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底層男性離不開神權？窮得吃土，也能靠“壓迫老婆”找回尊嚴

伊朗那會兒搞革命，并不是為了恢復宗教傳統，而是因為底層男性感到自己被現代化進程拋在了后面，連自己的老婆也管不住了，霍梅尼沒有說要分錢或者講公平，只是說了一句“你是男人，就應該比女人高一等”，這句話聽起來簡單，其實挺毒的，它把經濟上的苦悶轉化成了身份上的滿足感，讓男性覺得自己有面子，就跟著他行動了。

他們制定了一套制度，專門用來限制女性，比如規定戴頭巾這件事，不是因為真心信教才要戴的，而是誰不按規定戴就被抓，這就變成了測試政治忠誠的辦法。離婚方面，男人想離就能離，女人要離婚卻得求著男人同意，婚姻對男人來說就像一份隨時可以扔掉的合同。女性不能選擇某些專業，工作也受限制，最后只能回家照顧孩子。男性的日子也沒有變得更好，但靠著管束女性，心里能覺得舒服些，這就是一種心理上的補償。

哈薩克斯坦的情況也差不多，去年有人問當地女大學生為什么愿意多生孩子，她們說是福利好，實際上不是這樣，那里很多人信伊斯蘭教，還有搶婚和一夫多妻的現象，女孩十六歲就能結婚，社會壓力讓她們必須生三四個孩子，女人沒有工作，也沒有財產，上學對她們來說用處不大，教育帶來的好處換不到經濟上的自由，這和伊朗一樣，都是靠著壓迫女性來提高生育率，這不是進步，是倒退。

2025年以后，伊朗有些地方不再強制戴頭巾了，道德警察也不怎么管事了，但不要被這些現象欺騙，大學里還是趕走女學生，職場上照樣排擠女性，男性休妻的權利也沒有改變，這只是戰術性讓步，不是真正改革，真正讓政權害怕的，不是頭巾問題，而是女性有了收入和工作，能夠自己決定生活，那樣的話，男性就不能只靠性別身份混日子了。

最近幾年，一些伊朗男人逐漸意識到問題所在，2022年那次大游行期間，國家足球隊賽前拒絕唱國歌，導致多名球員被開除，這件事在民間傳開之后，有人開始思考：當普通百姓連吃飯都成問題，卻還要通過欺壓妻子來尋求尊嚴，這種做法實在沒有意義，人們抗議的根源不在于頭巾本身，而是因為革命衛隊壟斷了全部資源，使得底層男性連基本生存都變得困難。

歐洲宗教改革能夠成功，是因為它消除了教士階層的特權，但伊朗的情況不同，它需要改變的是成千上萬底層男性的心理依賴，這些男性并不是受益者，而是被當作工具使用，神權和男權緊密相連，彼此無法分離，改革之所以困難，就是因為這種結構太過穩固。

高生育率這件事看起來好像不錯，實際上卻像是把人口當成工具來用，女性被困在家里不能自由發展，社會的創新能力、消費能力和整體教育水平都會往下掉，這種模式并不能算作傳統美德，而是文明倒退的體現，像伊朗和哈薩克斯坦這樣依賴高生育率的國家，很難支撐起現代經濟的運轉，它們其實是用犧牲一半人口的自由，換取短期的人口增長好處，等到這一代孩子長大之后，社會面臨的問題只會變得更多更復雜。

我見過一些伊朗年輕人，他們嘴上不說，心里卻很清楚，知道頭巾可以摘掉，但制度沒變，女人還是被當成工具用，男人也不是真的贏了，只是被神權利用的棋子，真正的改變不是放開幾條街道，而是讓女人能夠賺錢、上學、自己決定要不要結婚生孩子，到了那個時候，男人才能真正擺脫那種虛假的尊嚴，活得像個人。

現在很多人看到頭巾變松了，就以為是社會進步，其實這不是真的進步，只是當權者暫時頂不住壓力，稍微放松了一點，真正的矛盾還藏在底下沒有解決，等到女性真正能夠自己做選擇的那一天，那些靠著壓迫別人過日子的男人，才會開始感到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