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姚文元出獄時，曾向中央遞交過兩個訴求，而其中一個被當場一口回絕

01

“不管怎么說，我還是想回到那個組織里去。”

一九九六年十月，北京昌平那扇沉重的大鐵門緩緩打開了，一個滿頭銀發的老人拎著簡單的行李走了出來，他瞇著眼看了看頭頂久違的太陽，對來接他的家人說了這么一句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

這一天，距離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年。

誰也沒想到，這個曾經在中國大地上呼風喚雨、揮舞著“金棍子”要把別人打翻在地的姚文元，在坐了二十年牢之后，腦子里蹦出來的第一個念頭，竟然還是那個讓他起飛又讓他墜落的地方。

那個來接他的家人聽到這話時，臉上的表情估計比哭還難看，趕緊把他塞進了車里，生怕路邊的行人認出這張曾經印在無數報紙頭條上的臉。

車子開動的那一刻，老頭回頭看了一眼身后那座高墻。

二十年前，他進去的時候還是個頭發烏黑、滿臉橫肉的中年人，那是何等的意氣風發，那是何等的不可一世；二十年后出來，腰彎了，背駝了，外面的世界也早就變了天。

這老頭是誰？

說出名字來，上點年紀的人都能心里咯噔一下——姚文元。

當年那個靠著筆桿子把中國文壇攪得血雨腥風的人，終于出來了。

很多人以為，這種人出來了肯定得夾著尾巴做人，找個沒人認識的地方老死算了，畢竟他身上背的債太多，惹的人也太多，那個時代被他整得家破人亡的人，能從北京排到上海。

可這人啊，腦回路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樣。

剛回到上海安頓下來沒多久，這老頭就干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掉下巴的事兒。

他竟然還要跟組織提要求。

而且一提就是兩個。

其中一個要求提出來的時候，負責接待的人估計都愣住了，心說你是真糊涂了，還是在里面關傻了？

這事兒，咱們得慢慢說道說道。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北京的風已經帶著涼意了。

姚文元出獄的消息，并沒有在當時引起什么轟動，因為新聞上根本沒報，組織上為了穩定，也是低調處理，把他悄悄送回了上海，跟老婆孩子團聚。

到了上海，也就是那一畝三分地，他看著窗外那些高樓大廈，看著滿大街穿得花花綠綠的年輕人，心里是個什么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時候的上海，早就不是他當年當“土皇帝”時的那個上海了。

人們忙著賺錢，忙著炒股，忙著下海，誰還記得他這個過氣的“理論家”？

可姚文元不甘心啊。

他在家里憋了一段時間后，覺得自己還能折騰折騰。

于是，他向組織提出了那兩個著名的請求。

這第一個請求，直接讓看這一段歷史的人都能把水噴出來。

他向組織提出，希望能夠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你聽聽，這是正常人能想出來的嗎？

一個因為反革命罪被判了二十年的人，一個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災難的人，一個在審判席上還需要為自己辯解的人，出獄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想重新入黨？

這得是多大的腦洞，多厚的臉皮才能張得開這個嘴？

他是真的覺得自己改造好了？還是覺得那個年代的荒唐邏輯現在還行得通？或者說，這其實是他內心深處的一種執念，他一輩子都在試圖證明自己是“正統”，是“革命”的，哪怕坐了二十年牢，這種執念還沒散。

結果可想而知。

組織上的回復那是相當干脆利落，直接就把這事兒給回絕了，而且是一點余地都沒留。

不僅拒絕了，還順帶教育了他一番，讓他好好認清自己的身份，老老實實過日子，別整那些幺蛾子。

這一巴掌，打得姚文元不輕。

但他還有第二招。

既然入黨沒戲了，那就留個名吧。

他的第二個請求是，想出版他的回憶錄。

這事兒吧，比起入黨來，稍微顯得有點譜。

畢竟，作為一個歷史的親歷者，他寫的東西確實有史料價值，他在監獄里攢的那幾十萬字手稿，那就是為了這一天準備的。

據說，當時有不少國內外的出版社都盯上了這本書，有國外的出版商甚至開出了五百萬的高價，想要買斷版權。

五百萬啊，在一九九六年，那絕對是天文數字，能在上海買多少套房了？

這要是換了現在的某些人，早就屁顛屁顛地賣了。

但姚文元在這點上還算有點底線——或者說是被嚇怕了，他沒敢私自答應，而是老老實實向中央請示。

這一次，中央沒有直接回絕。

有關部門給出的答復是，寫可以，但出版必須經過嚴格審查，而且絕對不允許在海外出版。

這個口子一開，姚文元覺得有戲。

于是，他開始沒日沒夜地整理他的書稿。

那可是四十二萬字啊，從他一九五六年發跡開始寫，一直寫到一九七六年被捕，這二十年的歷史，被他用自己的視角重新梳理了一遍。

在這本書里，他到底寫了什么？

這成了后來很多歷史研究者最好奇的謎團。

02

要說姚文元這人，骨子里就透著一股子精明勁兒，這股勁兒，其實跟他那老爹姚蓬子脫不了干系。

咱都知道魯迅先生那是出了名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可當年魯迅還真就跟這個姚蓬子有過交情，甚至還給他寫過詩。

那時候的姚蓬子，也是個左翼作家，看著挺像那么回事的。

可人這東西，不到關鍵時刻看不出成色。

一九三三年，姚蓬子被國民黨給抓了。

這一抓不要緊，原本看著挺硬骨頭的姚蓬子，沒堅持幾天就軟了。

國民黨那邊還沒怎么上大刑呢，稍微嚇唬嚇唬，他就全招了，不僅招了，還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聲明，說要脫離共產黨。

這一下，姚蓬子算是徹底臭了。

魯迅先生后來提起這人，那都是一臉的不屑。

但這事兒跟姚文元有啥關系呢？

關系大了。

姚文元從小就知道自己有個當叛徒的爹，這在他的政治生涯里，那簡直就是個定時炸彈。

換一般人，可能就自卑了，或者干脆躲得遠遠的，老老實實做個技術員或者老師。

但姚文元不。

這人從小就展現出一種驚人的“切割能力”。

為了證明自己跟那個叛徒爹不一樣，他表現得比誰都激進，比誰都左。

他爹是叛徒，那他就得當最堅定的革命者；他爹軟弱，那他就得當最硬的“棍子”。

這種心態，直接造就了他后來那種六親不認的行事風格。

只要能上位，只要能證明自己的“忠誠”，別說是親爹，就是天王老子他也敢咬一口。

一九五五年，機會來了。

那時候文藝界開始批判胡風。

這胡風是誰啊？那是他爹姚蓬子的老熟人，按輩分姚文元還得管人家叫一聲伯伯。

小時候，胡風去姚家串門，還抱過姚文元呢，給過他糖吃。

可當政治風向一變，姚文元這只鼻子比狗還靈。

他立馬意識到，這不僅是翻身的機會，更是洗刷自己家庭出身污點的絕佳良機。

于是，一篇篇殺氣騰騰的文章從他筆下飛了出來。

他罵胡風罵得最狠，調門起得最高，完全就是一副要把對方置于死地的架勢。

不知道的人一看，還以為這倆人有什么殺父之仇呢。

這一波操作，直接讓他在上海灘出了名。

當時的上海市委宣傳部看上了這個年輕人，覺得這筆桿子夠硬，夠狠，是個人才，得好好培養。

就這樣，姚文元踩著胡伯伯的身體，爬上了政治舞臺的第一個臺階。

從那以后，他就嘗到了甜頭：原來罵人真的能當飯吃，而且能吃得滿嘴流油。

他發現，只要手里握著筆，只要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他就能把那些平時高高在上的大作家、大教授踩在腳下。

這種快感，讓他上癮。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他變成了一只時刻準備咬人的狼，只要上面有指令，或者他覺得有利可圖，他就會毫不猶豫地撲上去。

03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一九六五年，那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也是姚文元人生的巔峰時刻。

這一年，他盯上了一出戲——《海瑞罷官》。

這戲本來也沒啥大問題，就是講個清官的故事，借古諷今也是文人的老傳統了。

可姚文元那雙眼珠子一轉，硬是從里面看出了“階級斗爭”的新動向。

在江青和張春橋的授意下，他憋了個大招。

那篇文章一發出來，好家伙，整個中國大地都顫了三顫。

這不僅僅是一篇文藝評論，這簡直就是一顆重磅炸彈，直接炸開了那十年動亂的序幕。

也就是從這時候起，他就不再是上海灘的一個小筆桿子了，他成了“無產階級的金棍子”。

江青對他那是贊不絕口，說這根棍子好使，打誰誰死。

這之后的十年里，姚文元可謂是風光無限。

你看那時候的照片，他總是胖乎乎的，戴個帽子，跟在江青后面，一臉的忠誠相。

可在那副憨厚的面孔下，藏著的是一顆比誰都冷酷的心。

他在北京的這十年，那是吃香的喝辣的，住著豪宅，享受著特權。

可咱們的老百姓呢？

那時候多少人連飯都吃不飽，多少知識分子被他那根“棍子”打得家破人亡，多少家庭因為他的一篇文章就妻離子散。

但他不在乎。

在他眼里，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只要能讓上面那位高興，死幾個人算什么？

這種日子過久了，人是會產生幻覺的。

他真以為自己能一直這么風光下去，真以為歷史會永遠按照他寫的劇本演，真以為自己就是那個掌握真理的人。

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那個晚上。

那天晚上，北京的秋風已經帶了涼意。

姚文元接到通知，說是要開會，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出版問題。

這對他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工作了，畢竟他是搞宣傳的，這事兒歸他管。

他也沒多想，甚至都沒跟老婆多交代幾句，夾著公文包就出門了。

他是最后一個到的懷仁堂。

當他走進那個房間的時候，看到里面的氣氛不太對勁。

華國鋒坐在那里，表情嚴肅，葉劍英元帥也是一臉的威嚴。

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宣讀決定的聲音就響了起來。

隔離審查。

就這四個字，瞬間把他的天堂變成了地獄。

據說當時姚文元并沒有像王洪文那樣試圖反抗，也沒有像張春橋那樣一言不發。

他只是愣了一下，然后很平靜地接受了這一切。

或許在他內心深處，早就預感到會有這么一天。

畢竟，靠整人起家的人，最后被人整，那是歷史的規律，誰也逃不掉。

他只是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這么快，這么突然，連個給他收拾細軟的機會都沒給。

04

進了秦城監獄，這四個人也就顯出了原形。

江青那是不用說，天天鬧騰，不是嫌飯不好吃，就是嫌床不舒服，把看守折騰得夠嗆，非得擺那個“女皇”的架子。

張春橋呢，那是真硬氣，也是真頑固。

不管你怎么審，人家就是不說話，閉目養神，仿佛這世界上的一切都跟他沒關系了，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

王洪文心理素質最差，剛進去的時候還想充好漢，沒幾天就崩潰了，哭爹喊娘的，把以前那點事兒抖摟了個底掉。

唯獨這個姚文元，表現得最“正常”，也最讓人琢磨不透。

他該吃吃，該喝喝，甚至還長胖了。

在審訊的時候，他也是有問必答。

雖然總是想方設法地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說這都是上面的意思，我就是個執行者，我就是根筆桿子，我哪有那么大權力啊。

但他至少配合。

這種“配合”，讓他在最后的判決里撿了個便宜。

一九八一年，那是對他們進行歷史審判的日子。

江青和張春橋被判了死緩，王洪文是無期。

只有姚文元，判了二十年。

二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對于一個已經五十歲的人來說，這二十年基本就是余生的全部了。

在監獄里的日子，姚文元其實過得還算安穩。

他每天看看書，寫寫東西。

這人有個習慣，就是愛記日記。

以前當官的時候記，現在坐牢了還記。

他把在監獄里的所見所聞，還有對自己過去的反思——當然，主要是反思怎么倒霉的，而不是反思怎么害人的——都記了下來。

這些東西，后來成了他那部回憶錄的底稿。

他在監獄里看新聞聯播，看報紙。

日子一天天過去，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了，老百姓有錢了，高樓大廈起來了。

那個他曾經拼命維護的舊時代，已經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連點渣都沒剩下。

他在高墻里面，偶爾也能從報紙上看到一些消息。

每當看到那些他曾經批判過的“走資派”現在成了國家的棟梁，不知道他心里是個什么滋味。

是后悔？是嫉妒？還是覺得荒唐？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但他心里肯定有一個念頭：我得活著出去，我得把我想說的寫出來。

這個念頭支撐著他，熬過了漫長的二十年。

一九九六年，他終于熬到了頭。

05

回到上海的姚文元，雖然被回絕了入黨的請求，但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那部回憶錄上。

他覺得，這是他翻身的唯一機會，也是他給歷史留下的最后一份答卷。

那段時間，他幾乎不出門，就在家里埋頭苦寫。

四十二萬字，字字句句都是他的心血，也都是他的算計。

他試圖在書中為自己辯解，試圖把那些臟水潑回給歷史的洪流，試圖告訴世人，他也是身不由己。

為了能出版，他甚至在一九九八年的時候，又寫了一份五萬字的《回顧與反思》。

這一次，他的調子低了很多，甚至承認了一些“過失”。

他試圖用這種方式來換取出版的許可。

但是，審核的關口依然緊閉。

原因很簡單：他的很多觀點，依然帶有那個時代的毒素；他的很多描述，依然在歪曲歷史事實。

國家不可能讓這種東西流傳出去，去誤導現在的年輕人，去給那個錯誤的時代招魂。

就這樣，拖了一年又一年。

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姚文元的身體就不行了。

那個在監獄里養出來的胖身板，這時候成了他的負擔。

糖尿病、心臟病，各種老年病找上門來。

但他還是在堅持修改書稿。

他在跟時間賽跑。

他想在死之前，看到這本書印成鉛字，擺在書店的柜臺上。

他想讓后人看看，他姚文元不是個只會打棍子的小丑，他也有他的“理論”，有他的“苦衷”。

這其實是個挺悲哀的事兒。

一個一輩子靠控制輿論、封殺別人作品起家的人，最后卻因為作品被封殺而痛苦。

這算不算是一種報應？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上海的冬天特別冷，風刮在臉上像刀子一樣。

姚文元躺在病床上，看著窗外枯黃的樹葉。

這時候的他，已經瘦得脫了形，再也不是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金棍子”了。

那部四十二萬字的手稿，就靜靜地躺在他的案頭。

那是他最后的希望，也是他最后的遺憾。

十二月二十三日，姚文元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他走了。

沒有追悼會，沒有花圈，沒有新聞聯播的訃告。

直到半個月后，新華社才發了一條簡短得不能再簡短的消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病醫治無效，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上海病亡。”

短短幾十個字，就把他這一輩子給畫上了句號。

那個曾經想通過入黨來證明自己，想通過出書來解釋自己的人，最終什么也沒留下。

他那兩個請求，一個成了笑話，一個成了廢紙。

那本他視若珍寶的回憶錄，至今也沒能見光。

或許，這就是對他最好的懲罰。

讓他在無聲中被人遺忘，讓他那些所謂的“理論”和“辯解”爛在肚子里。

他這輩子，從叛徒的兒子，變成“金棍子”，再變成階下囚，最后變成一個默默無聞的死者。

他一生都在算計，算計別人，算計政治，最后卻算錯了歷史的走向。

他想在歷史上留下一筆，結果歷史只給了他一個冷漠的背影。

一輩子耍筆桿子的人，最后連自己的墓志銘都寫不了，這大概就是命運給他開的最大的玩笑吧。

在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人們早就把他忘到了九霄云外，偶爾提起，也不過是當成茶余飯后的一個談資，搖搖頭，嘆口氣，說一句：

“這人啊，心術不正，走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