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搞錯了！燒毀圓明園的不是八國聯(lián)軍，這段歷史真相該被銘記

在關于近代中國的歷史記憶里，圓明園的焚毀是一道無法愈合的傷疤。

若在街頭隨機詢問“是誰燒毀了圓明園”，十人中大概率有八人會脫口而出“八國聯(lián)軍”。

這個答案流傳甚廣，甚至被一些文藝作品和科普文章采信。

但歷史的真相，遠比這一模糊記憶更為清晰，也更為沉重。

燒毀圓明園的，并非1900年入侵北京的八國聯(lián)軍，而是四十年前的英法聯(lián)軍。

這四十年的時間差，不該被歷史的塵埃掩蓋。這段真相，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清晰銘記。

要厘清這一歷史謬誤，首先要回望圓明園曾經(jīng)的輝煌。

這座被譽為“萬園之園”的皇家園林，并非一蹴而就的工程。

它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歷經(jīng)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五代帝王的修繕擴建，耗時長達150余年。

圓明園占地350多公頃，囊括了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三大園區(qū)，園內(nèi)不僅有中式古典亭臺樓閣，還融入了西洋樓等西式建筑元素，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結晶。

作為皇家御苑，圓明園更是一座文化寶庫。

里面收藏著從先秦時期的青銅禮器，到唐宋元明清的名人字畫、瓷器玉器，還有無數(shù)珍稀古籍、奇花異草與名貴木材。

據(jù)史料記載，僅乾隆時期，園內(nèi)就藏有各類文物逾百萬件，《四庫全書》的珍貴抄本也曾在此存放。

這樣一座集建筑藝術與文化價值于一體的園林，最終的毀滅，始于1860年的秋天。

這一年，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第六年。

這場戰(zhàn)爭的爆發(fā)，并非偶然，而是英法兩國為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擴大侵略權益的必然結果。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英國雖通過《南京條約》獲得了通商、賠款等權益，但仍不滿足。

他們企圖修改條約，要求開放更多通商口岸、允許鴉片貿(mào)易合法化、公使進駐北京等，這些無理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絕后，英法兩國便聯(lián)手發(fā)動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

1860年8月，英法聯(lián)軍突破大沽口防線，一路北上，直逼北京。

咸豐皇帝驚慌失措，一面派大臣與聯(lián)軍談判，一面暗中籌備出逃。

談判的破裂，成為了圓明園被焚毀的直接導火索，而這一破裂的核心，便是“巴夏禮人質(zhì)事件”。

提到這一事件，就不得不提關鍵人物巴夏禮。

巴夏禮出身英國普通家庭，15歲便來到中國，憑借流利的中文和靈活的手腕，逐漸成為英國駐華外交圈的核心人物。

他參與過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的通商談判，深諳清政府的軟弱，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更是擔任英法聯(lián)軍的談判代表，態(tài)度強硬。

1860年9月，雙方在通州展開談判。

巴夏禮提出兩項核心要求：一是英國公使額爾金需親自覲見咸豐皇帝，遞交國書時不必行三跪九叩大禮；二是允許千余名英法儀仗隊隨公使入京，參與簽約儀式。

在當時的西方外交體系中，這是標準的外交禮節(jié)，但在咸豐皇帝眼中，卻是對“天朝上國”的極大冒犯。

咸豐認為，“蠻夷”覲見天子必須行叩拜大禮，千名外國士兵入京更是“圖謀不軌”，怒斥談判大臣“不明洋人之奸計”。

盛怒之下，咸豐下令扣押巴夏禮等39名英法談判人員，將他們押往北京刑部大牢關押。

這些被扣押的人員，遭遇了極其殘酷的虐待。

刑部大牢陰暗潮濕，刑具林立，他們被戴上沉重的鐐銬，蜷縮在狹小的囚室里。

兩名人員因不堪折磨，當場被斬首示眾；其余人在獄中飽受饑餓、疾病與酷刑的摧殘，《泰晤士報》的隨軍記者也未能幸免。

一個月后，英法聯(lián)軍兵臨北京城下，強硬要求釋放人質(zhì)。

當清政府將人質(zhì)交還時，39人中已有20人慘死獄中，幸存的19人也個個傷痕累累，有的傷口生蛆，有的精神失常，再也無法恢復正常生活。

人質(zhì)事件的消息傳到英法聯(lián)軍營地，英國公使額爾金勃然大怒。

額爾金出身英國貴族，此前曾擔任印度總督，在殖民地統(tǒng)治中向來手段強硬。

他認為，清政府的行為是對“文明國家”的挑釁，必須予以嚴厲報復，才能迫使清政府屈服。

最初，額爾金打算焚燒整個北京城，以此震懾清政府。

但他轉(zhuǎn)念一想，焚燒北京城會殃及大量無辜百姓，可能會引發(fā)國際社會的譴責，有損英法兩國的“文明形象”。

經(jīng)過反復考量，他將目標鎖定在了圓明園。

在額爾金看來，圓明園是咸豐皇帝的私人園林，是皇帝最珍視的“私產(chǎn)”。

焚毀圓明園，既能精準打擊皇帝的尊嚴，讓他“低下高傲的頭顱”，又能避免過多傷及平民，符合他所謂的“報復尺度”。

1860年10月6日傍晚，英法聯(lián)軍率先攻入圓明園。

守園的首領太監(jiān)任亮，率領二十多名技勇太監(jiān)奮起抵抗。

這些太監(jiān)雖無正規(guī)軍事訓練，卻憑著一腔熱血，與裝備精良的聯(lián)軍士兵展開殊死搏斗。

但實力差距過于懸殊，任亮等二十余人最終全部以身殉職，用生命守護了這座皇家園林的最后尊嚴。

任亮的墓碑后來被發(fā)現(xiàn)，碑文中“遇難不恐，臨危不懼”的記載，見證了他最后的堅守。

聯(lián)軍攻入圓明園后，并未立即放火，而是先展開了一場瘋狂的搶劫。

10月7日清晨，法軍率先沖進園內(nèi)的宮殿樓閣，看到珍貴文物便瘋狂搶奪。

士兵們毫無顧忌，有的將金條、金葉塞進衣袋，有的把珍珠、寶石裝滿帽子，有的甚至用刺刀撬開木箱，將里面的織錦綢緞纏繞在身上。

一些體型較大的瓷器和玉器，因無法攜帶，被他們肆意砸毀；精致的鏤空金碗，為了方便攜帶，也被石塊砸扁后揣進懷里。

當天下午，英軍也加入了搶劫的行列。

為了爭奪一件稀世珍寶，英法士兵之間甚至爆發(fā)了械斗，原本的“聯(lián)軍”瞬間變成了“競爭對手”。

據(jù)英國官方事后統(tǒng)計，此次被掠奪的文物價值高達600萬英鎊，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折合今天的貨幣，價值數(shù)十億美元。

而那些被毀壞的珍本圖書、古畫、家具等，價值更是無法估量。

搶劫持續(xù)了三天，10月9日，聯(lián)軍在撤離時，順手在圓明園大宮門外的朝房等處點燃了一把火。

這把火連燒三天，直到清軍趕到后才被撲滅。

這是圓明園遭受的第一次大火，雖燒毀了部分建筑，但園內(nèi)的核心區(qū)域仍得以保存，若此時及時修繕，仍有恢復的可能。

但額爾金并未就此罷休。

10月17日，他正式發(fā)出照會，宣布將于次日對圓明園實施“徹底焚毀”。

10月18日清晨，三千五百名英軍士兵手持火把，分散到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的各個角落，同時點火。

瞬間，沖天的火焰吞噬了整座園林，滾滾濃煙遮天蔽日，二十多里外的北京城上空，都被濃煙籠罩，連太陽都變得黯淡無光。

這場大火整整燒了三天三夜，園內(nèi)的亭臺樓閣、奇花異草，都在烈火中化為灰燼。

最慘烈的一幕發(fā)生在安佑宮。

當時，殿內(nèi)有近300名太監(jiān)、宮女和工匠，由于英軍來得太過突然，主事太監(jiān)來不及組織逃生，只能反鎖宮門，希望能躲過一劫。

但火焰很快蔓延到殿內(nèi)，這300人最終全部被活活燒死，無一生還。

英軍步兵中校沃爾斯利在回憶錄中寫道：“到10月19日晚上，這座曾經(jīng)輝煌的園林，只剩下斷壁殘垣和遍地灰燼。”

這場大火不僅燒毀了圓明園，還殃及了周邊的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暢春園等皇家園林。

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園林群，幾乎被焚燒殆盡。

圓明園的焚毀消息傳到歐洲，引起了正義之士的強烈譴責。

法國大文豪維克多·雨果，在得知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寫下了一封著名的抗議信。

他在信中痛斥：“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強盜洗劫財物，另一個強盜放火。似乎得勝之后，便可以動手行竊了。”

他明確指出，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

雨果的譴責，成為了對英法聯(lián)軍暴行最有力的批判，也為后世留下了不容辯駁的歷史證言。

而下達焚燒命令的額爾金，最終也沒能逃脫“玩火者必自焚”的命運。

1863年，額爾金出任印度總督。

上任不久后，他居住的房屋遭遇雷擊引發(fā)大火，額爾金被困在屋內(nèi)，最終葬身火海，年僅52歲。

這一結局，或許是巧合，卻也暗合了天道輪回的樸素認知。

很多人誤以為，1860年的兩場大火，就已經(jīng)讓圓明園徹底消失。

事實上，圓明園雖遭重創(chuàng)，但并未完全毀滅。

由于園林面積過于廣闊，英軍的焚燒并未波及所有區(qū)域，仍有部分建筑和景觀得以幸存。

而且，圓明園作為皇家禁苑，在焚毀后依然設有守園門監(jiān)，并未被廢棄。

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政府內(nèi)務府曾派人勘查圓明園遺址。

勘查結果顯示，園內(nèi)仍有十三處景區(qū)保存完好，包括紫碧山房、蓬島瑤臺、杏花春館等著名景點，大量的山水疊石、建筑基址和名貴花木也得以留存，橋梁道路基本完好。

當時，慈禧太后曾計劃重修圓明園，以作為自己的養(yǎng)老之所。

清政府甚至已經(jīng)啟動了重修工程，但由于經(jīng)歷了兩次鴉片戰(zhàn)爭，國庫空虛，民生凋敝，重修工程僅開工11個月后，便因財力不足被迫停工。

圓明園真正的滅頂之災，發(fā)生在40年后的1900年。

這一年，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帝倉皇西逃。

需要明確的是，八國聯(lián)軍并未直接焚燒圓明園，但他們的入侵，導致京城陷入了徹底的混亂。

西郊的八旗散兵、土匪地痞趁火打劫，紛紛涌入圓明園。

他們將園內(nèi)殘存的建筑全部拆毀，把拆下來的木料賣給木材商；大量的古樹名木被砍伐，有的甚至被燒成木炭出售。

當時的清河鎮(zhèn)，因為圓明園的木料堆積成山，儼然變成了一個木材集市。

這就是圓明園遭遇的“木劫”。

經(jīng)過這場浩劫，1860年火劫后幸存的建筑，以及同治、光緒年間部分修復的成果，幾乎毀于一旦。

清朝滅亡后，圓明園失去了“皇家御苑”的護身符，又迎來了更為慘痛的“石劫”。

民國時期的軍閥、官僚，把圓明園的殘存石料當成了“免費建材”，肆意巧取豪奪。

京畿衛(wèi)戍司令王懷慶，直接派人拆毀了圓明園的內(nèi)外圍墻，用拆下來的石材修建自己的私宅“達園”；遠在東北的張作霖，也專門派人從圓明園拉走大量石料，用于修筑自己的陵墓。

1925年，燕京大學的翟牧師，以“保護文物”為借口，將圓明園安佑宮前的漢白玉華表拆卸下來，運到了燕京大學校區(qū)。

如今，這對華表依然矗立在北京大學西門內(nèi)，成為了圓明園慘遭劫掠的無聲見證。

除此之外，周邊的村民也紛紛進入園內(nèi)，挖掘石材用于蓋房、鋪路、修豬圈。

經(jīng)過這場“石劫”，圓明園的石質(zhì)建筑幾乎被拆光，曾經(jīng)的“萬園之園”，徹底淪為一片廢墟。

梳理清楚圓明園的毀滅歷程，我們再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么“八國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的錯誤說法會流傳如此之廣？

第一個原因，是時間線的混淆。

1860年英法聯(lián)軍侵華和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都是近代中國史上極具標志性的屈辱事件。

兩次事件都以列強攻入北京、清政府戰(zhàn)敗求和告終，時間間隔僅40年，普通大眾很容易將兩者混淆，進而把焚毀圓明園的罪名安到了八國聯(lián)軍頭上。

第二個原因，是歷史教育的缺失。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小學歷史教材對這兩段歷史的表述較為簡略，往往只強調(diào)事件的結果和屈辱性，而對具體的細節(jié)、時間節(jié)點和責任人缺乏詳細說明。

這導致很多人對這段歷史只有模糊的印象，無法準確區(qū)分兩次侵華戰(zhàn)爭的不同之處。

第三個原因，是以訛傳訛的傳播效應。

一些文藝作品、科普文章和自媒體，在創(chuàng)作時缺乏嚴謹?shù)臍v史考證，隨意沿用錯誤說法。

這些內(nèi)容經(jīng)過反復傳播，逐漸固化了大眾的錯誤認知，形成了“三人成虎”的局面。

甚至有一些知名學者和媒體也曾犯過類似的錯誤。

作家叢維熙在1998年的文章中，就曾誤將焚毀圓明園的責任歸到八國聯(lián)軍身上；清史專家閻崇年在央視《百家講壇》的早期節(jié)目中，也有過類似的表述。

這些權威人士的失誤，進一步加劇了錯誤說法的傳播。

澄清這一歷史謬誤，并非是為八國聯(lián)軍“洗白”。

八國聯(lián)軍在侵華過程中，同樣犯下了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滔天罪行，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災難，這一點永遠不能被遺忘。

我們之所以要厘清真相，是因為歷史容不得半點模糊和混淆。

銘記歷史，首先要尊重歷史真相；不忘國恥，更要搞清楚國恥的來龍去脈。

如今，圓明園的斷壁殘垣依然靜靜地矗立在北京西郊。

那些殘破的廊柱、傾倒的石碑，每一處都在訴說著曾經(jīng)的輝煌與慘痛的毀滅。

它們是歷史的見證，更是民族的警鐘。

近代史學家蔣廷黻曾說：“近代中國的悲劇，源于對世界的無知。”

圓明園的毀滅，正是這一悲劇的集中體現(xiàn)。

清政府的腐朽無能、閉關鎖國，讓中國錯過了世界發(fā)展的浪潮，最終淪為列強宰割的對象；而列強的貪婪與殘暴，則用烈火摧毀了一座文化瑰寶，也擊碎了中國人“天朝上國”的迷夢。

今天，我們銘記圓明園的毀滅史，不僅是為了緬懷過去、不忘國恥，更是為了汲取教訓、砥礪前行。

我們要明白，國家的強大，是文化傳承的前提；民族的覺醒，是避免歷史重演的保障。

當我們清晰地知道“燒毀圓明園的是1860年的英法聯(lián)軍”，而不是“1900年的八國聯(lián)軍”時，我們才能真正讀懂這段歷史的沉重。

下次再有人詢問圓明園的毀滅真相時，希望我們都能堅定地給出正確答案。

因為，只有尊重歷史真相，才能真正傳承歷史記憶；只有銘記民族傷痛，才能真正守護民族未來。

參考資料：

1.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史》（茅海建 著）

2. 《圓明園檔案史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編）

3. 《雨果文集》（維克多·雨果 著）

4. 《清代通史》（蕭一山 著）

5. 《劍橋中國晚清史》（費正清 編）

6. 人民網(wǎng)《澄清歷史謬誤：火燒圓明園的是英法聯(lián)軍而非八國聯(lián)軍》

7. 《額爾金傳》（斯坦利·萊恩-普爾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