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的“無約”之緣

　　我素來不信“命中注定”，也與“緣分”一詞保持著距離。然而，回望我與《標準生活》雜志十七年的交集，一種奇妙的“陷入感”油然而生。這十七年，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契約，甚至從沒有口頭的權利義務約定，但這段關系卻如同溪水般汩汩流淌至今。這若不叫緣分，又該稱作什么？

　　一切的起點，在2008年夏天。華聲在線的編輯轉來一位陌生人的聯系請求。陌生人自稱叫夏愛民，自述是《世界標準信息》雜志編輯，想采用我貼在華聲在線的一篇博文《<國家園林縣城標準>的兩處硬傷》。我當然是欣然同意啦。這篇文字質疑了《國家園林縣城標準》中“綠地率”與“道路綠化普及率”這兩個概念。我的想法很樸素：大力鋪草坪“綠地率”和“道路綠化普及率”就能很快達標，但綠化效果關鍵在于“體積”而非“面積”，栽樹比鋪草更重要。

　　收到樣刊后，才知道夏愛民是該雜志社副社長兼總編輯。雜志主管單位是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主辦單位是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因我對國家園林縣城的“標準”有異議，所以引起了這位標準化工作者的注意。當然重要的是，我的觀點被他認同了。這篇小文，成了我叩開一扇大門的敲門磚。接著，夏老師和我討論了一些其他話題并約稿。2008年第11期一舉用了我兩篇，“封面故事”刊載了我的《落實“科學發展觀”，奏響“標準”四步曲》，“標準茶座”欄登載了我的《“康師傅礦泉水”還真不是“生活飲用水”》。

　　更令我意外的是，我的一個小小建議，很快得到雜志社的回應。我發現該雜志價格25元，每年12期共300元，在近20年前算是有點貴了。于是建議夏總編，不要用那么高檔的銅版紙，可降低紙張成本；既然本刊內容要求貼近百姓生活，不妨設法降低成本和售價，爭取面向社會大眾銷售。2008年第12期，《世界標準信息》改名為《標準生活》，果然價格降了20%。直至十七年后的今天，售價還是20元，而且全年12期優惠價120元。這種基于真誠的互動，為我們的十七年寫下了一個信任的開篇。

　　改名后的第一期，采用了我的自選題材稿《手機充電器統一標準為什么夭折？》。從此，我就應約為每期《標準生活》撰稿。然而，故事的走向出乎意料。夏愛民老師不久后調到標準委另一單位，但我與《標準生活》的緣分，卻并未隨創始人的離開而中斷。它化作了一場信任的接力賽。十七年間，我的責任編輯先后更換了十多任，從郝熾、姚希、葉芳，到曾征、李霄、梁燕，以及當前的張瑞洋，每一位新編輯的約稿信息都簡潔得驚人，常常只有幾句話及一個關鍵詞，如“軍服”、“校服”、“家政”、“養老”、食品添加劑、博物館、“以舊換新”……

　　這并非疏慢，而是一種極高的默契與信任。他們相信我能在標準的框架下，找到話題的獨特民生視角；而我，則從他們對我文章的精心修改中，默默學習。我們平時幾乎零交流，唯一的“對話”發生在一本本如期而至的雜志上，在我反復比對原稿與刊發稿的字里行間。這是一種沉默的教學，也是一場持續的考核。通過學習我了解到，日常生活中，大到汽車、道路、橋梁、房屋，小到紙墨筆硯、自來水、家用電器、鍋碗瓢盆、針頭線腦，標準如空氣般無處不在。這個看似冰冷的尺度，卻時刻在守護著我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

　　國家標準是底線，如法律；行業與企業標準是追求，如道德。而我們這些撰稿人，便是這“標準世界”的翻譯官，試圖將嚴謹的條文，轉化為公眾可感可知的生活常識。當然，作者也有失落與無奈。我曾為手機充電器統一標準鼓與呼，至今未有效果；曾多次抨擊公共廁所蹲位失調（男蹲位反比女蹲位多），反響寥寥；曾兩度撰文反對過度包裝，情況仍不樂觀；曾3次寫過電動自行車話題，建議統一標準、嚴格限速、禁止改裝、允許載人，現實與期待仍有距離；關于食品添加劑的科普也難被廣泛接受；……這讓我明白，社會進步如同標準制定本身，是一場需要耐心和堅持的“馬拉松”。

如今，十七年驀然成為過往。那個最初關于“緣分”的疑問，我似乎找到了答案。維系我們的，并非契約，而是一種雙向的認同與奔赴。雜志認同我的視角與文字，我認同雜志傳播標準、服務民生的理念。我們因“標準”而結緣，卻用一份“非標準”的君子協定，守護了這段關系十七年。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但我已不再困惑。即便下一篇是我的終稿，這十七年的“無約”之緣，也已是我生命中一段“標準”而珍貴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