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到1976：公知們為何避而不談鄭州會議？因為這會打他們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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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思想中有個極為重要的內容，那便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他始終覺得調查研究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內容，也是決定政策的重要基礎，在1958年的那個夏天，河南省成立了全省第一個公社，毛主席的構想也在此地成為現實，可就在那年8月6日前后，他也發現了一些苗頭。

早就看出了問題所在

毛主席向來走群眾路線，他用言與行為所有干部樹立起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傳統和作風。

到了建國之后，毛主席每日的公務非常繁忙，而且每次出現在群眾當中時都會引發巨大的轟動，他身邊的警衛、秘書等工作人員考慮到安全等因素，也不愿讓毛主席過多拋頭露面。

只要涉及與國家政策推進與發展的大事，毛主席還是像往常一樣，要自己去田間地頭轉轉、看看，與當地的農民展開密切的交流；在他的思想中，只有這樣才能立足于人民。

1958年8月7日，毛主席來到了向宗寨村考察玉米田，陪在身邊的是當地黨支部書記趙憲章。

他一連問了趙書記幾個問題，包括“犁耙幾遍？”、“澆水幾次？”、“何時下種？”、“畝產多少？”等等，毛主席早年間本就是從韶山沖走出的，后續的革命時期也親自參與了很多農業生產活動，他對于土地的力量還是很清晰的。

在回答“計劃畝產”這個問題時，趙憲章拍著胸脯表示：“我們計劃玉米的畝產為兩萬斤。”

聽到這個天文數字，毛主席擺了擺手，他沒有直接批評對方，而是用科學的方法計算了每畝玉米的棵數和重量；其實稍微計算一下，都知道玉米的畝產不可能達到這個數量。

隨后，他對身邊的眾人說了這樣一段話：“要把沖天的干勁與科學的態度結合起來，要認真樹立實事求是的作風。”

這句話中，有個重點詞非常值得注意：沖天的干勁。

或許在當時毛主席的思想中，要維護好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于是也就沒有用嚴厲的措辭去批評趙憲章。

離開了玉米地后，毛主席并未離去，而是繼續走進了宗寨村。

毛主席此前不知道這個村子，還問道：“這是什么村子？有多少戶人？”

當得知該村寨是個具有200多戶人的高級農業社后，他的臉上露出了喜悅的表情，還問趙憲章：“生產規模是大了好還是小了好？”

趙憲章的回答是“當然是大了好”，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返程途中，另一位當地基層干部在表決心中談到“爭取保證玉米畝產1500斤，爭取2000斤”時，毛主席覺得這個提法還算靠譜，并笑著表示：“拿到手的才算數。”

在這次調研的總結過程中，毛主席還說了“不讓提萬斤口號”、“不要頭腦過熱”，但他并沒有直接去批評任何人，這些語句在表述的過程中對大家而言頂多算是一種提醒。

根據相關記載，在多地縣、村的調研之路中，總體上大家的氛圍是極為和諧的，無論農民、地方干部向毛主席說過什么，毛主席總是用幽默的語言予以回復，只是一笑了之。

而且，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前期的9個月里，毛主席有5個月都在外地走訪，他還派遣了很多同志去其他各處走訪；比如在1958年10月末到次年2月初，毛主席就走過了石家莊、邯鄲、新鄉等多地，短暫回京后，他又途經山東、河南、湖南、江西等，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外地度過的，并不在中南海。

大家的信心都很高，作為高層干部，大家也不愿打壓農民的積極性。

在告誡干部的過程中，毛主席才語重心長地表示：“現在有了一種偏向，是共產主義要越快越好，但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就提出了兩年內要實現共產主義，這個需要調查一下。”

從這句話來看，毛主席是反對以激進的方式快速實現共產主義的，要實現這個目標，不僅是物質建設的過程，同樣是精神建設的過程，從實際層面考慮，就不能急于求成。

很快，武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主席說：“我們現在一窮二白，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實；現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要老老實實。”

面對后來全國上下都出現了“拍著胸脯保證”的事情，可以想象毛主席的無奈，他明明什么都清楚，可為了維護大家來之不易的建設熱情，還是要鼓勵、鞭策，同時輕輕地“敲打”。

想象一下，在當時的背景下，大家都在集中力量發展公有制，可有人卻偷偷隱藏了一部分私產，會是多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地方上確實很大，甚至一度呈到了毛主席面前。

毛主席并沒有生氣，還勸說道：“內部由隊的小集體到所有制的大集體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因此，才有了第二次鄭州會議。

當時全國的發展背景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共帶領全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放眼整個世界都并沒有什么學習的經驗和例子，也是“摸著石頭過河”，需要邊走邊學邊發現。

根據第二次鄭州會議的內容，毛主席則繼續關注著全國去落實會議紀要的情況。

此時，毛主席還有過另外一段講話：“包括我在內，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什么東西，過去是不去管它的，現在我們真正在這里搞了，而且全國也議論紛紛了。”

出現問題并不可怕，要不斷結合問題調整政策措施。

對錯誤的出現，需要批評

兩次鄭州會議都體現了毛主席對當時出現問題的思考。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主要針對的是“某些理論教條式地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的觀點”，作為反對教條式的代表人物，毛主席幾十年前都談到了“實事求是”，若是讓錯誤思想甚囂塵上，必然是要出現很多問題的。

他在會議期間批評道：“有些干部在讀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遇到建設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時，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大打折扣了。”

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但在實踐的過程中也是需要結合實際去創新的。

他同樣說：“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都必須創造新的理論和寫出新的著作，光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國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產生了不少問題，只靠《矛盾論》、《實踐論》也是不行的。”

通過馬克思主義群眾利益觀也能看出，該理論的根本宗旨是切實維護好人民群眾的利益。

在任何時候，都要把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無論任何政策的提出，都得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群眾要求，凡是忽視了這兩條就都行不通了，注定會走向失敗。

本意是發展經濟沒錯，可在這條路上，確實會出現那樣或這樣的問題。

毛主席對群眾的關心是全方位的，無論宏觀還是微觀。

為了能大力推動經濟發展，一些勞動群眾每天的休息時間只有三四個小時，很快就造成了過度疲勞的問題，就人民群眾睡覺時間的問題都上了第一次鄭州會議的討論。

毛主席說：“要下一個命令，忙時每天都要睡足6個小時，少一個鐘頭都算沒完成任務。”

他又很快補充道：“除了睡覺、工作、吃飯外，還得有點自由的時間，平時要睡夠8個鐘頭。”

正是有了毛主席的最初表態，才有了越來越多人關注到睡眠這個關乎到每位勞動者的問題。

周總理在同年12月表示：“勞動時間要是過長，把人鬧得根本沒有回旋的余地，連續干，群眾也受不了。”

這件事也是從細微處充分體現毛主席對人民群眾的關心，若是只是在執行長遠利益而忽視當前利益，不僅勞民傷財、還不利于人力資源的開發和持續推動。

而隨后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期間，毛主席指出“無償占有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是我們所不許可的。”

他還同樣表示，過去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對剝削階級還實行了贖買政策，那么如今又怎么能夠無償占有勞動成果呢？

在人民公社的內部，本就存在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這三級所有制，但在實踐的過程中，很多地方都混淆了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毛主席的看法后來被寫進了《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具體規定了各級的權限范圍。

所有制上出現了急于過渡的問題，毛主席也急在心里，他三五次強調不能實行絕對平均主義，這在當時看來，也是極為寶貴的思想財富。

經濟學中有個非常樸素的理論：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而毛主席也基于經濟理論強調了很多事情，也在第二次鄭州會議期間肯定了價值規律的客觀性與普遍性。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到廬山會議前期，毛主席都在努力糾正出現的問題，這些是公知們不愿提及的。

在那9個月中，毛主席經常走訪各地，了解到了很多情況。

但還有另一個情況是，他所看到的一些情況是各地事先安排好的典型，并不能反映當時的真正情況，而正是這些地方領導干部偷偷安排的情況，反過來又對毛主席造成了決策影響。

當時一個極為明顯的特點是，全國上下都在等待著毛主席下達號施令，毛主席走了那么多地方本就辛苦，還得靠著“火眼金睛”去分析是不是地方干部作秀，他縱使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發現所有問題的出現。

可一旦毛主席沒有發現問題，那么各地就普遍認為“沒有問題”。

兩次鄭州會議使得全國的情況以后所好轉，這也是他為改變這件事做出的巨大努力，不過由于各種各樣復雜的歷史原因，新的問題還是繼續出現了，造成那段歷史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并不能只算在誰的身上。

而毛主席站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點，他深入群眾、接受不同意見的精神是值得后世認真學習的，這些思想財富也永遠都不會過時。

參考資料

1.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糾“左”述評 吳鳴 熊琛 黨史文苑

2.毛澤東河南調研與兩次鄭州會議糾“左” 河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