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3日深夜,昆明省政府大樓外的探照燈突然熄滅,滇軍警衛扳著槍機,卻只能看著杜聿明的中央軍步步逼近。幾小時后,龍云的機關被接管,云南出現了多年來從未有過的沉寂。就在這片沉寂中,盧漢第一次真切體會到“身不由己”四個字——原本屬于滇人的地盤,被重慶一紙手令輕易翻篇。
龍云被調往重慶任軍事參議院院長,表面風光,實則軟禁。滇軍群龍無首,盧漢順理成章接過云南省主席與保安司令的印章。可所有人都清楚,這枚印章像燙手山芋:握得緊,蔣介石猜忌;松了手,地方士紳不服。盧漢暗暗告誡心腹:“審時度勢,保存實力。”一句話傳遍軍中,成了當時滇軍最流行的口頭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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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滇軍60軍在臺兒莊禹王山鏖戰一役打出硬氣。憑這份硬氣,云南士兵對盧漢佩服,又對南京中央抱有距離感。越是這樣,蔣介石越不放心。1947年,六十軍被抽調出滇,南方人不習慣東北氣候的借口毫無作用,蔣介石一句“國事要緊”就把整編令摔了下來。盧漢只能放行,內心卻埋下“另謀出路”的種子。
1948年下半年,中共華南局把目光投向西南,民盟云南負責人楊維駿被請出山。楊家世代從軍,父親楊蓁與盧漢同窗云南講武堂。“還有誰被關著,你列名單,我來放人。”盧漢在首次會面時拋出一句主動示好。十來個字,堅定了楊維駿的判斷:滇軍這塊牌,很可能翻面。
同年冬,盧漢暗令師長邱秉常赴宣威,和滇東北地委交換情報;次年初,又派龍澤匯攜槍彈兩卡車送到滇黔桂邊縱。為了遮人耳目,司機是日本投降兵,姓名“記昌紀”“孫嘎林”至今仍留在老兵回憶錄里。不得不說,這招瞞過了昆明警備司令部,卻沒瞞過沈醉的保密局。
1949年2月12日,南屏街因金圓券真假引發擠兌,二百多名市民被捕。盧漢倉促審理,二十一人遭槍決。新華社隨即發表評論《警告殺人犯》,把盧漢列進戰犯名單。單就這條命令而言,盧漢的政治資本瞬間見底,地下黨也一度觀望。楊維駿回到香港匯報,字里行間透著猶疑:滇局未可知。
此時的昆明,暗線交錯。沈醉向毛人鳳連發數電:“盧漢靠不住。”8月上旬,蔣介石電召盧漢赴渝。滇軍幕僚擔心有去無回,集體勸阻。“我若被留,用盧漢名義報信;若平安歸,用盧永衡名義報信。”盧漢留下約定就登機。張群見面勸說,蔣介石索要“抓共名單”,盧漢裝病拖延,最后只交上無關痛癢的四百人,其中竟無一人是真正的地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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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鳳坐鎮昆明,催盧漢在處決名單上簽字,連逼數次未果。沈醉得到指令:“一有異動,就地解決。”這條指令讓盧漢真正踏上不歸路。11月,他以“高燒不退”拒絕公事,把所有精力投入最后布局:解除特務武裝、穩住第八軍、聯絡龍云系流亡將領。
1949年12月9日晚,張群飛抵昆明,再次勸盧漢“遷府重慶”。盧漢反客為主,將張群與李彌、余程萬、沈醉等二十余名高官“請”入盧公館,接管電臺、兵營和省府。凌晨兩點,云南廣播電臺響起聲明——滇省脫離南京政府,擁護北平中央人民政府。當夜,滇軍五個師緊急調防,要塞、機場、銀行悉數易幟,昆明毫無槍聲。
張群被軟禁僅十小時。念及舊誼,盧漢親自送他登機離滇。沈醉的女兒沈美娟后來評價:“放走張群,是父親最大的失策。”理由很簡單:失去這張重要人質,西南解放的籌碼少了一塊。果不其然,昆明起義通電發出后,北平電報機沉默了整整三天。盧漢連夜守在機房,幾次問值班報務員:“還沒回電?”報務員只能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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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清晨七時,密封電報終于傳來:“云南宣告脫離國民黨反動政府,服從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戰爭之進展,必為全國人民所歡迎。”落款:毛澤東、朱德。盧漢放下電報,不自覺抹了把汗。當天,他又向西康劉文輝發電,希望聯手截留蔣介石。電報中途被截,不過劉文輝已在彭縣公開起義。兩天后,蔣介石父子倉促飛離成都。
至此,西南大局底定,滇軍改編鋪開。盧漢雖因南屏街慘案受過質疑,但云南的和平接收,避免了山地慘烈巷戰,也為多條國際交通線完好保留下基礎設施。若論功過,正如當年滇軍老兵悶聲一句:“槍口沒對百姓,這就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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