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7日一早,福州軍區司令部燈火通明。值班軍官記得,62歲的皮定均依舊拎著那臺用了多年的小收音機來回踱步,嘴里低聲念叨著剛剛得知的噩耗——“朱總司令走了……”短短一句,情緒翻涌,卻沒有多余言語。九點過,他還是按計劃登上了飛往漳州的伊爾-14,再轉米-8直升機奔赴東山島反登陸演習。誰也沒有料到,半日后,一場突如其來的撞山事故,把這位戎馬半生的上將永遠留在了閩南的山谷。
飛機失事的消息經電報傳回北京,《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隨即在7月14日刊出配黑框的遺像。對老兵們來說,那一刻像天空塌下一角;對許多豫西鄉親而言,更是“救命恩人遠去了”。毛主席當年為他親筆題寫的“皮有功,少晉中”六字,再次被反復提起。62載風霜化作遺照里的眼神,堅毅而寂靜。
福州軍區、總參、總政、總后迅速組成調查組。楊成武、梁必業、張震三位上將帶隊,僅用兩天就拿出了報告:惡劣天氣不宜飛行,指揮保障環節多處疏漏。字里行間含蓄卻尖銳,意在堵住安全管理的漏洞。與此同時,治喪工作推進。可眼看骨灰盒即將北上,毛主席9月9日離世,國事激變,一切程序被迫按下暫停鍵。皮定均的骨灰只能暫厝福州,陪在丈夫身邊的,是同機罹難的大兒子皮國宏的骨灰。
張烽,這位長征途中參加紅軍、后來當過紅四方面軍衛生員的女兵,強忍悲痛向軍區提出質詢:為何改變航線?為何強行起飛?為何失聯后搜救遲緩?她決意要一查到底。中央批準徹查,但最終結論仍聚焦“惡劣氣象”“指揮失誤”。真相或許已被還原,可在一位烈士遺孀心里,疑團難散。1977年7月7日,歷經一年輾轉,皮定均與長子骨灰終于安放八寶山,軍樂低回,戰友淚如雨下。
歲月翻到1991年,距離那場空難已十五載。北京初春,張烽來到有關部門,遞上一份特別申請:請允許將丈夫的骨灰分為兩份,一半留在閩南灶山之巔——那是犧牲地,也是家人定要同他相聚的地方;另一半,請遷往河南登封革命烈士陵園,以慰老區鄉親。有人不解:八寶山是無數將帥安息之所,為何舍得“搬家”?張烽的回答很簡單:“老區父老盼著他回家,灶山也在等他。”
豫西人民的情感并非突如其來。回到1944年9月6日,面對日寇占據豫西的兇訊,華北戰場的129師猛將皮定均奉命率部南下,硬闖敵后。在登封東白栗坪,他一舉拔掉日軍據點,解救兩萬被抓壯丁;又夜襲鞏縣黑石關,破鐵路橋、救民工。三個月間,大小戰斗一百三十余次,解放百萬人口,拉開了豫西抗戰新局。老鄉們親切稱他“皮司令”,將他的名字和抵御外侮的記憶一起刻進了嵩山腳下的石窟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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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登封多位老八路和被救民工晚年仍常提一句:“皮司令要是能回家,該多好。”這個聲音輾轉傳到張烽耳中,她思來想去,終落筆成信。把骨灰一分為二的想法并不尋常,擱往昔幾乎難以想象。中央對請求遲遲未答,應者慎重,再三權衡后仍批復“可以照此辦理”,條件是全部程序須符合法定禮儀,確保尊嚴。
同年秋天,細雨迷蒙。第一只漆盒被護送至嵩山麓。簡短而深情的安葬儀式結束,人群未散,花圈層疊成林。一位老人撫碑泣聲:“皮司令,咱們終于接您回家了。”另一只骨灰盒則隨張烽登上事故山體最高點。松濤呼嘯,她在崖頂輕聲念了一句:“以后我也來陪你。”兩行為碑:“九死一生,將軍闖過槍林彈雨;人妖顛倒,親人竟遭機毀人亡。”字如刀刻,句句皆血淚。
皮定均滿身彈痕。頭頂四指寬的刀疤,紅軍時代留下;左腿髁骨前后相對的兩處彈孔,仍在提醒惡戰的槍林;后背嵌過的彈片,至死未能消除疼痛。這樣的人物,倘若倒在前線,似乎更合傳奇,卻偏偏隕于運輸機艙。有人感慨,命運無常;也有人說,將領生死皆戰場,空難亦是陣亡。無論哪一種解讀,都無法抹去那三十余年南征北戰的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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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遷葬之后,登封烈士陵園年年謁拜人流不斷。鄉親們會在每年清明送上一束青松枝,再擺幾碟家鄉小酥餅;灶山之巔則多了戰士們的鋼盔和迷彩帽,石碑下常有還愿的子弟,輕聲報告部隊訓練情況。英雄精神并未因分葬而稀薄,反倒讓兩片熱土都留下了將星的光。
六十載戎馬,十五年陰陽。皮定均的人生像豫西的秋風,剛烈,清冽,卻又帶著泥土氣息。中央那道“同意”的批示,看似只是一次安葬地點的調整,實則是在回應老區百姓的深情,也尊重了一位老八路家屬最質樸的愿望。時至今日,登封松濤與閩南海風依舊輪替拂過兩方墓碑,清淚與敬意同在,講述著一個將軍未竟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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