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維護的社會學研究及其中國意義

吳熙

北京科技大學

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

潛偉

北京科技大學

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

教授、院長

技術維護的社會學研究及其中國意義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6期

作者 | 吳熙、潛偉

責任編輯 |政光景

長期以來，技術維護活動的重要性為技術創新活動所遮蔽，相關的社會學研究少有開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物質能動性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等為技術維護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領域中的學者對技術維護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探討了其中的創新、倫理、權力、性別等議題，揭示出技術維護是技術創新的“對蹠體”，有助于全面反映技術活動的本體結構及社會學意義。當代中國已建成龐大的物質技術系統，其健康運行離不開科學維護，因此相關研究對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具有重要意義。

一、引言

與物質生產和技術創新行為相比，人類對既有物質環境的技術維護往往隱而不顯，這可能是由于人們習慣于認為技術維護是一種既有規則和秩序之下的重復性行為，缺乏挑戰性和創造性。然而，技術生命周期理論和日常技術實踐告訴我們，技術維護是物質生產的前提，是技術創新行為的母體，忽視技術維護與創新之間的內在關聯將帶來認知上的盲區和行為上的盲目。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學界在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的研究出現了“物質轉向”，學術焦點從以人類為中心的主體間活動逐步轉向“人類—物質”的結構性糾纏活動，而技術維護活動所具有的社會—物質雙重性為“物質轉向”提供了適宜的生長土壤。在此背景下，技術維護活動開始進入人文社會科學的視域。

從拉圖爾（Bruno Latour）、阿克里奇（Madeleine Akrich）等學者的奠基性工作開始，有關技術維護的社會學研究迄今已數量可觀。本文旨在梳理近30多年來國外學者在技術維護領域所做的開拓性工作，對之進行反思和評析，為尚待開發的國內同類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并進一步闡明中國語境下技術維護研究的本土意義與潛在議題。

技術維護的社會學研究雖然已歷時三十余載，但是鮮有學者對“技術維護”進行嚴格的社會學界定，有關研究多在常識意義上選擇使用“maintenance” “repair” “care”等詞匯。“maintenance”的基本含義是“維護、保養”，用于描述技術物及其系統進行預防性、常規性和總體性操作以保持其正常狀態，且多在與“innovation”相對的意義上使用；“repair”的基本含義是“修理、修復”，用于表示具體技術物發生故障時進行的補救性行為，具有響應性、隨機性和局部性，多在與“break”相對的意義上使用；“care”的基本含義是“護理、照料、關懷”，用于刻畫通過持續的關注和投入來促進技術物的良好運行，具有明顯的情感色彩，在人和技術之間引入了“責任—倫理”維度。可以看出，在用于技術物時，上述三個詞匯的差異是明顯的，但也具有明顯的一致性，那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表達了保持技術系統正常運轉以發揮其預期功能的含義。從上述詞匯的基本含義和使用語境出發，本文以“技術維護”為主題詞來討論發生于技術實踐領域中的“maintenance”“repair”“care”行為，這一方面能夠涵蓋相關主要議題，明晰研究對象和領域；另一方面也對應了中文語境中的“技術創新”主題，回應了中國當下的重大社會關切。為了便于下文展開，本文在參考產業界對“maintenance”的定義的基礎上，對“技術維護”作出如下界定：人類為保持某種物質—社會秩序而進行的維持性和增進性技術行為，這些行為以既有的技術知識、物質手段和社會規范為前提，但同時也生成了關于技術、環境和使用者的獨特知識和方法，并影響到技術的優化、更新、推廣和迭代。這一界定與常識并不沖突，只是從社會學角度進行了延伸性說明，以便與下面的研究建立必要的關聯。

二、技術維護研究的理論邏輯

工業革命以來，規模性的技術創新所造就的物質體系占據了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絕大部分物理空間。從這一點看，技術創新無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研究對象。但學界關于結構與能動性理論的探討表明，技術創新并不可以脫離原有的物質技術基礎，它必須以彌補或超越原有技術體系的不足為目標，在原有技術基礎上進行再創新。馬克思曾說：“人類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歷史，但是這一切并不是隨心所欲而為之的；他們并不是在自我選擇的環境下創造歷史”（馬克思，2012：669）。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與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對這一思想進行了充分肯定，并給予了更詳盡的闡發。吉登斯（1998）在《社會的構成》一書中提出了行動與結構的二重性原理，指出結構與行動并不是一組二元對立的概念，而是一組相互伴生、互為前提的概念，即：個人行動既維持著結構，亦改變著結構；結構給予個人行動以目的和手段，同時賦予個人行動以意義。布爾迪厄（2017）在《實踐理論大綱》中指出，社會結構為個人行動賦予了可換位、可持續的傾向性，但個人實踐卻需依靠個人的“即興創作”來完成，而具有個體創造性的即興實踐，總是趨向于復制最終產生了實踐的客觀結構。吉登斯與布爾迪厄的理論表明，人類能動性并不總是表現為與現有社會結構的對抗，也不總是創造出新的社會現實，它同樣具有維持既有社會結構的功能。

吉登斯與布爾迪厄的理論為技術維護研究提供了思想資源，然而他們的研究缺乏直接面向技術實踐的理論構建。針對技術維護活動的理論是由科技史、科技哲學和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以下簡稱STS）的學者們來完成的。吉登斯與布爾迪厄的“能動性”與“結構”主要指的是人類的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然而持續三十余年的“物質轉向”研究表明，物質也具有能動性，社會由各種人類與非人類因素（其中包括物質因素）之間的互動及其意義構成，所有人類和非人類都應當被視作具有平等地位的構成要素。物質和社會在日常生活中所體現出來的這種共軛結構關系被稱為“社會物質性”（sociomateriality）（Orlikowski,2007），其本質是一種社會客觀性，是多種因素參與建構的結果。關于社會物質性的理論多種多樣，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以下簡稱ANT）。該理論明確把“物”作為社會學的合法研究對象，消弭了傳統社會學中自然與社會、主體與客體、人與物之間的二元對立，用包括“物”在內的異質行動者的“實踐建構”取代了“社會建構”，創立了一種旨在追蹤行動者網絡的“聯結社會學”。在ANT的早期發展中，拉圖爾并未意識到技術維護行為所蘊含的田野價值，盡管他記錄了大量實驗室相關儀器設備、實驗材料的日常維護與維修工作，但他在其《關門社會學》一文中執著地將技術物正常運轉時發生關聯的各行動者群體當作該技術物運行的全部社會圖景，這使得他刻意忽略了因技術物非正常運轉而產生的社會失范現象(Johnson,1988)，更沒有顧及技術維護中所關涉的眾多“隱形”行動者。針對這一點，斯塔（Susan Leigh Star）作出了批判：“沒有任何分析上的理由將維護和少數受歧視的人口階層放在一邊” (Star,1991:42)。

后ANT（post-ANT）時代的學者們對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有所彌補。賈扎布科夫斯基（Paula Jarzabkowski）與平齊（Trevor Pinch）在社會物質性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物質的三種研究議程：重新調整用途（repurposing）、重新編寫使用程序（reinscripting）、修復（repairing），簡稱“3個R”(Jarzabkowski & Pinch,2013)。他們指出，前兩個“R”囊括了社會物質性理論研究的大半議程，此兩種議程的研究對象大都為物理結構穩定的技術物，它們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相對清晰。然而，“不穩定”的技術物占據了人類生活的絕大部分內容，人類不得不為此而重復勞動。這意味著對物質的研究不能僅專注于已完成的社會活動上，還需要將目光放在那些未完成、甚至永遠不能完全完成的社會活動上，這就是最后一個“R”——修復。環境中的物質材料為修復者提供了多種行動的可能，若要完成修復任務，修復者須依靠自身經驗，將損毀物與周邊環境進行廣泛關聯，這時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被背景化的物質材料就會凸顯出來，呈現更基礎的技術與社會的結構特征。

在一本2020年出版的集中介紹“第二代”ANT學者工作的書籍中，丹尼斯（David J. Denis）總結了拉圖爾之后學者們對“維護和維修”所作出的貢獻（Denis,2020)。他認為，對于早期ANT研究而言，后ANT時代以“維護和維修”為主題的研究主要取得了兩項成就，一是打破了技術故障狀態與常規狀態之間的對立模式，二是重新考慮物質性（materiality）在ANT中所處的位置，將它們作為“抗拒的東西”（that which resist）來看待（Denis,2020)。針對第一個問題，丹尼斯指出，ANT關于封閉技術物的普遍隱喻加劇了技術故障與常規狀態之間的對立——“黑箱”一詞頗為典型，該詞在遮蔽技術內部結構的同時也預設了技術正常運行的穩定性。在這一隱喻下，聚焦技術變革事件幾乎成為探索技術物的社會技術深度（sociotechnical depth of technologies）的唯一方式。但技術維護研究表明，技術既不會完全發揮它應起的作用，也不會完全出現損壞，技術物的日常運行需要持續地投入時間和精力。當技術物被維護時，各方技術參與者得以進入到該技術物內部，打破技術原本封閉且不透明的狀態。對于第二項成就，丹尼斯指出，在ANT的早期應用中，學者們通常以物質日常運行中的“穩定性”為前提展開研究，但技術維護研究表明，物質的“脆弱性”（fragility）才是物質的正常屬性(Denis,2020)。使“脆弱的”物質能夠穩定發揮其功能的過程也是一個對物質生態（material ecology）進行持續探索的過程(Denis,2020)。技術維護實踐沒有嚴格的處理程序，沒有統一且穩定的物質知識體系，絕大多數的技術維護實踐都是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的。對物質生態的探索同時也意味著與物質進行多維度的“溝通”，該過程恰恰符合了ANT對人類與非人類一視同仁的理念，為當今的技術維護實踐提供了更加寬廣的思路。

除科技研究領域外，社會學中的常人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也經常被技術維護研究借鑒引用。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及其追隨者們通過追蹤調查對象的話語記錄，力圖表明社會秩序是具體而非抽象的，是動態而非靜態的，是時刻需要維護的而非一勞永逸的(Sacks et al.,1974)。在這里，筆者不準備對常人方法學中備受爭議的行為者意圖至上傾向進行評判，但可以確定的是，加芬克爾等人將社會秩序看成是動態且持續的看法深刻影響了技術維護研究傳統，他提出的話語修復機制與話語追蹤法契合了技術維護研究所重視的物質修復方法與物的全生命流程追蹤。因此，作為技術維護研究的方法論來源之一，我們有必要對常人方法論給予重視，充分挖掘其學術潛力。

三、面向實踐場域的技術維護研究

雖然有關技術維護的研究在STS、科技哲學以及科技史領域中很早就有了一席之地，但目前為止，該研究領域還處于融匯眾流的發展壯大期。除了上述基礎理論的進展外，眾多學者也從各自學科背景出發對技術維護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對象包括機器設備、大型基礎設施、數字通信設施、消費品、文化遺產等多種技術維護的實踐場所，由此揭示出來的人、機、技、物、事之間的復雜互動機制及其衍生問題極大推進了技術維護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一）關于機器設備的技術維護研究

阿克里奇為早期的技術維護研究作出了開創性貢獻。自20世紀90年代起，她就關注技術在不同環境之間的轉移活動以及與此相關的維護實踐。例如，在對一個村莊的天然氣發電設備的研究中，她展示了一項來自法國的技術在當地遭遇的“水土不服”現象(Akrich,1993)。通過追蹤這個在當地極具爭議性的項目進程，阿克里奇指出，天然氣發電設備失敗的操作手冊、人員培訓，加之這臺機器對技術環境的挑剔要求，導致該設備在日常運轉期間出現了一系列非預期的表現。而在后期維修過程中，維修人員嘗試與天然氣發電設備進行一系列“溝通”并做出“妥協”（例如嘗試使用干燥度不那么高的木材），但機器并沒能很好地響應，繼而造成了更大的失敗。天然氣發電設備在當地失敗的維修保養活動甚至改變了機器制造商對這臺設備的定義——在官方文件里，該設備從一臺“成功的新型設備”變成了一臺“尚在研發中的設備”。阿克里奇認為，該事件說明了我們不能先驗地區分什么是技術性的因素、什么是社會性的因素，實質上這二者難以區分。只有各方參與者在“人和技術物之間建立穩定的和有共識的技能和責任分配”的前提下，創新才能成功。

奧爾（Julian E. Orr）考察了復印機維修人員的工作環境、服務程序以及人際關系，并編寫了一本民族志(Orr,1996)。他著重記錄了維修人員、機器與客戶之間的三角關系，重點描繪了三方的互動過程。現場維修人員采用由經驗性知識組成的系統診斷方法解決機器問題并進行修理，同時將機器反饋的問題解釋給客戶聽，并提醒他們改變原來的使用方式。此外，他將分析焦點放在了現場維修人員的職業文化上，指出維修工作最大的特點是不確定性與不可預測性，因為機器損壞的方式五花八門，維修者的經驗技能各不相同，他們的職業認同與知識儲備來自于自己的工作經歷和特定“職業社區”內的故事分享。這種以維修人員為研究對象的調查促進了后續研究中對維護工作者群體的專項研究。

如果說阿克里奇受到了早期ANT的桎梏，其案例研究依然未能擺脫充滿技術爭議的技術失敗時刻，那么，德萊特（Marianne de Laet）與摩爾（Annemarie Mol）則向我們展示了一項成功的技術是如何被技術維護工作所定義的(Laet & Mol,2000)。兩位作者選取了津巴布韋“B”型布什泵為研究對象，這種泵構型簡單、材質易獲取，在津巴布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研究發現，該泵設計者將可維護性視為重點：水泵的安裝過程與本地風俗習慣相結合，使得其組成結構在當地人盡皆知。組成水泵的材料并不是最堅固的材質，而是相對脆弱但易于更換的材質。多變的水泵安裝方式使水泵不必恢復原樣就能正常工作。在文章中，作者把水泵比喻為一個“流動的物體”，并稱它“比一個堅固的物體更堅固”，以彰顯其優良的環境適應性。

關于機器設備的技術維護研究多聚焦于技術在不同場域中的再定義問題，即技術在不同使用場景中通過技術人員、用戶、設備、資源間的互動協商不斷重塑其結構與功能，從而呈現為一個在維護中被持續建構的過程，而非既定不變的客體。

（二）關于大型基礎設施的技術維護研究

對大型基礎設施維護活動的相關研究起源于托馬斯·休斯（Thomas P. Hughes）對復雜大型社會技術系統的早期研究工作（Hughes，1983），而鮑克和斯塔首次正式呼吁了對基礎設施的日常運行與維護進行研究(Bowker & Star,1999)。

烏雷塔（Sebastián Ureta）響應了這一呼吁，并對前人的技術維護研究進行了反思(Ureta,2014)。她對智利圣地亞哥公共交通系統的改革項目進行了跟蹤調查，并運用福柯的權力觀對這一項目過程作出了解讀。她指出，過去的技術維護研究通常將修復行為浪漫主義化，修復被普遍認為是好的、有價值的，應該受到贊揚與保護。但她認為，修復也有其“黑暗面”，這種“黑暗面”即“修復的規范化”（repair as normalization）。技術維護活動致力于將正常社會技術系統的失敗部分調回至正常狀態，而福柯將“正常”稱之為“古典時代末期的偉大權力工具之一”，因此技術維護的最終目的通常不僅僅是改善系統，而是集中維護某種權力。

烏雷塔將大型基礎設施維護解讀為維護權力的做法影響了巴恩斯（Jessica Barnes）。巴恩斯調查了埃及水利灌溉系統，并將研究焦點放在了國家對灌溉基礎設施維護行為的決策過程上(Barnes,2017)。她指出，埃及對灌溉基礎設施的官方維護不僅清除了不利于灌溉的自然因素，還糾正了農民對水利設施做出的“破壞”（比如使流向自家的水資源更充足）。一方面，該過程的執行宣告了埃及官方對灌溉系統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另一方面，農民對灌溉設施的私人維護促進了農民之間的社區關系，不斷的私人協商使農民在面對國家時利益高度一致。因此，“雜草堵塞的運河、坍塌的河岸和淤塞的溝渠”不僅僅是水利設施維護人員的工作場所，也成為國家和農民之間進行權力協商的關鍵場域(Barnes,2017:15)。

關于大型基礎設施的技術維護研究多關注技術系統與社會群體之間的結構性關聯，揭示出宏觀社會場景中公平正義、權力結構、利益博弈等問題與技術活動息息相關，“技術問題”與“社會問題”往往是社會治理的一體兩面。

（三）關于數字設施的技術維護研究

近年來，有關數字基礎設施技術維護的研究案例顯著增多，這一現象與數字媒體研究領域興起的“物質轉向”密切相關。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深入應用，社會運行方式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這一過程中，大量支撐數字系統運行的維護工作被“隱形化”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和斯里夫特（Nigel Thrift）在數字設施方面的研究體現了這一點。兩位作者以2003年8月14日在美國東北部和加拿大出現的災難性停電事故為例，指出了數字世界中電子系統對電氣系統的高度依賴以及由此產生的關于政治與權力的問題(Graham & Thrift,2007)。他們認為，數字網絡并不虛幻，它由巨大的物質性電力系統構成，該系統需要大量持續的維護工作，學者們對數字網絡的研究不應脫離其依賴的基礎物質環境。

格雷厄姆通過對“停電”的社會學研究首次將虛擬網絡與基礎物質環境聯系了起來，但美國總體發達的網絡設施并不能很好地解釋不同地域信息技術發展差異化的問題。杰克遜（Steven J. Jackson）拓展了數字基礎設施方面的維護研究，并完善了格雷厄姆在權力、道德以及經濟問題上給出的解答(Jackson et al.,2011)。杰克遜實地調查了在納米比亞卡萬戈地區（Kavango）實行的一項數字設施普及計劃，旨在揭示技術維護行為在信息技術發展流程中的四個關鍵場所：技術差異所在地、創新場所、權力場所以及可持續發展場所。他指出：“所有的功能系統都是相似的，所有壞掉的系統都會以自己的方式壞掉”(Jackson et al.,2011:84)。隱藏在數字設施中的技術維護行為展現出了高度地域化的特征，這也是各地數字設施發展呈現高度差異化的原因。以用戶為中心的創新理論使得維修與維護工作成了當地數字技術創新實踐的重要場所，因此在卡萬戈，新興的硬件市場與維修店鋪在當地最為賺錢。杰克遜認為，維護與維修是社會權力運行和影響最明顯的地方，卡萬戈地區高度不穩定的數字終端使當地的維修從業人員地位升高，納米比亞的國家政策規定使得當地的數字維修行業永遠無法離開本地。

在消費文化影響下，數字產業的技術發展總是遵循消費邏輯而非技術本身的發展邏輯，“摩爾定律”“摩爾定律”是半導體產業發展定律，由戈登·摩爾（Gordon Moore）于1965年提出，其內容為：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每18~24個月增加一倍，性能隨之提升一倍，而成本下降一半。所安排的“計劃性淘汰”不僅產生了數量空前的電子垃圾，還使得“過時”卻依然能正常運轉的電子產品產生了大量的經濟與道德成本。例如通過對巴拉圭的兒童普及電腦計劃以及美國加州公共設施維修點的調查，羅斯納（Daniela K. Rosner）發現數字產品設計師并沒有把發生故障和解決故障的流程提前“編寫”進數字產品的使用“腳本”中，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故障的產生是由物質、基礎設施、性別、政治等社會因素隨機決定的(Rosner & Ames,2014)。又如克魯克斯（Roderic N. Crooks）對洛杉磯南部低收入社區的調查則更加證實了數字硬件設施維護的復雜性，他指出單為這些社區提供數字技術并不能助其獲益，低收入家庭無力承擔這些數字技術的后續運維成本，繼而受到了技術提供方的道德指責(Crooks,2019)。維修與維護活動產生的成本與道德問題，只有在技術各參與方共同評估協商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有效解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計劃性淘汰”，相比數字硬件設施，當今的數字軟件技術反而亟需維護。由于服務器的存儲空間有限，無數的虛擬信息在軟件頻繁更新的浪潮中被淹沒。法曼（Jason Farman）通過研究iPhone手機的定期更新問題，指出技術維護工作在數字時代面對的巨大挑戰之一就是軟件的維護與修復，這是因為軟件信息通常被保存在數字終端的外部服務器上，導致許多虛擬信息無法避免數字終端的“計劃性淘汰”，即強制更新(Farman,2017)。許多公共或私人信息憑空丟失，而這些信息所產生的經濟與社會價值也因此被否定或遺忘。

關于數字設施的技術維護研究表明，信息技術與傳統技術共享著物質性根基與地方性實踐的社會本質，其構建的虛擬空間在拓展人類生存維度的同時，也可能成為生成新型社會問題的源頭。

（四）其他領域的技術維護研究

從社會再生產過程的角度看，除了生產、保障、流通、服務諸環節外，技術維護行為還大量存在于消費環節。格雷格森（Nicky Gregson）等人(Gregson et al.,2009)指出，消費環節的技術維護實踐形塑了家庭消費文化形態。通過對英格蘭東北部三個家庭的人類學調查，他們得出三個結論：一是家庭中消費品維護的實踐層次與家庭價值體系相聯系，維護方法的差異化與消費品在家庭內部位置的轉移都反映了家庭中價值體系的組成方式；二是消費者在消費品維護實踐方面具有不同的能力，家庭內部成員在物品維護能力方面的差異化影響了家庭生活的社會秩序，并且塑造了家庭獨有的消費文化；三是消費者在消費品維護方面的實踐對于消費的元實踐（meta-practice）有著重要意義，消費品維護實踐不僅構成了消費品的社會生活，而且驅動了消費文化的演進。

在現代產業技術活動之外，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技術維護領域，如人類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對于考古學和文物與博物館學來說，從歷史遺存物中揭示古代人文與科技信息并盡最大可能地對遺存物予以保護是其基本任務。德西爾維（Caitlin DeSilvey）對遺產地的保護與修復理論進行了有趣的探討(DeSilvey,2006)。她在對蒙大拿州一個廢棄宅基地的考古調查中發現，遺產的物質屬性蘊含了兩層定義：一種是人工制品，另一種則是生態制品，自然生態環境的變遷會在古代人工制品上留下種種痕跡（如風化、侵蝕、病蟲害等），這些歷史痕跡側面反映了文物所處環境的生態變遷過程，而文物工作者在修復文物時須擇其重點，有選擇地保留一些生態痕跡。這正是丹尼斯（David J. Denis）所提到的，對物質進行技術維護的過程同時也是對物質生態進行探索的過程(Denis,2020)。德西爾維呼吁人們擁抱物質的易變性，在物質的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之間進行合理協調。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述及技術維護研究的每條實踐進路，不過有一本出版于2019年的書——《維修工作民族志》（Repair Work Ethnographies）值得關注(Strebel et al.,2019)。該書由斯特雷貝爾（Ignaz Strebel）、博威特（Alain Bovet）、索馬尼（Philippe Sormani）共同編篡(Strebel et al.,2019)。該書源自于2014—2016年在瑞士聯邦理工學院召開的一系列技術維護研討會，書內精選了十二位研究人員所做的研究案例并探討了與技術維護研究相關的諸多問題，如物質性、知識流通、權力博弈等(Strebel et al.,2019)。盡管奧爾在1996年已經對復印機維修人員做了開創性的民族志記錄(Orr,1996)，但僅將維修工程師群體作為研究對象的傳統社會學研究并不足以體現出技術維護行為的內在關聯與社會意義。考慮到近些年來學界在拓展物質能動性理論和物/人關系范疇等方向頗有成效的進展，《維修工作民族志》將技術本體研究與特定社會群體研究相結合，對當前的技術維護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性意義。

四、技術維護研究的若干主題

技術維護領域是技術本體與社會有機體的結合部，在此交叉領域，諸多社會問題都會暴露出來。上述實證研究的主題旨趣呈現多元化特征，包括創新、倫理、環保、教育、安全、隱私、心理、風險、性別、遺產等主題。這里我們簡要介紹一下傳統理論較為關注的創新、權力、風險、倫理、性別等五個議題。

由于創新與維護的強關聯性，創新主題在技術維護研究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技術維護的實踐進路表明，技術維護對創新的促進/制約作用可以在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面上展開。在微觀層面上，德萊特與摩爾的研究表明，一個適宜的技術維護策略可以優化甚至決定當地的技術創新環境，技術的可維護性在新技術的普及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它可以降低新技術因故障導致的各種風險，在公共安全領域，它甚至是決定一項新技術是否成功的衡量標準之一(Laet & Mol,2000)。在宏觀層面上，新技術的傳播需要經歷本土化的過程，而當地的技術維護水平是影響新技術本土化進程的關鍵因素之一。與大眾認知相反，受制于發明專利、外資管控等市場壁壘，關鍵核心技術知識并不能隨著新技術的擴散而擴散，首先得到擴散的往往是技術維護知識。技術維護知識以實踐為導向，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容易適應當地社會環境，是新技術與不同地域環境之間的“潤滑劑”與“著陸點”（Brandon,2020）。拉塞爾和文澤爾的研究表明，由于技術基礎、教育水平、政治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各國家/地區的技術維護能力水平也呈現參差不齊的狀態，這些差異化的技術維護行為造就了以地域為標志的多種技術創新路線(Russell & Vinsel,2018)。這一點在當代國際技術創新路線差異化發展方面有大量事實支持，例如中國的基站與美國的“星鏈”、新能源汽車與傳統燃油汽車等。

技術維護行為中的權力分配問題響應了福柯的權力觀與ANT。前文曾提到，技術維護同時維持著物質秩序與社會秩序，亨克（Christopher R. Henke）的研究表明，這兩大秩序的溝通節點在于人類本身，人類通常以物質代理者身份發揮物質的能動性，那么權力通常也就包含在人與人之間的協商過程中，并涉及算法、基礎設施、社會符號等多種社會情境(Henke,2014)。可以看到，技術維護并非純粹是被動的行為，它具有權變性、能動性與創造性——權力既可以迫使維護遏制創新，亦可以通過維護催生創新。在數智時代，技術維護的權力問題日漸呈現新的社會形式。算法是數智時代的核心要素，若要維持算法機器正常運轉，就離不開海量、廉價、易獲取的數據（周輝，2019）。算法工程師利用海量數據，不斷訓練、完善算法模型的運行邏輯，這一技術維護過程嚴重加劇了信息繭房、認知差異、算法歧視等問題。在維護算法的過程中，算法工程師作為行為主體甚至控制不了算法的未來走向，人類對技術的控制權被嚴重削弱；相反，算法不僅能夠影響人類的行為及認知，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參與塑造人類的認知過程（趙璐，2022）。技術維護產生的影響被互聯網消費者的認知碎片掩蓋，人類自主性在這一過程中被明顯弱化。

控制風險起因、消除風險后果是技術維護的目的。面對技術創新、技術異化所帶來的重大科技風險，合理的技術維護正是有效的應對手段之一。當今世界，擴大化的基礎設施建設面臨著多種自然災害以及老化的系統性風險（Caputo,2020），網絡技術的興起帶來了嚴重的隱私和信息安全問題（Vinck,2019），生物技術的進步催生了“超級細菌”“超級病毒”等威脅。技術風險始終伴隨著技術進步，但技術改造自然的過程，其實就是將不可控的自然風險轉換為可控的技術風險的過程。技術是人類應對自然風險的有力工具，而技術維護則是人類應對技術風險的可靠手段，當人類的技術創新能力遠遠領先于技術維護能力時，其所帶來的社會風險可能會遠超人類想象（Juma,2016）。近年來，關于技術創新風險的警告聲音越來越大。有觀點認為，技術進步正在通過制造能力差距和失業來威脅社會的根本結構——它所引發的群體失業總量比它能創造的就業崗位要多，從而出現了一系列被邊緣化的社會群體（Juma,2016）。通過檢視、連通、調整等機制，技術維護工作可以及時發現技術應用范圍內的邊緣地區、邊緣人群，并通過合理的技術維護降低這些人群的邊緣化程度（Howe et al.,2015）。

隨著技術成果的大量涌現，技術維護行為中的倫理道德問題日益成為社會熱點。吉爾斯匹（Tarleton Gillespie）等人認為，技術維護行為中內含著“一種古老關系，即相互關心和責任的倫理”，一切行動者對網絡內的其他行動者都負有基本的道德與倫理責任，這超出了人與物之間的工具或功能關系(Gillespie,2014)。塞蒂娜（Knorr Cetina）對生物學實驗室中技術人員的人類學調查也指出，技術人員通常需要護理活體動物與植物，以保證在實驗過程中能夠持續地使用它們，這其中承載了巨大的倫理與道德問題(Cetina,1999)。而羅斯納等人對電子產品推廣的研究表明，技術的獲取并非是“給予方”對“接收方”的簡單輸出，技術“給予方”在某種程度上也給“接收方”帶來了巨大的道德責任壓力，此類壓力通過“接收方”的技術維護行動得到物質化的呈現；當技術物維護不善時，人們往往將其歸咎于“接收方”道德缺失，卻忽視“接收方”的實際困境(Rosner & Ames,2014；Crooks,2019)。

技術維護行為中的性別分工問題在社會再生產理論中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在傳統家庭形象里，女性一般都扮演著保障家庭男性成員生產力的角色，這種保障并不局限于向男性成員提供情感或精神撫慰，而且更多是提供物質保障，例如熱水器需要經常性加熱，客廳沙發要保持干燥與柔軟，地板則需要保持整潔與亮度，等等。王爾德（Mandy de Wilde）對荷蘭太陽能系統普及和維護活動的調查表明，在家庭技術維護過程中女性比男性享有更多的技術主動權，這一結果挑戰了傳統性別研究中男性掌握“技術霸權”的刻板印象(Wilde,2020)。家庭中各成員的人際關系也因此而多由女性維持，不合格的物質保障則有可能引起家庭紛爭(Gregson et al.,2009)。

以上技術維護研究主題的多元化與實踐場域的多重面向同步發生，共同反映了STS研究的學科交叉性、批判反思性和問題導向性等特點。這樣的研究看似散亂，實則反映了當代技術與社會之間日益廣泛、密切的聯系，反映了學術研究主動面向科技發展實踐的學術自覺，揭示了技術維護領域蘊涵的豐富議題和巨大學術潛能，對于當代社會的技術治理與技術社會學研究來說都是重要的實證材料資源庫，應當予以充分重視和利用。就技術維護研究而言，其特殊意義還在于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待長期以來被“技術創新”掩蓋的深層次社會問題，進一步拓展技術創新在技術競爭、權力、社會分工、倫理、環保、遺產等議題中未曾觸及的領域。與此同時，技術維護研究也將進一步深化STS研究與物質能動性理論、ANT和后ANT的對話與交流。

五、對技術維護研究的反思

通過追溯技術維護研究的歷程可以看出，技術維護研究的現實根源在于西方二百多年來逐步形成的龐大技術體系和工業遺產。隨著科技創新不斷加快，西方國家的傳統產業和基礎設施日趨老化，新技術、新產業與既有的物質基礎和社會結構之間的矛盾加劇，由此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在此背景下技術維護的重要性得以凸顯。多路徑、多視角的技術維護研究一方面揭示了技術活動與社會機體各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系，呈現它們之間復雜的交互關系；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技術創新與技術維護之間的辯證關系，呈現出新舊技術轉換的多種模式和與此相關的社會問題，從而豐富和深化了當前的技術社會學研究。總結和反思技術維護研究三十余年的發展歷程，筆者有兩方面的基本認識。

（一）技術維護研究的理論貢獻

從學理邏輯來看，技術維護研究與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和物質能動性理論有更直接的關系，在繼承社會物質性和行動者活動本體論(actant-rhizome ontology)思想的基礎上，技術維護研究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所突破。一是拓展了技術社會學的認知邊界，重塑了物質能動性理論；二是以行動者迭代重構模式顛覆了線性技術進化論；三是以在地化再創新模式解構了技術標準化的全球模式。這些突破一方面拓展了既有技術社會學的問題域，另一方面也為新技術社會學的理論發展指示了方向。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ANT為代表的新技術社會學在致力于打開技術“黑箱”的同時，一直把技術系統的穩定運行作為研究的前提，對于技術系統的失常狀態則進行了回避，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的不徹底，留下了認知盲區，形成了新的技術“黑箱”。技術維護研究則聚焦技術的失常狀態，對失常狀態下的行動者網絡進行充分揭示，從而展示了技術維護領域中所蘊藏的復雜社會關系和巨大創新動能，因而可以被視作新技術社會學的二次“開箱”行為，開啟了一個長期以來被遮蔽的領域。與此同時，與技術系統失常相關的“物質抗拒性”“物質脆弱性”“物質生態”等概念則暴露出傳統物質能動性理論對“物性”認識的不足，表明“物”的損壞與異常對創新實踐和創新理論都不是消極的因素，它們作為物質能動性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同樣應該被納入相關理論建構之中。因此，在ANT的語境中我們可以說，技術維護研究突破了技術網絡中人類中心主義的轉譯模式，真正貫徹了ANT的“人—物協同轉譯”模式。

技術維護研究還從根本上動搖了技術線性進化論的基礎。既有的技術創新理論深受新古典主義進步史觀的影響，將技術發展過程簡化為“發明—擴散—成熟—衰退”的線性模型，維護活動被錨定在技術生命周期末端的衰退階段。這種認知范式暗含三個預設，即技術具有一個先驗的、確定的本質，技術創新僅發生于系統初始設計階段，技術效力隨使用時間呈現單調遞減趨勢。而技術維護研究則通過解析技術本體顛覆了這種認識論圖式：技術是多種異質要素參與建構的非線性過程，沒有一個恒定不變的本質；技術創新與技術維護貫穿于技術生命周期的始終，兩者之間并沒有截然分明的界線；技術演進本質上是行動者的迭代重構過程，而非從創生到廢棄的單向過程。技術維護中的優化、更新、改造、替代等活動實質上構成了技術創新的隱性路徑。例如，都江堰、京杭大運河等諸多技術史案例表明，維護實踐能夠突破技術參數極限從而創造新的可能性空間，這種突破形成了“維持即創新”的動態演化機制——技術效力不再單純依賴原始設計的剛性框架，持續性技術維護能夠迭代出新的技術生命周期。

面向實踐場域的技術維護研究表明，維護過程中的“技術調適”實質是在地文化對全球技術范式的重新編碼，是對所謂的標準化技術進行的再建構。因此，新技術的全球化傳播過程并非傳統所認為的“中心—邊緣”擴散模式，而是通過在地技術維護網絡進行的多中心重構過程，即所謂全球技術標準與各地方文化和技術實踐進行融合再生的過程，是技術在異域環境中發生分支進化的必由路徑。這一認識為后殖民時代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技術社會學研究提供了關鍵性理論支持，即技術傳播中的異地再創新理論，如將津巴布韋水泵、納米比亞電子產品維修市場等邊緣化實踐重新定位為技術演化的重要創新源。這些技術維護活動中所涌現的“技術方言”挑戰了技術標準化和普世化的設想，在實踐和理論層面為后殖民時代的技術創新指明了方向。

（二）技術維護研究的不足與未來研究方向

技術維護研究雖然對ANT和物質能動性理論有重要突破，但是在學理基礎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強化和完善。如在對“物”的理解上，不同理論取向的技術維護研究目前還存在較大的分歧，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鄭作彧（2023）給出了一個關于“物”的最低限度的共識：非人類主體的物理實體。可以看出，這個最低限度共識的“物”概念既包括自然物又包括人造物，并沒有對二者進行必要的區分。從技術維護研究的角度看，上述區分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是因為技術維護研究主要以“人工物”為研究對象，還因為這兩類“物”具有完全不同的能動性，對人與自然有著不同的作用方式。

自然物是獨立于人類社會存在的先天因素，有其自身存在的既定依據。人工物包含著人類的目的、知識、思想和價值，是人為建構而成的事物，其最初的成因并不在自身之中。這兩類事物在人類生活和文明進程中的作用有著巨大差異。人類之所以能從動物界中脫穎而出，主要是因為不斷創新的人工物為人類生存發展提供了累進遞加的物質支持和方向引導。因此，人工物表現出更強的能動性，它是通過與人、自然和社會相結合的方式而發揮作用的。而自然物在人類的生命史中幾乎保持不變，新物種和新自然現象的出現往往要經過很長的地質年代。自然物的能動性主要體現在以突發的、不確定的方式改變人類的生存條件；在人類社會走上技術化道路后，自然物則以被納入既有技術系統的方式起作用，相較于人工物具有派生性和從屬性，表現出一種“從動的”能動性，或者可被稱為“二級能動性”。比如，由于核聚變技術的突破，海水中的氘和氚立刻作為珍貴的資源而被納入人類社會的能源技術體系中。這樣，我們就要堅持從人類的技術體系和技術能力出發去看問題，通過不斷創新的技術手段去激發自然物的能動性，通過合理的技術維護讓自然物在社會的技術系統中充分循環起來，更好地造福人類社會。由此，從技術維護的視角去審視“物”，可以進一步夯實ANT和物質能動性理論的學理基礎。

除了學理基礎外，技術維護的社會學研究在核心概念（如前言中所提到的“maintenance”“repair”“care”等）、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還需要進行自覺的學科建構，以突破技術創新的社會學研究范式的束縛。我們預見，未來的“技術維護社會學”可能會在以下方向得到發展。一是進行從“創新范式”到“維護范式”的理論深化與建構。當前技術社會學研究幾乎被“創新話語”壟斷，相關術語、理論框架及價值判斷多圍繞“突破”“顛覆”“原始性”等單一維度展開，這嚴重遮蔽了技術維護實踐的特殊性與豐富的社會學意涵。“技術維護社會學”有望突破這一范式局限，在“維護理性”指導下重新審視技術的生命周期、可持續性與社會嵌入性，形成包括維持、修復、迭代、適應等環節在內的理論體系，從而為理解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提供一個新視角。二是推動研究主題和實踐進路的國別化、時代化。西方社會的物質—話語實踐孕育了技術維護的理論基礎和問題旨趣，現代技術的全球化擴張則把技術維護的經驗和實證研究引向無限廣闊的領域。形形色色的技術維護實踐場所中的社會學研究表明，技術維護的行為和對策是高度情景化的，在普遍的技術規范之下總是有“行動者”因地制宜地發揮能動性。在技術創新不斷加快的趨勢下，這些維護中的創新行為還會與時俱進地優化與合法化，由此形成不同的技術演進路線和維護系統。因此，針對不同國情、不同技術發展階段的技術維護研究也會差異化發展。三是在方法論上進行創新，開展關于技術物的民族志。技術維護活動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場域性和嵌入性，因此需要突破傳統的社區調查方法，由具備一定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研究者深入流水線、維修車間、數據中心等場所，進行長期的參與式觀察。技術維護研究應由傳統追蹤“人”的民族志延伸到追蹤“物”的民族志，追蹤機器、設備、產品、工具、數字終端等從產生到報廢的全過程。

六、技術維護研究的中國意義

技術維護的社會學研究雖然主要來源于對西方現代工業技術實踐的觀察和分析，但其理論與方法對尚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近代西方科學技術的規模化引入，科學知識和產業技術從精神與物質兩個層面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既有結構和基礎，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工程技術實踐因而需要遵循技術維護的一般規律和方法；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并非是簡單的“移植”模式，而是在西方科技成就與中國社會的深度融合中進行的，具有中國社會的本土特質。因此中國社會的技術維護實踐也具有與西方不一樣的特質和樣態。下文將著重從上述維護實踐的特殊性去檢視技術維護社會學研究之于中國社會的意義。

(一）反思“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單一敘事

一百多年來，在科學技術方面，中國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先后經歷了旁觀、跟隨、跟跑、并跑、領跑（在某些領域）的過程，進入并跑、領跑階段，中國自身的科技創新能力變得異常重要。21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社會逐步形成了創新驅動的發展熱潮。創新之于中國社會發展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國家強調“創新驅動發展”有充分的國情依據，但過度聚焦“從0到1”的創新，可能會忽視“從1到100”的持續優化和運營，而這正是制造業和服務業競爭力的關鍵，是管理能力和國家硬實力的重要體現。一個只創新不培育、只發明不轉化、只更新不維護的社會無疑會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系統性風險，難以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更無法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確立持久優勢。本文所倡導的技術維護視角下的發展觀提醒政策制定者和企業家，高水平維護現有產業技術系統的良好運行與開發新系統同樣會創造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價值，這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其中一種題中之義。

技術維護社會學告訴我們，技術維護并不限于技術生命周期的某一階段，而是與創新活動相伴相隨，貫穿技術生命周期的始終。技術維護與技術創新是一種共軛依存、對立轉化的關系，缺少了其中的一方，技術活動將不復存在。從技術維護的角度來審視技術創新，可以發現許多被“創新熱”遮蔽的問題：創新可以定義自身嗎？創新都是受到鼓勵的嗎？創新之后我們應該做什么？創新成果的轉化率為什么會低于普遍的社會預期？什么樣的創新才能形成新質生產力？等等。上述問題不是邏輯上的推演，而是中國技術實踐中真實存在的議題。近年來，大量“國內首創、國際領先”的項目在得到巨額財政資助后就泥牛入海、銷聲匿跡。諸多真正具有原創性的技術成果在推廣過程中遭遇打壓排斥、圍堵阻撓，以至中途夭折。對于那些突破重圍走上自主發展道路的技術，還需要培養新的消費群體、開辟新的應用場景，規模化地構建運維支持系統。中國目前的發明專利產業化現狀告訴我們，實驗室中的“創新”與其實際應用之間還有很遠的距離。以上情況表明，新質生產力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而是在“原創性成果+完善性創新”經歷了多種社會場景和多個產業化環節后才能形成。因此，并非所有的創新都能形成新質生產力，并非“維護”就不能形成新質生產力。技術維護聯結著創新成果的落地、新產業的培育、先進制造業和大型基礎設施的高質量運行、民生福祉、就業、綠色發展、數字化轉型、經濟安全與韌性等幾乎所有重要的問題，中國現階段經濟社會主要任務的實現均需要“技術維護”這塊隱形基石的強力支撐。有鑒于此，我們在倡導技術創新的同時，也要強調技術維護的保障、轉化和落實意義，在創新中預置維護的內容，在維護中實現和延展創新的成果，而不是在強調一個方面的同時忽略另一方面的真實存在，或者以一個方面的議題取代另一個方面的議題。

（二）關注中國技術維護實踐的本土性

中國國情決定了中國的技術維護實踐有其本土性。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科技創新活動與中國的自然地理環境、人口因素、歷史文化、政治理想、經濟基礎、發展目標等進行了深度融合，形成了自身的獨特道路和發展模式，技術維護實踐也具有了鮮明的中國特色。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一個龐大的物質技術體系逐漸形成。如何以良好的、高水平的維護使這一龐大的物質技術體系健康運行，是我國國民經濟管理中的重大課題。在交通運輸方面，中國密集的人口與經濟活動決定了公路、鐵路、民航等公共交通設施必須作為優先發展和持續維護的領域，以滿足巨大的出行與物流需求。在能源技術方面，為破解中西部能源供需錯配問題，優化能源配置格局，中國先后實施了“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超級工程。這些工程對區域協調、應急管理、生態安全等技術維護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近年來，在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的矛盾下，中國的能源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風能、光能、氫能、核能利用為主的新能源技術得到快速發展，清潔能源在能源結構中所占比重有了大幅提升，相應的維護工作和衍生產業也蓬勃發展起來。在智能制造和數字技術領域，中國快速步入了信息化、數字化和智能化時代，但與此同時，電子消費領域的“計劃性淘汰”也使大量電子產品過早脫離了維護環節，成為了難于處理的“電子垃圾”（胡康、鄭一卉，2023），造成較大的社會浪費和環境威脅。在城市居民住房建設方面，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和大量農業人口的涌入，城市住房緊張問題變得異常突出，有限的城市空間與持續增加的人口使中國的城市住宅不得不向“空中”發展。可以預見，中國將長期面臨維護這些鱗次櫛比的高層建筑的任務，這在世界范圍內將是罕見的。在工業遺產領域，從洋務運動以來，中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積累起了數量可觀、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的遺存。例如，京張鐵路、漢陽鐵廠舊址、大慶油田、長春汽車制造廠、北京電子管廠等，堪稱中國產業發展的時代縮影，如何發掘保護這些歷史遺存的科學、歷史和文化價值，使它們在今天能鮮活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是技術維護領域面臨的特殊問題。諸如上述領域的技術維護問題都根植于中國獨特的現實語境，需要根據中國國情尋求解決之道。

（三）構建技術維護社會學的中國話語體系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技術維護實踐為中國的技術維護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立足于本土案例和經驗，積極借鑒國外技術維護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的理論貢獻。目前，雖然中國社會學界還沒有形成鮮明的“技術維護”研究主題，但相關研究早已展開，如起源于20世紀后期的STS研究就有許多基于中國技術維護實踐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尹守仁，1997；張濱楠、孟慶偉，2007；李伯聰，2008；鳳懋潤、趙正松，2016；陳學琴等，2024）。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中國技術維護社會學的話語體系構建應從以下方面展開。

第一，相關研究應立足中國社會技術實踐的“元假設”，即應基于對中國國情的基本認知。首先，中國工業體系具有超大規模性與復雜性。中國工業技術系統的規模、密度和互聯程度決定了其維護活動的重要性、復雜性和脆弱性遠超其他國家，這為技術維護的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場域。其次，中國社會疊加了多重技術形態，是由于其現代化道路在數十年的時間里并行展開了西方社會數百年的技術演進歷程。中國同時容納了前工業、工業與后工業社會的技術體系，不同維護對象催生了“工匠精神”“集中力量辦大事”與“算法驅動”等多元邏輯在本土實踐中的并存與交織。最后，中國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互動關系較為特殊。在中國，重大技術系統的維護往往承載國家戰略意志，不完全由市場邏輯主導，國家規劃與企業自主性之間所形成的張力與協同機制是現有西方理論尚未充分解釋的現象。

第二，相關學科應主動構建有本土特色的核心概念與理論框架。在以上現實基礎上，研究者可結合中國傳統科技思想并提煉出系列核心概念，形成基礎性理論。例如，“統籌性維護”強調在關鍵領域通過新型舉國體制協調資源和行為，確保技術系統的可靠性與安全性，與西方分散化、市場化的技術維護模式形成對比；“韌性建構”強調技術維護不僅是修復行為，而且是構筑社會技術系統復原力的戰略工程，關乎國家和社會安全；“共生性人機關系”則基于“天人合一”“道器合一”等思想，超越主客對立，倡導一種和諧、適應與共生的技術維護倫理；“技術位育論”通過借鑒儒家的“位育”概念，旨在建立一種融通創新與維護，使技術在社會情境中恰適定位與進化的理論。

第三，相關學術視野可關注特色研究場域與議題，如數字平臺的“數字勞動”、城鄉數字化轉型中的維護實踐、“鏈長制”與供應鏈維護等。在“數字勞動”領域，學術視域可聚焦中國龐大的外賣騎手、內容審核員、AI數據標注員等群體。他們是數字平臺的“維護者”，維持著算法的運行和用戶體驗，其勞動過程、權益保障與算法管理的博弈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數字社會學議題。在城鄉數字化轉型方面，未來研究還可關注數字技術在鄉村治理、電商下沉中的“數字邊緣性”與“技術適配”問題。在供應鏈維護方面，“鏈長制”如何協調企業解決技術難題、保障產業鏈安全可作為產業社會學的重要研究方向。

第四，相關實踐應探索新的方法論與價值取向。在方法論方面，從“人”的民族志拓展至“物”的民族志，在生產車間、調度中心、檢測室、設備間等工作現場對技術物的生命軌跡與社會網絡進行記錄和深描。在價值取向上，研究者應倡導技術維護的人民性導向，資本增值不是技術維護的目的，技術維護應服務于人民的美好生活、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從而形成一套能夠解釋中國技術維護實踐、蘊含中國文化基因，并貢獻于全球知識體系的理論話語。這套話語體系不僅能更精準地描述和解釋中國的現實，還能為全球技術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如何管理復雜技術系統、構建技術韌性，提供寶貴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