捕馬玉龍行動，從南昌一路尾隨到衡陽，最終在火車站把目標釘死在廁所隔間。因為這一功勞，黨通局給他發了第一把“駁殼槍”，編號7564。

抗戰結束，內戰驟起。1948年11月，重慶渣滓洞，宋玉成以審訊組副指揮的身份出現。江竹筠被押進來時，他舉著臺燈，面無表情。拷問持續三晝夜，江姐始終沉默。直到第三晚，他甩掉皮鞭，悄聲嘀咕：“骨頭是真硬。”同行特務悄悄記錄下這句話，成了后來法院卷宗中為數不多的旁證。

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宋玉成所部原想南撤，卻在安徽懷寧被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截住。短暫交火后，他被俘。審訊官讓他登記身份，他報的是“漆玉麟”。可城頭的紅旗已經舉了起來，沒人再花精力深挖。集中改編時，他自稱家住萍鄉，主動申請“回鄉務農”。這一招順勢而為，把自個兒從戰俘名冊里抹了個干凈。

回到九荷村，他又把名字改回宋玉成，扛起鋤頭，下田插秧，順手幫村醫識字，被鄉親們稱作能人。1953年全縣農業互助組評比，他人手砍完自家田的稻子，還替鄰居搶收三畝，被推上勞模榜。區里開大會，他代表發言：“我是泥腿子，不敢偷懶。”掌聲轟鳴。誰能想到，這雙長滿老繭的手，曾擰斷過幾十條性命？

有意思的是，他把早年潛伏訓練那套“減低存在感”的技巧用得爐火純青。別人下工后嘮嗑，他去鋤地；別人趕集，他去挑糞；別人操練秧歌，他在祠堂幫返鄉學生縫補行囊。這樣的“傻勁”，在農村最能博好感。1956年，人社科統計勞動力，他被列為“關鍵示范戶”，還領到一塊寫著“模范生產隊員”的木牌。

劇情的轉折點發生在1958年春節前夕。上級派范君治來九荷村掛職。范本是團級參謀，打過衡寶戰役，對特務那點路數心里有底。到村第三天，他見小伙子們試騎一輛新自行車，一個個摔得灰頭土臉。宋玉成上去，“唰”地騰空翻身，雙腳連點地面，騎得穩如平地，堪比市區郵差。范君治暗自思忖：當下農村連見自行車都稀罕，何況這種技巧？傍晚他去找治保主任程九生。程撓頭說：“宋玉成是老實人，頂多認字多點。”范不置可否，但要求調看民政科的底冊，一查，戶口登記的年齡、籍貫、兵役欄里漏洞百出。更奇怪的是，宋玉成的“復員證”印章模糊，和正規軍管會的戳型對不上。

隨后一封電報，發往江西省公安廳，又輾轉至重慶市公安局。重慶方面的檔案科翻了三天，終于在軍統特務名冊第67卷找到“漆玉麟”——出生地江西萍鄉，曾在黨通局行動三科就職，1948年參與渣滓洞策反與審訊，列為“一級戰犯待緝”。檔案邊角釘著一張微微泛黃的側面照，劍眉、薄唇，與九荷村“勞模宋玉成”如同鏡像。

臘月的爆竹聲還在山谷回蕩，萍鄉、重慶兩地公安連夜會合。行動方案寫了三頁：封路、佯裝慶典、廳堂伏擊，連替補路線都劃了雙份。大年初二清晨八點，團拜會準備開場。宋玉成提著一簍糍粑，剛踏進祠堂，袖口被兩只手扣住。他愣了三秒，只吐出一句：“認錯人了吧？”

范君治輕聲回道：“漆玉麟，跟我們走。”短短七個字，像枷鎖扣住了他最后的偽裝。村民面面相覷，驚疑參半。三十分鐘后，解送車載著他駛出村口，爆竹紙屑在車輪后飄散。

審訊持續了整整半月。案卷顯示，他直接或間接參與暗殺、抓捕的地下黨員超過一百五十人。1958年4月，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判決：死刑，立即執行。判決書送到九荷村，老支書翻來覆去看了十幾遍，只嘆一句：“沒想到呀。”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使公安部門意識到戰犯潛逃農村的復雜性。當年年底，江西、湖南、湖北聯合開展“紅網”清查行動，補錄戶口兩萬余份，抓獲潛逃特務十二人。宋玉成案成為教材，送進各省公安學校，題目就叫《典型隱匿手段與農村識別》。

九荷村后來把那塊“模范”木牌拆掉，用舊鋤頭重新做了個門檔。至于宋玉成留下的那輛自行車，據說存進了供銷社倉庫，沒人再敢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