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我們的干部培訓和高校里，有批人被西方的理念“綁架”了

復旦的陳平教授，最近扔下了一句話，很重。
他說，過去四十年，我們的干部培訓和高校里，有批人被西方的理念“綁架”了，這批人，得“清除出去”。
陳平是復旦大學的經濟學者，思維嚴密，言論一貫犀利，他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多年，也曾深度接觸西方的經濟學體系，但他始終強調一點：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這句話之所以突然火了，是因為它戳到了很多人心里不愿觸碰的地方。
從制度設計到經濟模型，從治理理念到教育方法，我們大量引進了西方的知識體系和管理經驗。
這并沒有錯，錯的是在引進的過程中，逐漸喪失了判斷能力，甚至出現了“崇洋壓本”的傾向。
有些干部，參加完一次國際研修班，就仿佛得到了真經，回來后就開始照本宣科，生搬硬套。
有些高校教授，為了在西方期刊上發論文，刻意迎合西方主流話語，把中國本土實踐拋在腦后。
久而久之，原本用來“借鑒”的西方理論，成了一個個“模板”，成了某些人判斷對錯的唯一標準，成了他們政治正確的保護傘。
比如在干部培訓體系中，一些課程幾乎是“哈佛肯尼迪學院”的翻版。
講的內容聽起來很美好，比如“治理透明度”“社區參與度”“公共選擇理論”，但真正落實到縣一級，就變了味。
2024年，湖南某地曾大力推廣“鄰里自治”模式，要求社區居民自發成立管理委員會，制定社區規則。
結果呢？第一屆委員會不到三個月就解散了，原因是“沒人愿意管，矛盾調解不動，政策落地更難”。
原因很簡單：中國的社區不是美國的郊區，宗族、人情、歷史糾紛，這些錯綜復雜的關系網，不是一個“自治委員會”就能解決的。
近十年來，國內一流高校里，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的研究方向，幾乎全被西方理論主導，大多數文章的研究對象不是中國，而是“以中國為樣本，驗證西方理論”。
這就像一個人拼命練習外語寫作，卻從不關心自己母語的表達，結果就是，我們的學術評價體系、知識生產體系，被西方的期刊邏輯“反客為主”了。
要升職評教授？先看發了幾篇SCI、SSCI，至于這些成果對中國有沒有實際意義，反而成了次要問題。
更可怕的是，這種“理念綁架”，已經滲透到政策制定和產業發展中。
2025年，黑龍江某農業局引進了一套“智慧農業”系統。
項目設計者是從硅谷歸來的博士，理論是先進的——物聯網采集土壤數據，云系統自動配肥，AI識別農作物病蟲害。
聽起來很震撼，花了8000多萬，系統確實運行了，但是，半年后出問題了：農戶不會用，維護成本過高，數據采集點遭雷擊損壞后無人修復，最終整個項目擱淺。
技術沒有錯，錯的是決策層忽略了現實。
這種“技術決定論”的背后，其實是對西方模式的迷信，是一種脫離本土的“理想主義”。
2023年黑龍江“京農5號”紅小豆推廣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當地引進了一批高產種子，按照合同預計畝產提升30%。
但種子未做本地適應性試驗，結果遇上低溫天氣，5000多畝農田顆粒無收，農民損失慘重，政府賠償不到位，引發群體信訪。
近年來，類似的“政策滑鐵盧”不斷上演，背后是一種簡單粗暴的“嫁接式治理”：別的地方行得通，我們也行；國外搞得好，我們也上，結果是，花了錢、砸了資源，卻換來了失敗。
陳平說，要“清除出去”，不是要搞清洗，是要打破迷信。
他不是在反對學習西方，而是在反對“盲目套用”，我們不是缺乏學習能力，我們缺的是“再創造”的勇氣。
比如貴陽的農業數字化改革，他們沒有照搬硅谷模式，而是結合貴州山區地形，建立了“云上筑交會”，搭建線上銷售平臺，配套溯源系統和冷鏈物流。
不是“高大上”的技術，而是“接地氣”的系統，結果呢？當地農產品銷量翻倍，農戶收入顯著提升，這才是“為我所用”。
2024年，復旦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改革了中高層干部培訓課程，新增“本土問題研究”模塊，要求參訓者圍繞各自地區的實際問題，提出政策建議。
課程評價不再看“學了多少西方理論”，而是看“解決了多少實際問題”。
過去，我們太渴望“被看見”，于是不斷照搬、不斷模仿，結果很多本該從中國經驗中長出的創新，被“模板”壓制了。
我們到底要走什么路？是繼續在別人的軌道上跑，還是走出屬于自己的路徑？
陳平教授這句話，之所以“很重”，是因為它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種警醒。
我們不能再用別人的教科書，來解釋我們自己的現實，也不能再用別人的經驗，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未來十年，中國要走的是現代化之路，但這個“現代化”，不能是別人的“復制品”。
干部要有判斷力，學者要有獨立性，政策要有本土邏輯，否則，我們永遠只能在別人的影子里追逐，這不是誰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的選擇。
只有當我們真正相信自己的土壤，理解自己的問題，尊重自己的經驗，才能走出一條屬于中國自己的發展路徑。
這句話的“重”，不在于它的刺激，而在于它的提醒，一條路走了四十年，是時候停下來，看看是不是該換一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