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先念將木匠老師接到身邊，袁學福：你這么忙還記得師傅

1953年4月的清明前夜，細雨把高橋一帶的土路泡得松軟。李先念剛一下吉普車，鄉親就告訴他：袁師傅年初走了。那一刻，他一句話沒說，轉身望向云霧繚繞的墳山，雨水與淚水分不清。花圈在車里，緞帶上寫著“師德永存”，這是他在漢口出發時親筆題就。祭掃儀式結束，他默立良久，腦海里閃回數十年的點滴——尤其是1949年那場短暫而溫暖的“團圓”。

把時間撥回到1909年。湖北黃陂木蘭鄉，李家添了一個瘦小男嬰，取名先念。家貧得揭不開鍋，念完三年私塾就被父親送到表兄袁學福家，學手藝去。袁學福是遠近聞名的“袁木匠”，人爽朗，手藝硬，窮人家請活，一兩升米也肯干。徒弟多，規矩也多——開工前要圍著鋸臺轉一圈，算是“認門”。誰知這位眉眼機靈的小學徒，一轉就是三圈，把師傅逗笑，“這孩子肯定坐不住，將來不是塊安分木頭”。一句玩笑，卻像預言。

三年過去，小李木匠出師。鄉親們愛找他鋸木、訂榫，他走街串巷，看得多，聽得也多。一次在漢口球場街棺材鋪做活，他夜里同搬運工一起干零工，耳邊常響起地下黨員的街頭演講。木屑味與油煙味混雜，他心頭卻被另一種火點燃。

1927年夏末，黃麻起義醞釀。黨組織給李先念一個新身份：聯絡員。白天仍扛斧子鋸子，黑夜卻要摸黑開會。困乏襲來，他在陳大爹家做犁耙時竟拿斧頭劈在剁凳上，斧刃卡得死死的。屋主一愣，袁學福哈哈大笑：“寫字能入木三分，干活也得入木二寸，今兒個算練武啦！”把尷尬圓成笑話。師傅的護短，為的是掩護徒弟的真實使命。不久，他又在自家堂屋背后鑿夾墻、挖地洞，萬一巡捕來搜，可供藏身。正因為這些暗中支持，高橋游擊隊才能在11月的羊子山會師，如期攻進黃安縣城。這一仗，被視作鄂豫皖地區武裝反抗的開端。

革命洪流翻滾，犧牲來得猝不及防。1927年冬，敵人突襲袁家，袁家五子遇難，鮮血濺在木屑上。痛徹之后，袁學福索性把全家推向革命：長女、次子、侄子先后參軍，三子成龍1941年跟隨新四軍第五師出發。師徒間的情分，在血火中錘得更硬。

1931年10月，李先念帶300名青年參加紅四軍。隊伍整編，他被任命為33團政委；從此槍不離肩，成了“不下馬的將軍”。奔襲間隙，他收到母親塞在大衣口袋的兩塊銀元。可當他端起望遠鏡，母親早被硝煙隔在天邊，再無相見時。那是他終生的隱痛，卻也提醒他：對得起犧牲，對得起養育。

1945年春，鄂豫邊區暫得喘息。李先念回九龍沖探親，順道去看袁師傅。師傅剛放下飯碗就迎到門前，笑問：“你么有空跑回來？”李先念緊握那雙粗糙的手：“14年沒見，心里惦記得慌。”堂屋里一盞茶，再添一盞，話匣子關不住。師傅感慨：“昔日瘦小徒弟，如今成統兵萬人的大將。”李先念擺手：“哪能忘記您？當年要不是您把那斧柄敲我腦門，我可沒今天的精神勁。”一句俏皮話，把往事輕輕抖落。

時間來到1949年5月，武漢解放。新政務千頭萬緒，李先念忙得腳不點地，可心里總懸著師傅。一天夜里批完文件，他對秘書說：“抽時間，把袁師傅接來。”幾天后，一輛吉普停在省委大院。車門打開，袁學福略顯拘謹，手里提著布口袋。李先念疾步迎上，“路上可還順？”袁學福把口袋遞過去：“鹽豇豆、臭豆腐，你打小最饞這味。”一句樸素的關切，暖得人鼻酸。

午飯在招待所，兩碟醬藕、一碗排骨藕湯，再添家鄉芝麻豆豉。袁師傅本戒了酒，這天破例，舉杯直說“高興”；李先念則端杯回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杯敬您。”席間，他吩咐廚房少油少鹽，怕老人胃口受不了。第二天起，又讓警衛員陪老人游黃鶴樓、歸元寺，老人看江水東流，笑得像孩子。

住了半個多月，袁學福見徒弟晝夜燈火，心疼，“我老了，別再添亂。”李先念再三挽留不住，只得給他做了新衣，又塞了些生活費。送上車時，他低聲囑咐：“有事就寫信，紅安離武漢不遠。”老人沉默，眼里含淚，點頭。

1953年的那場祭掃結束后，李先念沒讓隨行人員陪同，一個人順著鄉間小路步回駐地。路邊油菜花開正旺，遠處傳來木鋸“吱呀”聲，他仿佛又聽到師傅爽朗的笑：“寫字要入木三分，做人也得入木三分吶！”句子在耳邊回蕩，像最后一次教誨。歷經風雨，他依舊把這句話記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