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袁殊恢復名譽，向組織提出使用原名：我過去沒什么見不得人的

1982年初春，北京西長安街天剛蒙蒙亮。西單附近的機關大院門外，一位拄杖的老者輕輕抬頭，聲音略帶沙啞：“同志，我叫曾達齋，我想恢復本名——袁殊。”門口值班員愣住了：眼前這位面容消瘦、雙鬢斑白的老人，就是二十多年前卷入“潘漢年案”后再無音訊的那個人？

從1946年改名“曾達齋”起，他仿佛從人間蒸發。1955年春天的一紙逮捕令，把這條隱秘而曲折的生命推入漫長黑暗。二十載囹圄，世事滄桑，昔日戰友多已封功或改行，身影模糊。直到1977年，他戴著深色呢帽走下北京到武漢的列車，與許久未見的兒子曾龍隔窗相認，卻不知如何開口敘舊。

這份難言的沉默，要追溯到1911年。那年十月，湖北孝感一戶書香人家添了男丁，取名袁學易。家道中落，小小年紀便隨母親奔滬謀生。印刷廠的油墨味熏黑了指甲，卻點亮了求知的欲望。12歲，他幸運考進立達學園，結識一群思潮激進的同伴，熱衷無政府主義，驚世駭俗。

五卅慘案的槍聲響起，上海街頭人潮洶涌，他高舉布標，血氣方剛。也是那一年，他為自己取了個新字——“袁殊”，意在“殊途亦可同歸”。不久北伐軍東進，父輩舊識胡飽一將他招作隨營秘書。十里洋場驟然遠去，兵營號角聲聲，卻很快被“四一二”的槍火掩埋。清黨風暴把他推回上海，也逼他重新尋找方向。

命運的拐點出現在1931年10月。靜安寺路口那家咖啡館，昏黃燈影下，潘漢年俯身低語：“愿不愿意為黨做一件大事？”沒多久，袁殊成為中央特科的一員。為了滲透敵營，他必須放下左翼文人的光環，遠離昔日同道，甚至在檔案里“消失”。自此，灰色成了他最合身的外衣。

最初摸不著門路，差點打退堂鼓。忽然，他想起黃埔出身的表兄賈伯濤。一次家宴后，賈伯濤把他帶去拜見中統上海站頭子吳醒亞。年輕的袁殊一口流利日語、拿得出手的新聞從業證，順勢打入中統。內部有人笑他“兩面人”，他只笑不語——暗線越細，越要擺動。

1932年滬淞口炮火剛歇，日本駐滬副領事巖井英一注意到這位“中國通”，邀其“協助情報搜集”。于是，日方情報員的徽章被謹慎收進衣袋，成為第三重身份。翻譯、交際、酒會穿梭，袁殊把看似瑣碎的消息拆解，再拼成情報交予組織。有人納悶：“他到底站哪邊？”答案只能深埋暗處。

1935年“怪西人案”突起，袁殊被軍統扣押。他借機示弱，“愿為黨國效力”，居然又在戴笠手下占得一席。再度易形，他外表更加光鮮，夜以繼日同日方高官飲酒寒暄，暗中卻把侵華計劃、兵力部署不斷傳回延安。巖井英一曾問他：“袁桑，為何甘心替我們效勞？”袁殊舉杯一笑，語帶回旋：“地緣所迫，立場使然嘛。”

抗戰勝利后，他被軍統授予中將，卻悄悄將三處房產全部折現，經秘密渠道匯去晉冀魯豫解放區。1946年，華北某山村，組織部長曾山遞給他一張新黨證，姓名一欄寫著“曾達齋”，軍銜按旅級。自此，他與過去割袍斷義。

新中國成立后，袁殊長期在隱蔽戰線上做檔案整理和歷史資料研判，極少拋頭露面。可流言卻沒消失。一次在前門大街，他遇見舊相識聶紺弩。對方冷冷一句：“又換隊伍了？”如刀鋒劃過，他只報以微笑。那份沉默，是鐵律，也是自守。

1955年，牽連于“潘漢年案”，他被扣上“特嫌”帽子。二十年里，風雨飄搖，他始終沒為自己辯一詞，生怕牽出仍在暗線搏擊的同志。直到1982年，中央為潘漢年、袁殊等人徹底翻案，認定其1931年入黨身份，待遇悉數恢復。

就在那年春天，他提出小小的請求：不用“曾達齋”了，要回“袁殊”。“我做的事，經得起查，也扛得起罵。名字是爹給的，理當還回。”他輕聲說著，卻把二十年的苦難一筆勾銷。

晚年的袁殊，記憶斷裂嚴重。每天清晨，他仍習慣將那份平反決定書攤在桌上，撫摸良久，再小心折起裝進信封。“這是證明，我沒給黨丟人。”他對護理員笑言，自豪里透著疲憊。1987年11月26日，他沉靜離世，享年七十六歲。骨灰盒覆以黨旗，靜臥八寶山。

有意思的是，他倒下后不久，中央文獻出版社籌備《中共黨史人物傳》，不少當年的同志方知“那個叫曾達齋的干事”竟是名震諜海的袁殊。多重身份、二十年黑獄、臨終前仍念念不忘的黨籍——一切拼出一條獨特軌跡。

歷史學者整理遺稿時發現，袁殊留下的線索寥寥，他削去旁人看來最精彩的傳奇，只留下冰冷的日期和任務代號。有人嘆惋，材料太少；也有人感慨，這恰恰說明何為“地下工作者的底色”——做了，卻不爭講。如今檔案中漸漸呈現的，只是斑駁拼圖，完整的畫卷或許已隨那位白發老人一起長眠。бу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