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全國超20家公立醫院設國際部

202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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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財經 吳斯旻

封圖 |AI生成

在被確診脊柱側彎一年多后，因干預治療無果，側彎達到69度的加拿大華人女孩小小近日決定回中國接受治療。

而在小小住院的病區——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鏡朗特需與國際醫療部，床位使用率超過75%，其中不乏有來自英國、新加坡、俄羅斯、印度等國的患者。他們或因本國醫療效率低、此前治療效果不佳，或為尋找優質且可負擔的診療方案，或為盡快用上某款全球新藥，而輾轉來華。

醫療技術水平是中國公立醫院發展國際醫療的立身之本。近年來，中國醫院、中國醫生的優勢學科和專科能力逐漸被國際醫療界認可，全球創新藥械在中國獲批和首發上市的數量也不斷增加。在金融支付、出入境管理等多方政策加持下，中國醫療的“性價比”優勢被放大，由此吸引了不少跨境就醫者。

但中國公立醫院發展國際醫療仍面臨多重挑戰。

第一財經采訪了解到：一方面，公立醫院的醫療水平在國際上曝光度不足，較少引入國際認證體系，同時國際保險公司對中國公立醫院的了解與覆蓋也較為有限；另一方面，公立醫院需要維持公益性，且在當前優質醫療資源相對緊張的情況下，公立醫院對國際醫療服務的資源投入受到限制。

公立醫院的“流量”由何而來

“能夠以較高性價比獲得高水平醫療”，在多名受訪公立醫院國際醫療部人士看來，是吸引境外患者專程來到中國公立醫院的主因。

“港大深圳醫院接診的患者來自129個國家和地區。”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下稱“港大深圳醫院”）副院長何家儀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公立醫院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醫療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相較于該區域內的私立醫療機構，公立醫療機構服務的國際患者預計更多，后者在國際醫療服務量、服務種類等方面占據優勢。

在另一一線城市上海，據上海新華醫院鏡朗特需與國際醫療部主任馬飛介紹，當地公立醫院的涉外和特需醫療服務起源較早。在去年下半年擴容后，上海公立醫院國際醫療旅游試點單位已增至22家。

上海市衛健委主任聞大翔近日在談及2026年上海衛健領域改革的重點任務時進一步明確，深化高水平公立醫院國際醫療試點，持續提升上海醫療的國際影響力。

不過整體來看，馬飛告訴第一財經，在上海國際醫療服務市場上，目前私立醫療機構在整體服務體量規模上大于公立醫院，但二者定位和服務邏輯有所不同，“公立醫院所引以為傲的是疑難重癥救治”。

以新華醫院為例，馬飛表示，目前，來到該院外籍患者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境內外資企業人士，另一類就是境外的疑難重癥患者。后者多數奔著該院新生兒外科、罕見病診療、脊柱矯正等特色專科而來。目前，因體檢等健康服務而來到該院的外籍人士還較少。

“比如，歐美發達國家患者可能認為中國公立醫療性價比高，類似的診療過程，在患者本國可能需花費2萬~3萬美元，而中國只要2萬~3萬元人民幣，即使加上飛機、住宿等間接成本，實際就診花銷也比本國低；對于加拿大、英國等地外籍患者，他們在本國公立醫院排期可能需要半年之后，相比之下，中國公立醫療的效率較高，幾天內就可以解決手術排期問題；對于部分亞洲鄰國和‘一帶一路’國家的患者，他們本國的相關醫療技術能力可能相對不足，又因中國對外交流和援助等原因，關注到中國公立醫院的技術實力，來華就醫以解決高技術可及性的問題。”馬飛說。

除了高性價比，已經在中國接受治療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外籍患者會將自己的就醫經歷分享給身邊的人，這種口碑傳播效益在互聯網時代被放大，為中國公立醫療帶來“自來水”流量。

在前述小小的案例中，真正做出來中國治療決定的是小小本人。通過互聯網社交平臺，小小看到了她現在的主治醫師——上海新華醫院脊柱中心主任楊軍林此前成功救治其他嚴重脊柱側彎患者的視頻。

此外，創新藥械的可及性、使用效率和可負擔性，也是疑難重癥患者選擇中國醫療的一大原因。

馬飛表示，去年7月，一名英國籍、102度脊柱側彎的12歲女孩在新華醫院就診時，需要使用一些高值耗材。這些支具通過醫院臨采，全流程只花了3天左右。

國際醫療部能否承接“流量”

據不完全統計，在過去的一年里，全國有超過二十家公立醫院國際醫療部先后揭牌或投入使用，所屬城市從北京、上海、廣東、廈門等一線或東南沿海城市深入至四川、河北、新疆等內陸城市。

不過，根據北京協和醫院國際醫療部研究人員去年發表在《中國衛生產業》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人員在對北京、上海等地公立醫院國際醫療部的走訪及調研時發現，在公立醫院，“國際醫療部作為平臺”，從醫院專家資源庫中遴選高級別醫生出診。通常情況下，醫生醫術精湛，但服務意識稍有欠缺，與患者溝通不充分。護理人員配備不足、導醫等醫輔人員服務質量有待提高。

在上海新華醫院，該院國際醫療部的四個病區、71張床位使用率保持在75%以上的高位，但固定人員配置卻較為精簡——約10名固定醫生和不到50人的護理團隊。

在馬飛看來，如果考慮到公立醫院開展國際醫療的特有運作模式，或不難理解——在以公益性為導向，以國內患者為服務主體的背景下，高水平臨床專家不會專職于國際醫療部。一旦有疑難重癥診療需求的外籍患者被收治，專家團隊可以“打主攻”，國際醫療部“打配合”。

馬飛說，公立醫院是中國醫療服務體系的主體，也是體現公益性的主體。近年來，上海先后推出非公和公立醫院國際醫療旅游試點工作，但在遴選前述試點醫院時，有關部門多次重申明確，希望試點公立醫院在開展國際醫療旅游時擁有獨立空間，不侵占常規醫療病人的權利。

此外，馬飛解釋：“跨國就醫畢竟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外籍患者不是輕易就下決定。他們會事先通過郵件等形式詢問很多問題，比如大概的手術方案和風險、可能的預后情況以及費用等。相關臨床團隊在必要時也會視頻進行事前溝通。針對臨床專家給出的方案，如果他們認可并確定來華，國際醫療部會及時介入，預留好床位、預估出手術費用并準備好相應耗材和藥品（部分需要提前進行臨采），再按期邀請他們過來。”

也就是說，簽證、醫療費用與保險覆蓋、語言溝通、治療銜接等問題，往往事前就會得到有針對性的解決。一旦跨國醫療行為發生，前述環節的阻力并沒有社會固有印象中的那么大。

在支付環節，安盛天平首席健康險業務官丁侃告訴第一財經，首先，國際醫療保險本身屬于中高端險種，故而持有者多為中高凈值的個人和企業客戶，且健康意識均較高，國際醫療的可支付能力較強。其次，國際商保直賠、國際信用卡支付等日漸成為公立醫院國際醫療部的標配或發展方向。

“除了國際醫療險，一些旅游險產品也會覆蓋醫療保障責任。此外我們還注意到，在中東地區，如沙特阿拉伯等國家，這些國家社保福利比較完善，甚至可以支持本國人用基本醫保去往海外就醫。”丁侃說。

與此同時，因疑難重癥被收治入院的外籍患者，往往涉及大額醫療支出。“預支付醫療費用變得越來越普遍。”馬飛說。

日前，上海新華醫院眼科視網膜母細胞瘤診療團隊接診了一名俄羅斯患兒。在患兒線下面診前，其治療費用就在經院方預估后，由俄羅斯當地基金會將預付治療費用通過外匯打款的方式，匯入院方賬戶。出院結算后，該基金會付款余額經院方財務原路返回，并應患者需求，由院方出具了相應詳細金額材料等。

但客觀上，囿于人員配置和醫療服務收費項目限制，公立醫院國際醫療對于院前、院后的拓展服務及特色服務開展較少。

尤其在國際醫療旅游市場擴大的背景下，能否將公立醫院在接診外籍疑難重癥患者上的優勢延伸至門診以及體檢等服務中？因疑難重癥救治而積累的“自來水”流量能否進一步形成“品牌輸出”效應？成為公立醫院體系化地發展國際醫療，下一步需要思考的問題。

對于前者，一方面受到公立醫院資源分配、資金投入限制；另一方面，盡管外籍人士的門診需求總量不小，但需求分散，供需匹配難度大。王敏工作于某一線城市三級醫院，該院國際醫療部以提供門診服務為主。她對記者坦言，在該院國際醫療門診中，外籍患者的整體比例僅約20%。

對于后者，正如全球旅客可能因“米其林評級”而“打卡”中國餐飲，多名受訪業界人士均提到，中國公立醫療機構獲得國際認證，是進入國際醫療旅游領域的有利因素，也可以成為更多外籍患者選擇的依據。目前，盡管也有一些頭部醫院牽頭制定國際醫療標準，但國際市場的認可度還不夠。

艾社康亞洲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劉暢則對第一財經提出另一種可能性：目前，中國公立醫療體系對外合作交流增多，比如新加坡保健集團與上海申康的合作，這或為中國公立醫療“對外輸出”提供一個正式口徑；另外，相較于中國公立醫院，不少中國連鎖私立醫療機構以及外資醫療機構在國際品牌認知度與國際醫療保險公司合作等方面更具優勢，同時這些醫院往往也在創新藥械引入方面阻力更小。通過“公私合作”，暢通公立與私立醫院之間病人和醫生的雙向流動，進而整體性提升中國醫療在若干專科領域的國際影響力，也是一種可以考慮的路徑。

微信編輯|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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