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潘漢年恢復名譽后，夏衍接到陳云的一封信：請你寫篇紀念文章

1955年4月的一個午后，北京的看守所里，潘漢年在送飯的看守耳邊壓低聲音：“等我出去，要請夏公喝壺紹興黃酒。”這句話在潮濕的墻壁間回蕩，一旁的記錄員只記下“談及舊友”四個字，卻不明白那份惦念背后的深意。

時間快進二十七年。1982年8月23日，中央正式宣布為潘漢年平反。消息傳到中南海的一個上午，時任中紀委第一書記的陳云放下文件，片刻沉吟，提筆寫信：“夏衍同志，可否為潘漢年寫一篇紀念文章？——陳云。”落款后，他又添上一句：“只寫你所知道的一段即可。”秘書當天便把信送到南長街寓所。

那時的夏衍已是耄耋之年，身體瘦削卻精神矍鑠。他攤開信紙，久久無言。桌上攤著一本斑駁的舊日記，封面上寫著“1930—1937”，里頭夾著泛黃的車票與留聲機唱片封套，紙頁邊沿還有一道道墨跡。那是他和潘漢年并肩走過的印記。

半個世紀前的上海，燈紅酒綠與白色恐怖并存。1930年深秋，潘漢年準備離滬赴中央蘇區，臨行前把夏衍叫到南京西路一間照相館的暗室，指著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說：“從今天起，你只和他單線聯系。”夏衍好奇追問姓名，潘卻搖頭：“紀律，不問也不答。”多年后他才知，那人正是“以身入龍潭”的楊皙子——楊度。

這種“單線”方式，讓夏衍第一次真切體會到隱蔽戰線的冷峻。表面上，他仍是左翼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包身工》刺穿黑暗，《風云兒女》點燃火種；暗地里，他為地下黨遞送書信，掩護同志，甚至在“左聯五烈士”殉難后獨撐殘局。周恩來曾意味深長地說：“讓他在文壇發聲，也是卷帙里的另一條戰線。”外人看到的是筆下燎原星火，未必知道這背后時時要與“便衣隊”賽跑。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那天夜里，電臺傳來嘹亮的號角聲。潘漢年在北花廳一張小桌前寫下密信，最后一句是給夏衍的：“山河重光，你我或可同酌。”然而六年后，風云驟變，潘案突起，信中許諾的那杯酒成了泡影。夏衍被隔離審查，自嘲“皮從里到外又換了一層”。

1979年春，恢復工作的夏衍坐在文化部辦公室，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薄紙信：“老友身體尚可，盼時時保重。”熟悉的筆跡讓他心頭一緊——那是潘夫人沈端先的字。彼時潘漢年已在湖南淶江的茶場度過了漫長勞改歲月，身體羸弱，卻仍堅持每日抄錄《史記》以自醒。

平反決定公布后，十一月初，陳云的信把夏衍推回記憶深處。他只用二十天，寫成八千字回憶稿，交到《人民日報》。行文樸實，沒有一句“沉冤雪恥”的口號，只寫共同奔走的歲月、地下電臺的夜燈、文化陣地的辯論，還有那壺始終沒能兌諾的黃酒。文章刊出，引來無數讀者悄悄剪報存檔，上海老報人許壽裳甚至感慨：“隱蔽史也需有人點燈。”

湖南淶江茶場隨即寄來一封信，信里只有短短三行：潘漢年夫婦骨灰已由子女取回，將啟程赴京。1983年4月15日清晨，北京站站臺寒意猶在，廖承志、李一氓、周揚、陽翰笙與夏衍并肩而立。列車緩緩進站，黑色骨灰盒由車廂遞出，夏衍輕聲說：“潘凱，我們來接你回家。”這一幕沒有鮮花，也沒有號角，卻讓旁觀者紅了眼眶。

八寶山革命公墓，松柏肅立。骨灰盒安放那刻，夏衍低頭把一小片墨色手稿放進墓室——那是潘漢年1950年寄給他的紙片，上面只有一句字跡遒勁的話：“文章與電波同在。”隨后他合上玻璃罩，轉身緩步離場，風吹起灰色呢帽檐，沒人看清他臉上的神情。

1988年，夏衍在醫院病榻上整理舊信。護士聽見他輕聲念叨：“該寫的都寫完了。”這句話像是給陳云回信，也像是給自己畫上句號。不久，《夏衍傳》的手稿問世，作者在附錄寫道：“他始終認為自己是統戰干部，卻在無聲處改變了戰局。”業內行家讀到這里，默默把書合上，心里明白：那段歷史，仍有許多燈火難以言說，但已經足夠照亮后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