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下旬,粵西細雨綿長,雷州半島海面尚帶冬意。夜色里,滿潮拍岸,潮聲與海風交織成低沉的號角。岸邊,四十軍一一八師扎起的臨時營地燈火稀疏,官兵們正輪流下海練習泅渡。與東北冰雪、華北黃塵不同,這里的咸濕空氣里透著陌生的海腥,提醒著他們:下一場仗,將在水上打響。
距離解放南寧不過兩個月,部隊本以為可以就地休整。可命令突然而至:四十軍與四十三軍一道,橫渡瓊州海峽,解放海南島。消息像一塊石頭落水,瞬間濺起漣漪——有人激動,也有人猶豫。剛打完兩廣,鞋底還沾著紅土地的泥,這就要跨海?不少老兵端著瓷碗蹲在灶旁,抬頭望海,心里打鼓。那時的海峽,被敵軍頑固勢力視作“天然塹壕”,前年金門失利又擺在面前,陰影尚未散盡。
主攻任務落到四十軍,軍長韓先楚當即把目光投向一一八師。幾年來,這個師從遼河打到桂江,驍勇頑強,屢破強敵。但海戰不同于陸戰,誰能帶頭闖第一道浪?韓先楚思前想后,臨時把鄧岳叫到南寧軍部。兩人推杯換盞的場景在警衛員眼里是首長“聊天”,實則是一次決定生死的大籌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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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先楚明確表態:四野總部要求盡快奪島,軍里要先抽一個營秘密渡海,探明潮汐、水文及守敵火力,再根據戰例制定總攻計劃。先鋒營必須由師、團兩級主要干部帶隊,且需在短時間內就位。話鋒甫落,氣氛便繃緊了。鄧岳掩不住心里的擔憂,他把近來部隊里“該歇口氣”的聲音原原本本說出。韓先楚只是擺手:“打到這一步,再喘也得攻過去。”隨手,他在桌上畫出一條線——雷州半島到海口——“這條線越早拉直,南中國海就早一天安穩。”
回到徐聞后,鄧岳把全部精力丟進準備。最先解決的是船——當時的南海水域半漁半商帆船居多,機帆船寥寥。為了湊足船只,他派政治部主任劉振華夜訪漁行、船戶,挨家挨戶談判:借還是租?漁民顧慮多,怕戰火連累,也怕本就不富裕的家當毀于一旦。劉振華說一句話打動了對方:“海峽不平,我們不上,外人就要騎在你們身上。”最終,四十軍動員到大小木帆船二百余艘,并著手改裝:拆桅桿、裝木棚、加沙袋,力求讓船既能裝兵又能抗炮火。
與此同時,訓練緊鑼密鼓展開。白天,部隊背著木槍在海灘演習登陸;夜晚,換上短褲扎進黑水里摸潛游。北方子弟兵頭一次與大海親密接觸,嗆水在所難免。張玉華剛到一一八師擔任政委,蹲在水邊看了兩天就急了:“別以為我是新來的,游不過去,海南也照樣見不到你們的熱炕頭!”一句半真半玩笑的話,把一伙猶豫不決的新兵逼進了浪里。
2月初,北京來電,中央再次強調“審慎從事”,并要求待登陸船只和遠程火力齊備后再定發起日。會議精神傳到軍部,卻因時間緊迫、通訊不暢,被層層壓縮成一句“繼續準備”。基層誤以為作戰日期并未推遲,依舊晝夜操練。鄧岳的皮膚被海風曬脫一層又一層,戰士們背后的衣服鹽漬成花紋,卻沒人停下。
挑選先鋒營的討論,讓不少干部坐立不安。規定寫得清楚:師、團兩級至少各出一名主要干部同行。“陸地上打了這么多年仗,誰也說不準海上咋打,”鄧岳對作戰股長說,“必須出敢拼的。”名冊擺在桌上,他先看上師政委張玉華,卻旋即否定——新官上任兩月,連排長名字還沒叫全;副師長此時在湛江籌糧;剩下可選的,只余參謀長茍在松和政工主任劉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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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誰?沒人比鄧岳更為難。師長、政委都不去,風言風語免不了;可主要指揮員一旦折損,師里還要指揮后續部隊。踱了幾圈,他干脆把自己名字劃進去,連夜飛電軍部請求帶隊。韓先楚收到報告,撂下一句:“信,我當沒看見。”隨即打電話制止,“你要是真走了,這個師我可不敢用紙糊的。”
三天后,軍部正式任命:先鋒營由三五二團一營擔綱,師參謀長茍在松任船隊總指揮,團長羅紹福為副。命令公布時,膠東籍的茍在松正和軍械股搗鼓羅盤,他把紙條疊好塞進軍衣,轉身繼續加工簡易測向器。有人問他怕不怕,他只回了四字:“兵要攻,戰。”短短四個字一出口,操場安靜了幾秒,隨后冒出一陣悶雷般的掌聲。
茍在松并非天生的“海上好手”。年輕時,他端著大刀在川北山地游擊;抗戰八年,腳板磨得如老樹皮,海卻一次沒見過。可作為參謀長,他熟練掌握地圖、標尺與羅盤,這在缺乏現代導航設備的1950年變得格外寶貴。為了補課,他把當地漁民劉阿六、張水根請進參謀處,讓他們反復講海峽風浪、潮流脾氣,自己邊聽邊畫筆記。當時有人打趣:“參謀長在學當漁民。”他笑著擺手:“渡海得命,得向老漁民交學費。”
行前誓師那天,燈樓角沙灘上插滿幟旗,八百官兵魚貫列陣。海風簌簌,旗幟獵獵作響。鄧岳走到隊前,聲音壓低卻擲地有聲:“水深浪急,但擋不住人的腳步。你們是第一批登島的勇士!”短短數語,比長篇報告還管用。苦戰數年的老兵聽得血脈賁張,新兵也因這位“老紅軍師長”的樸素鼓勵而挺直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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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師完,鄧岳把茍在松單獨叫到破舊的軍用帳篷。昏黃馬燈下,兩人無言對坐半晌。茍在松先開口:“若是回不來,家里老母煩勞首長照應。”他提到家鄉膠東煙臺,提到尚未成年的弟妹。鄧岳沉默,手指在桌面一下一下敲擊,突然抬頭:“放心,這海說不定比松花江還寬,但勁草耐風。你是勁草。”這句帶著一點古風的“板蕩識忠臣”,說得參謀長眼眶泛紅,卻也把氣氛里的凝重轉為決絕。
3月5日凌晨三點,海面霧氣繚繞。八百勇士分乘八十三條帆船,從燈樓角悄然出發。船上刻意蒙黑帆,舵手靠星位和羅盤校正方向。黎明前后,海峽北口風向易變,若誤判就可能被洋流卷向公海。茍在松蹲在指揮艇,時時舉起望遠鏡,確認陣形。隱約可見對岸雷公嶺的黝黑山影,距離四十多公里,卻像隔著一層不透明的幕布。
黎明升起前,第一撥船隊穿過“海口線”,敵方設在岸灘的探照燈刺破夜色,炮聲隨即轟來。羅紹福指揮部隊分散,小船在海面成扇形滑行,炸點不斷拋起水柱,卻很難命中。煙塵之下,先鋒營沖上灘頭,用手雷、沖鋒槍打開缺口,三小時后占住馬鞍嶺制高點,發回第一份電報:已立足點。鄧岳在徐聞指揮所接報,重重拍在桌上:“好!”
首戰告捷的信號如同一支強心劑迅速傳遍各團。原本的猶豫被潮水般的戰報沖散。隨后的半月,更多船只調集完畢,炮兵、工兵相繼到位。4月16日,渡海主作戰打響。四十軍、四十三軍四萬余人分四路登陸,至五月初全島解放。此前最難以逾越的瓊州海峽,被四野敢打硬仗的傳統碾碎成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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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看那支八百人先鋒營,傷亡不輕,卻為后來大兵團海戰提供了準確的潮汐表、敵火力點分布圖以及可用登灘航道,意義遠超其規模。茍在松因為這場戰斗榮獲“戰斗英雄”稱號,羅紹福亦被授予二級戰斗英雄。多年以后,部隊內部總結海南戰役,常把這支先鋒營與賀龍領導的東渡黃河、劉伯承指揮的萬里長征“飛奪瀘定橋”相提并論——都是小分隊行動撬開大局的重要案例。
不過,在解放海南后的一次檢討會上,鄧岳仍把“對部隊情緒掌握不夠”列為首條問題。他坦率地認為,金門慘敗的陰影如果未被及時化解,任何一次渡海都可能重蹈覆轍。這份冷靜,讓后來擔任四十軍軍長的黃新廷直夸“老鄧打仗有一股味道,喜功,卻不冒失”。
至于茍在松的心愿,鄧岳沒忘。戰役結束,他專門寫信給煙臺地區軍分區,請他們多加照顧參謀長家里的老人,并寄去若干發放自救生產的棉種、醫藥。信的結尾只寥寥數語,卻能看出彼此的情誼——“海上風大,岸上也要記得添衣”。簡短,卻重若千鈞。
歲月翻頁,新中國的領海由此進一步鞏固。瓊州海峽早已成為經濟大動脈,而當年那些木帆船的桅桿與沙灘上遺留的彈片,見證了渡海先遣的決絕。鄧岳在1974年去世前回憶此戰,對晚輩提到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位“勁草”——“要找人立傳,先寫寫茍在松,他才配那句話:板蕩識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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