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的清明前夜,細雨把高橋一帶的土路泡得松軟。李先念剛一下吉普車,鄉親就告訴他:袁師傅年初走了。那一刻,他一句話沒說,轉身望向云霧繚繞的墳山,雨水與淚水分不清。花圈在車里,緞帶上寫著“師德永存”,這是他在漢口出發時親筆題就。祭掃儀式結束,他默立良久,腦海里閃回數十年的點滴——尤其是1949年那場短暫而溫暖的“團圓”。
把時間撥回到1909年。湖北黃陂木蘭鄉,李家添了一個瘦小男嬰,取名先念。家貧得揭不開鍋,念完三年私塾就被父親送到表兄袁學福家,學手藝去。袁學福是遠近聞名的“袁木匠”,人爽朗,手藝硬,窮人家請活,一兩升米也肯干。徒弟多,規矩也多——開工前要圍著鋸臺轉一圈,算是“認門”。誰知這位眉眼機靈的小學徒,一轉就是三圈,把師傅逗笑,“這孩子肯定坐不住,將來不是塊安分木頭”。一句玩笑,卻像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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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過去,小李木匠出師。鄉親們愛找他鋸木、訂榫,他走街串巷,看得多,聽得也多。一次在漢口球場街棺材鋪做活,他夜里同搬運工一起干零工,耳邊常響起地下黨員的街頭演講。木屑味與油煙味混雜,他心頭卻被另一種火點燃。
1927年夏末,黃麻起義醞釀。黨組織給李先念一個新身份:聯絡員。白天仍扛斧子鋸子,黑夜卻要摸黑開會。困乏襲來,他在陳大爹家做犁耙時竟拿斧頭劈在剁凳上,斧刃卡得死死的。屋主一愣,袁學福哈哈大笑:“寫字能入木三分,干活也得入木二寸,今兒個算練武啦!”把尷尬圓成笑話。師傅的護短,為的是掩護徒弟的真實使命。不久,他又在自家堂屋背后鑿夾墻、挖地洞,萬一巡捕來搜,可供藏身。正因為這些暗中支持,高橋游擊隊才能在11月的羊子山會師,如期攻進黃安縣城。這一仗,被視作鄂豫皖地區武裝反抗的開端。
革命洪流翻滾,犧牲來得猝不及防。1927年冬,敵人突襲袁家,袁家五子遇難,鮮血濺在木屑上。痛徹之后,袁學福索性把全家推向革命:長女、次子、侄子先后參軍,三子成龍1941年跟隨新四軍第五師出發。師徒間的情分,在血火中錘得更硬。
1931年10月,李先念帶300名青年參加紅四軍。隊伍整編,他被任命為33團政委;從此槍不離肩,成了“不下馬的將軍”。奔襲間隙,他收到母親塞在大衣口袋的兩塊銀元。可當他端起望遠鏡,母親早被硝煙隔在天邊,再無相見時。那是他終生的隱痛,卻也提醒他:對得起犧牲,對得起養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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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鄂豫邊區暫得喘息。李先念回九龍沖探親,順道去看袁師傅。師傅剛放下飯碗就迎到門前,笑問:“你么有空跑回來?”李先念緊握那雙粗糙的手:“14年沒見,心里惦記得慌。”堂屋里一盞茶,再添一盞,話匣子關不住。師傅感慨:“昔日瘦小徒弟,如今成統兵萬人的大將。”李先念擺手:“哪能忘記您?當年要不是您把那斧柄敲我腦門,我可沒今天的精神勁。”一句俏皮話,把往事輕輕抖落。
時間來到1949年5月,武漢解放。新政務千頭萬緒,李先念忙得腳不點地,可心里總懸著師傅。一天夜里批完文件,他對秘書說:“抽時間,把袁師傅接來。”幾天后,一輛吉普停在省委大院。車門打開,袁學福略顯拘謹,手里提著布口袋。李先念疾步迎上,“路上可還順?”袁學福把口袋遞過去:“鹽豇豆、臭豆腐,你打小最饞這味。”一句樸素的關切,暖得人鼻酸。
午飯在招待所,兩碟醬藕、一碗排骨藕湯,再添家鄉芝麻豆豉。袁師傅本戒了酒,這天破例,舉杯直說“高興”;李先念則端杯回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杯敬您。”席間,他吩咐廚房少油少鹽,怕老人胃口受不了。第二天起,又讓警衛員陪老人游黃鶴樓、歸元寺,老人看江水東流,笑得像孩子。
住了半個多月,袁學福見徒弟晝夜燈火,心疼,“我老了,別再添亂。”李先念再三挽留不住,只得給他做了新衣,又塞了些生活費。送上車時,他低聲囑咐:“有事就寫信,紅安離武漢不遠。”老人沉默,眼里含淚,點頭。
1953年的那場祭掃結束后,李先念沒讓隨行人員陪同,一個人順著鄉間小路步回駐地。路邊油菜花開正旺,遠處傳來木鋸“吱呀”聲,他仿佛又聽到師傅爽朗的笑:“寫字要入木三分,做人也得入木三分吶!”句子在耳邊回蕩,像最后一次教誨。歷經風雨,他依舊把這句話記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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