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鳶，造人，造流馬：作為思想“楔子”的中國古代自動機

“以技術實踐為基礎，

并通過想象加工，

自動機的形象得以構建。”

——彭必生：《文本、技術及爭議：

對中國古代自動機書寫的思想史考察》，

《科學·經濟·社會》2025年第3期，頁93-103。

本期評議：梅劍華 黃典林

文本摘選：羅東

在當代，書籍之外，刊于專業學術期刊（集刊）上的論文是知識生產、知識積累的另一基本載體。

自今年8月起，《新京報·書評周刊》在圖書評介的基礎上拓展“學術評議和文摘”這一知識傳播工作，籌備“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與期刊（集刊）界一道服務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每期均由相關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擔任評議人參與推選。我們希望將近期兼具專業性和前沿性的論文傳遞給大家，我們還希望所選論文具有鮮明的本土或世界問題意識，具有中文寫作獨到的氣質。

本篇來自2026年第1期（總第16期）。作者彭必生講述了中國古代自動機的文本、技術。在我們印象中，自動機好像只是現代世界的產物，若是從動力角度來看，限定由電動機或內燃機驅動的自動裝置，確實為現代所獨有。但其實有關自動機的想象、印象源遠流長，是我們觀念世界的一部分，甚至部分在技術上也有實物。作者回顧了中國古代自動機的智慧及其向理性方向的演進，當然爭議也伴隨其中，或關于文本版本的，或關于技術可行性的，直至近代巨變，由自我演進之路轉向革新。

以下內容由《科學·經濟·社會》授權轉載。摘要、參考文獻及注釋等詳見原刊。

“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2025年目錄鏈接：

打開“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合集

作者｜彭必生

《封神榜》（1990）中的自動機。

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自動機如今已是司空見慣之物，遍布人類的生存空間，不過自動機的形象卻非近現代科技文明獨有，而是長存于人類的觀念世界中；同時還受不同文化的影響以多元的樣貌出現。如古希臘頻頻出現的造人神話就蘊含了“人造人”的自動機技術思維；早期佛教中也有機器人題材的傳說，相應傳說被認為受到了古希臘機器人文化的影響而出現；在近現代科學幻想文學中，自動機是重要題材，科學與技術成為自動機觀念建構的基礎，如在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弗蘭肯斯坦》中，生物器官拼湊而成的人形造物指向了生物科技發展的可能性;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筆下經典的機器人形象則描繪了計算機與機器人技術的未來。

中國也有著久遠的自動機的觀念與實踐史。魯班（墨子）造木鳶、偃師造人、諸葛亮制木牛流馬等自動機題材的傳說流傳不絕，并且歷史上不斷有人試圖將這些傳說中的造物變成現實。中國古代的自動機普遍以木制機械的形象出現，與傳統機械制造技術密切關聯，同時，有關自動機的話題爭議在古代中國不斷以不同主題展開，從對自動機存在與否的質疑到對自動機文本真偽及所描述自動機的機械原型的追問，及至明清西學東漸之際，國人的自動機傳說遭遇西方現實的自動化機器造物，古有的文字又成為時興的西學中源說的重要辯護論據。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

“第二分冊‘機械工程’”

作者：[英] 李約瑟

譯者：鮑國寶 等

版本：（北京）科學出版社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9月

當下機器人與人工智能技術迅速發展，自動機敘事成為受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其中西方智能機器敘事得到了更多探討，對中國古代自動機的相關討論還較為缺乏。已有研究主要還是以傳統科技史的范式呈現，如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為代表的部分科技史著作在考察中國古代機械工程學時，對自動機傳說進行了總結并對其技術基礎進行了分析；另有部分學者從技術復現的角度出發，對木牛流馬、指南車等典型的自動機進行復原研究；也有學者從機器人學的視域對中國古代的自動機傳說進行總結分析，但對中國古代自動機敘事思想史層面的分析依然較缺乏。我們認為中國古代的自動機形象提供了一個獨特視角來展示中國古代科技傳統的共性及個性特征，可借以透視中國古代科技的獨立歷史演進及在與西方科技體系碰撞時的反應及變革。

《古中國失傳機械的復原設計》

作者：顏鴻森

譯者：蕭國鴻 張柏春

版本：大象出版社 2016年12月

文本形象：

從擬物自動機到器物自動機

在古代中國浩如煙海的古籍文獻中，自動機是一類常見而又特殊的志異書寫題材。從文本形象而言，中國古文本中的自動機普遍以木制機械的總體形象出現，在具體表現方式上又經過了從擬物自動機到器物自動機的形象轉變：從飛禽、走獸、人體等生物形象的自動機演變為載具、工具、玩具等器物形象的自動機。

動物形象的自動機出現最早，《墨子》《韓非子》中記述的魯班與墨子所造之木鳶就是代表。相關自動機器傳說首見于《墨子》：“公輸子削竹木以為，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在《韓非子》中，這個傳說被復述，不過木鳥的制作者被替換成了墨子，從細節的一致性上，可以判斷二者出于同一故事原型。在《墨子》與《韓非子》中，討論中心都不在木鳶制造技術之精妙，而是從墨家、法家實用主義的價值觀來討論技術的精巧性與實用性何者為重的問題。故事描述的對象——由竹木削成的木鳥——既不需要人為操控，也無需憑借風力吹拂便能實現長久飛行，就是一種典型的動物形象的自動機。

《論衡校釋》

作者：[東漢] 王充

校釋：劉盼遂

集解：黃暉

版本：中華書局 2022年12月

人體形象的自動機出現稍晚。漢代王充在《論衡》中提到了“魯班失母”的傳說，這是可見較早的人形自動機形象。《論衡》載：“世傳言曰：‘魯班巧，亡其母也’言（其）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稱魯班制造了一個木制車夫，竟駕駛馬車載著魯班母親一去不返。王充引述此傳說的目的是批判自動機傳說的不合理性，不過可見人形自動機形象的傳說在東漢時便已廣泛流傳。

另一廣為人知的人形自動機形象是“偃師木人”。《列子·湯問》中描述了一個名叫偃師的工匠，制作出能以假亂真的木制“倡者”，不僅能歌善舞，甚至還能自發地作出調戲國君侍妾的舉動。今本《列子》真偽及成書時間存在爭議，其中“偃師木人”的傳說正是部分學者質疑《列子》的一個核心證據。季羨林先生指出，《列子·湯問》中“偃師假人”的故事與西晉竺法護所譯《生經·佛說國王五人經》中的“機關木人”在文本結構及故事情節上存在雷同，推測《列子》成書不早于晉太康六年，且抄襲了佛經。有反對者則認為，或是竺法護譯經時化用了中國古已有之的相類傳說。

《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

作者：季羨林

版本：人民出版社 1957年5月

本文無意涉入《列子》真偽的爭論，不過可以作出明確判斷的是，《列子》中木制假人的自動機形象表現得較墨子（魯班）的木鳶自動機形象更為成熟：一是偃師木人在故事中擁有與真人相仿的活動能力甚至情感表現，在幾乎所有的文化傳統中，與人相類的造物都通常被視作技術成就之極限；二是《列子》“偃師木人”故事文本試圖用傳統醫學中的五臟理論對假人的活動能力進行解釋，其技術細節及理論詮釋都更加完備。

《三國志》（全五冊）

作者：[晉]陳壽

注：[宋]裴松之

版本：中華書局 2011年10月

器物形象的自動機大約從魏晉時期開始較廣泛地出現，木牛流馬及指南車是其代表。木牛流馬傳說始見于三國時期的文本，以裴松之《三國志》注文為中心。《三國志·諸葛亮傳》載：“（建興）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木牛流馬為何物在《三國志》原文中并未明確，裴松之在對《三國志》作注時，引用了《諸葛亮集》中的《作木牛流馬法》一篇，詳細描述了木牛流馬的功能與制造方法，將其描述為一種能夠便利省力且擁有較大載物能力的運輸機械。

電視劇《三國演義》（1994）劇照。

到了明代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之時，木牛流馬被描述為“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隨小說廣泛流傳，木牛流馬成為一種婦孺皆知的自動機形象。從裴松之注文中的文本形象來看，木牛流馬在一定程度上還保留了動物外形的特征：“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不過其動物形象主要通過抽象的幾何結構來實現，機械特征更為明顯，與早期模擬生物真實形象的自動機已有明顯不同。

指南車的自動機形象至少在晉代便已形成，晉人虞喜在其《志林》中有言，“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方向，遂擒蚩尤”，梁陶弘景在注《鬼谷子》時，也將其中提到的“司南之車”注為指南車,不過這些文本對指南車的功能和結構都論述不詳。

《宋書》（全8冊）

作者：[梁] 沈約

版本：中華書局 2018年5月

之后南朝史書《宋書》對指南車作了進一步記述：“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漫，迷于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于車上，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范陽人祖沖之，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昇明末，齊王為相，命造之焉。車成，使撫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嘗移變。”在《宋書》中，除了描述了指南車的歷史線索外，對指南車控制方向的齒輪結構尤其作了較為細致的描寫，相應文本成為之后指南車制造實踐的主要依據。在外形上，指南車以車乘的形象出現，完全擺脫了之前自動機模擬人與動物形象的外形特征，呈現為較純粹的器物形象。

指南車與木牛流馬等自動機在中國古代并不單純以文本建構的形式出現，還通過制造實踐的方式在史書及地方志中被廣泛記述，強化了其自動機的實物形象。在裴松之《三國志》注文中，引述了三國發明家馬鈞的傳記，稱馬鈞制指南車，并制作出以水力推動的歌戲傀儡，“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垣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斗雞，變巧百端。”

《南齊書·祖沖之傳》也記述了祖沖之改進指南車，“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于內轉之。升明中，太祖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稱祖沖之通過改進“銅機”從而實現車輛旋轉而方向不變的“指南”能力，并稱祖沖之仿照“木牛流馬”制作不依賴風力與水力的“千里船”。自動機的制造記載在明朝及清朝早期的地方志及文人筆記中達到高峰，在記錄著名工匠時，往往聲稱他們有制作木牛流馬之類“奇器”的能力，自動機成為一種普遍的地方性傳說。

明朝、清朝地方志、文人筆記中的自動機文本。

技術思想：

從仿生技術觀到機械技術觀

盡管中國古代的自動機形象往往具有頗多的臆想成分，不過其相關的文本描寫普遍包含了機械制造的技術背景，反映出中國古代機械制造技術的普遍范式：在自動機器形象之后潛藏的是機械制造的材料與構造、操控與驅動等諸多技術細節，其整體形象與文本細節的變化則折射出中國古代機械技術的思想演進及大眾對機械技術的認知改變。

電影《墨攻》（2006）劇照。

早期擬物自動機的技術焦點在于模擬生物的外形與結構，從而實現生物的活動能力。其中較早文本更多描寫的是自動機對生物外形的摹刻，即如何使用竹木、皮毛、膠漆等材料來重現生物的外在形象。《墨子》中將魯班制木鳥的過程描述為“削竹木以為鵲”，“削”字之使用意味著更重視對材料進行外形加工。北齊《劉子》對魯班制木鳶的過程作了更細致生動的描寫：“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鴟；見其首者，名曰鴮鸅。皆訾其丑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云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翙然一翥，翻翔云搏，三日而不集，然后贊其奇而稱其巧。”其描述了木制鳳鳥經魯班之手從粗坯到成品的制作過程，稱木鳥被制作得栩栩如生后，就能像真正鳳鳥一樣自由飛行。這里實際上隱含了對自動機活動能力具有巫術思維特征的技術詮釋：當自動機與被仿造對象達到外形上的完全一致之后，就獲得了該對象的功能與能力。

其后人形自動機的相關文本中開始關注自動機的內部構造與功能之間的關系。在《列子》“偃師木人”的文本中，一方面強調假人在外在形象與內部結構上與真人具有相似性，“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肢節、皮毛、齒發，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另一方面專門指出假人的活動能力是由其“五臟”來實現的，“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盡管《列子》中偃師木人的傳說在故事框架上存在是否抄襲佛經的爭議，但其對假人活動能力的技術詮釋無疑顯露出中國本土文化的特征：人的活動及情感能力與五臟的結構、功能密切相關。

《戰國科技史》

作者：黃中業、馬衛東、李亞光

版本：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1月

《黃帝內經》有云：“五藏常內閱于上七竅也。故肺氣通于鼻，肺和則鼻能知臭香矣；心氣通于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于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脾氣通于口，脾和則口能知五谷矣；腎氣通于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在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傳統生命理論中，人的生理機能與五臟功能是密切關聯的，“在人體的五臟與六腑、五體、五官、九竅、四肢、百骸之間的關系上，五臟是這個整體的重心。”可以看到，“偃師木人”大約基于這樣一種技術詮釋：通過復制人的內部構造尤其是五臟結構來實現與真人一致的活動能力與情感能力。自動機仿生的內外構造與其生物功能通過傳統生命學說形成聯系，民眾早期尚顯蒙昧的機械技術認識與傳統生命理論達成了融合。

魏晉之后，史書及地方志中的自動機開始以木制器物的形象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古代機械制造技術的進展及民眾對其認知的轉變，自動機能力的實現從依靠模擬生物的外形結構轉向依賴機械的結構設計、關鍵構件及其機械功能。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電影《冒險王》（1996）劇照。

首先，自動機的技術焦點轉向了機械的內部構造，其中在傳統機械制造中用來描述機械構件形狀尺寸的“數”尤為受到重視。

《制木牛流馬法》中，其制作關鍵被稱為“流馬尺寸之數”，所謂“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在中國古代的機械制作指南中，往往用“數”來記錄機械的制造訣要。這種對“數”的重視與強調或與傳統機械制造技術的傳承方式有關，中國古代的機械制造技術并不善于幾何圖紙的精細繪制，在技術傳承中，對機械構件形狀與尺寸的領悟與記憶就成為關鍵要素，以“數”來編誦的訣要在師徒間口傳心授。這正是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所描述的，“魯班門徒的最突出的特點……也許是他們憑竅門、經驗法則和繼承的緩慢發展的傳統來工作。”因此對古人而言，表現為“數”的機械制作訣要具有了制造藍圖的功能，不僅僅有指導機械制造的實際意義，還可能被進一步賦予了技術實現的象征含義：由“數”描述的機械設計方案在以精妙技藝制作完成之后，或就能制造出如“木牛流馬”之類遠超普通機械造物能力限度的自動機。

其次，“機關”這一在古代機械裝置中用以實現旋轉、觸發、控制及動力的核心樞紐部件得到了更多關注，成為自動機功能實現的核心依據。在指南車文本中，指南車鎖定方向的功能就被描述為由機關實現。

《南齊書》稱“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稱祖沖之改進并制作出銅制機關，從而實現指南車旋轉時保持前進方向不變的功能。《宋史》則將指南車的方向控制機關表達為齒輪結構，“用大小輪九，合齒一百二十……上刻木為仙人，其車行，木人指南。若折而東，推轅右旋，附右足子輪順轉十二齒，系右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太平輪左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轅左旋，附左足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系左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大平輪右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正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東，或西，轉亦如之。”這一描寫具備現實性的技術基礎，成為后來諸多指南車復原及研究的依據。在木牛流馬的相關文本中，機關成為“木牛”與“流馬”的動力基礎。《南齊書·祖沖之傳》稱木牛流馬“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將其描述為由機關驅動的機械裝置。清代學者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列“運機”詞條，專門討論了作為動力構件的機關，“運機：不因流泉、不因風轉而自運者，有機焉。現甬（涌）而開小流，則漸輕而上，其機亦轉，有積沙以壓之而漏之者。此外則因乎始動而發。

《華陽國志》一士獻木牛流馬于諸葛者是也。鍇鑰卷轉，七輪交催，約處十二齒，大者同天度，自張衡、一行、祖沖之皆能作平儀，運機自動。蘇鶚載新羅獻萬佛山木人稽首，其機在鐘。”解釋了機械的水力驅動運轉原理，并認為“木牛流馬”之類的自動機乃是通過鐵制齒輪結構的機關驅動運轉。

《周易譯注》(增訂版)

作者：黃壽祺 張善文

版本：中華書局 2016年7月

總之，中國古代自動機的文本形象經過了擬物自動機到器物自動機的轉變，同時，作為自動機形象之后的技術思想也呈現出了從仿生技術觀到機械技術觀的變化：從依賴于對生物形象與功能的模仿到重視機械結構與構件之功能，這與中國古代機械制造技術的發展是基本一致的。在以《周易·系辭》為代表的傳統技術起源觀中，技術發明源于對生物能力的模仿,在自動機傳說中形成了同樣的敘事模式，生物的形象、結構成為自動機形象建構的技術基礎。隨著機械制造技術的發展以及機械造物的普及，機械功能的實現在民眾的認知中被解構為操控、驅動等具體機械功能，經由機械結構與構件來實現，自動機的形象也從對生物外形結構的模仿轉向了純機械結構的器物形象。

話題爭議：

文本真偽、技術實現性

與西學中源說

以技術實踐為基礎，并通過想象加工，自動機的形象得以構建。對于普羅大眾而言，自動機或僅被當作另類的志異題材，但對理性的思考者而言，一旦將其置入工程實現的語境，勢必會產生技術可能性方面的考量，進而引發自動機存在與否的種種話題爭議。

在自動機形象產生之初，王充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就從技術功能限度的角度對當時流行的自動機傳說的真實性進行了質疑。王充在《論衡》中有言：“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于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逐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逐飛’，不當言‘三日’。”王充認為木鳶之類的自動機形象是在現實技術的基礎上作了超現實的夸張，不具備可實現性。他還注意到機械的外形與結構的差別，指出魯班（墨子）制作木鳶主要基于對鳥的外形復刻，而單憑外形相似無法實現鳥的飛翔功能，同時強調即便是依賴某種神秘的機關技術驅動木鳶飛行，也應該有其局限性。

對于早期的自動機傳說而言，夸張的文本描寫與實存機械造物的功能之間存在巨大鴻溝，時人能夠較輕松地分清現實與想象之間的界線；魏晉以降，自動機以更加寫實的器物形象出現，直接斷定其真偽變得困難，部分具理性傾向的思考者往往是通過自動機文本的真偽、技術實現性、機械之原型等更具體的問題來分析自動機的真偽問題。

文本爭議在指南車的話題中表現得較明顯。《三國志·馬鈞傳》中有一段指南車文本記載之真偽的爭論，“先生（馬鈞）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于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可見指南車之真假很早就為人爭論，最初的質疑便是從文本的角度出發。可能是作為對指南車文本存續不明的回應，在《宋書》中則建構了一個指南車出現、失落、復現的循環史，“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至于秦、漢，其制無聞。后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于朝，云無指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而車成。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聲稱是戰亂帶來的技術亡佚導致指南車失落且難以復現。此種對指南車文本存續的質疑與回應主要通過文本追溯進行，尚未深入到技術細節。

質疑自動機的另一線索延續了早期王充等人的視角，從自動機的技術實現來進行考量。《三國志·杜夔傳》注文中為了論證馬鈞所造指南車及歌舞木人的真實性，引用了楊泉《物理論》中的一段話，“夫蜘蛛之羅，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況于人乎？故工匠之方規圓矩，出乎心巧，成于手跡，非睿敏精密孰能著勛成形，以周器用哉？”通過將人的技藝與生物本能的制造能力進行比較，論證自動機的可實現，這實際是從技術的潛在可能性來回應技術的現實局限性。

在木牛流馬的真偽上，明人季本同樣也從技術實現的角度進行過深入討論，“諸葛亮木牛流馬只是制法精巧，機活易行。然亦必須有人牽挽方可節其進止。其在平地一牽或可數步……若遇登高豈能自上當其下，行其勢必順茍后，無挽者安保其不傾？此實理也！蓋亮有巧思，故其制精絕耳！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圓）。茍能竭目力而以規矩繼之，則雖眾人亦所能為矣。”認為凡是機械造物，都受限于技術規律，不會脫離驅動與操控等技術基礎，提出只要依據一定的工具與方法，普通人也能制造出神妙的機械造物。相應論證已然擺脫神秘主義的技術觀，觸及技術的規律性與普遍性特征。

《說理會編》

作者：[明]季本

點校：黃琳

版本：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年7月

自動機爭議的又一焦點問題是自動機是否僅為某些現實機械的夸張描述，這在木牛流馬的話題上尤為突出。部分學者認為木牛流馬僅是某種現實機械的托名，如明代方弘靜稱，“蜀之山不可以車，木牛流馬以代車，而節人力，非不恃人而自行也，后人竭心力為之，愚矣！墨子之飛鳶謬說也！因風而飛不可以遠。”主張“木牛流馬”是為適應蜀地地理環境而特制的運輸裝置，僅能節省人力而非不依賴人力自主行動。還有人將木牛流馬的原型限定為某種或某幾種方便山間行動的載物小車，宋代陳師道對“木牛”“流馬”進一步區分，認為“木牛”為獨推小車，“流馬”為四人推行的大車。明王三聘在其所輯的《古今事物考》中稱，“諸葛亮造木牛流馬。木牛即今小車有前轅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子。疑亮之創始作于江州縣，當時云然，故后人以為名也。”認為木牛流馬之原型就是民間被稱為江州車子的運輸工具，這一觀點受到了較多的支持。

《古今事物考》

編纂：[明] 王三聘

版本：上海書店出版社 1987年3月

直到明朝中期之前質疑自動機的聲音呈增多的趨勢并逐漸切入技術細節，反映出中國古代機械技術自我演進中理性思維的發展。到了明后期，隨著西學東漸的展開，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成為時代主題，中國古代科技傳統的獨立發展受到影響乃至中斷。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國人對待自動機傳說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轉變，相關話題爭議轉以西學中源說的特殊形式呈現。

自動機的存在從早先受到質疑轉變為普遍被承認，古代的自動機傳說成為西學中源說的重要證據。清朝首位出訪歐洲的官員斌椿在見識發條驅動的自動車馬玩具后，發出“殆亦木牛流馬之遺意歟！”的感慨，進入國人視野的自動化“西洋奇物”極大地沖擊了國人的觀念，自動機不再只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傳說，成為可近距離觀察觸摸的對象。古有的自動機傳說被用來與西方自動化的機械造物進行比較，這恰契合了時興的西學中源之思潮。

電影《張之洞》（2022）劇照。

西學中源說將西學分門別類比附于中國古學乃至古代傳說，宣揚中學是西學之源。其思潮萌發于明后期，在清康熙時期得以理論化并圍繞歷法、天文學及數學領域展開，到了洋務運動時期，西學中源的理論進一步發展，擴展到工藝、技術、機器乃至政治體制的領域。根據立場的不同，出現了支持或反對自動機傳說的西學中源論證的態度分化。

支持者主要是將古代的自動機傳說視為傳統機械制器之學的代表來借以闡揚發展機械制器之學的合法性與必要性，其中部分議者持學習西學的立場，認為中學既是西學之源，那么就有充分的合法性來學習時下更先進的西方機械技術。如楊史彬在《制造十所》一文中稱，“技藝機器之功，今雖莫精于泰西，而淵源實創于中國，不得概以西法輕之也……黃帝造指南車以克蚩尤，則火車所由仿也。武侯造木牛流馬，公輸般削燕而飛，則機器所由創也……可見華人之靈巧實不遜于西人！茍能振興其事，勢必日有起色矣！”

另有部分議者則認為既然西學源于中學，那么就應該從中學源頭發掘技術的根本，盡管也持西學中源的主張，但是走向了復古的論調。

《庸庵隨筆》

作者：[清]薛福成

校點：鄧亦兵

版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 年3月

薛福成在《庸庵文編（隨筆）》中，稱“中國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舊”，同樣是將魯班、墨子等人的機械技術以及木牛流馬之類的自動機傳說等同于西方的工業技術，不同的是提出了“考舊知新”復興舊學的主張，“借令因其舊法，相與潭思竭能，庸詎不能出西人上乎？夫惟其輕于忘舊，所以阻其日新也。”反對者則主要是從中體西用的立場出發，將機械制器之學作為“用”的學問，反對將自動機傳說比附于西方的機械之學。如張之洞在其《勸學篇》中稱，“……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瑣瑣傅會者皆置不論，若謂‘神氣風霆’為電學，‘含萬物而化光’為光學之類然謂圣經皆已發其理，創其制，則是；謂圣經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則非。”認為在技術之類“用”的學問上中西不能相合，批評將古代器物之學附會于西方科學，自然也否定了古代自動機傳說與西方機械學的混同。

之后隨洋務運動的失敗，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主張用西方科學來徹底取代舊學，西學中源的聲音漸消。在《救亡決論》中嚴復稱：“晚近更有一種自居名流，于古書中獵取近似陳言，謂西學皆中土所已有。”以嚴復為代表的部分維新派學者對混淆中西學術的西學中源說進行了較徹底的批判。到了清末民初時期，除革新派之外持保守思想的“國粹派”以及統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放棄了西學中源說。將中國古代自動機傳說比附于西方機械之學的西學中源論調也普遍被拋棄，有關自動機的爭議與西學中源說一同走向了尾聲。

不同文化背景下誕生了不同形式的自動機傳說，表現出了技術文化的一致性與差異性，一致性在于人總有相同的生存需求，渴望有工具能把人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差異性則在于技術背景及演進過程不同。

中國古代的自動機傳說建立在中國古代較發達的木制機械制造技術基礎上，其文本形象經過了擬物自動機到器物自動機的轉變。早期的自動機形象表現為對人和動物真實形象的模擬，與傳統生命理論相融合，具有更多的臆想性及有機技術觀的特征；隨著機械制造技術的發展，機械技術的能力限度逐漸為大眾所識，自動機的形象逐漸走向寫實，機械制作技術的諸多細節如機械結構、部件、動力成為關注點，自動機從一種早期的技術幻想逐步走向包含更多現實性的技術實踐活動。作為技術中理性主義一面的呈現，自動機的觀念史也一直存在爭論，并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形式與主題。早期表現為對自動機傳說真偽的質疑；到魏晉之后，興起了對自動機文本、技術的實現性以及其機械原型的追問；從明朝中晚期開始，自動機的爭議在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的歷史背景下以“西學中源”的話題形式呈現。

總之，在自動機的技術形象的歷史變遷及相關話題爭議中，映射出了中國古代科技傳統的自我演進及其與西方科技體系碰撞時的革新轉向。

【文獻出處】 彭必生：《文本、技術及爭議：對中國古代自動機書寫的思想史考察》，《科學·經濟·社會》2025年第3期，頁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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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由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摘選。作者：彭必生；本期評議：梅劍華 黃典林；文本摘選：羅東；編輯：西西；導語校對：薛京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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