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凌晨三點,北平西郊香山腳下的空氣帶著濕潤的冷意。張治中披著淺灰呢子大衣,在樹影間踱步。議和破裂的消息剛剛傳來,他腦子里全是一句話:南京拒簽了。自1936年西安事變后,他一次次在刀尖上調停,此刻卻第一次感覺退無可退。
回想三個月前,1月10日,淮海戰役的硝煙剛散,國民黨主力被殲近55萬人。蔣介石在南京下野,臨時把爛攤子丟給李宗仁。按照李宗仁的設想,派“第三者”出面或許還有轉圜——張治中正是這張“和談王牌”。
2月下旬,蔣介石攜家眷隱居溪口。地方小,事卻大。張治中第一次赴溪口,端著稿子講“停戰救國”,蔣介石只是含糊其詞。屈武事后搖頭:“他那副表情,一看就不會真讓步。”張治中卻不死心,決定再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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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第二次溪口之行。一上山,蔣母墓前香煙繚繞,蔣介石口稱“愿意和平終老故鄉”,語氣溫順得出奇。張治中心里卻清楚,這句軟話更多是拖字訣。“總裁,這話能登報嗎?”他小心求證。蔣介石一句“你看著辦”暗藏推責。
短暫點頭并未帶來實質讓步,南京軍政高層此時另有盤算。蔣經國在車上壓低聲音說:“你太天真,要小心沒好下場。”一句冷冰冰的提醒,讓張治中在飛機轟鳴中坐立難安。
4月1日,北平西郊機場。張治中與邵力子、章士釗一行落地。周恩來早已等候,將一份《國內和平協定》草案擺到桌上。“意見盡管提。能談成,最好;不能成,也各明其志。”周恩來語氣平和,卻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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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十余日,南京方面提了四十余條修改意見,中共接受了二十多條。4月15日,最終文本敲定,限期五天復電。4月20日,南京答復:“不能簽。”當夜,北平春雨乍停,空氣里滿是泥土味,張治中對著窗外半晌無言。
留下還是走?張治中想起1936年西安寒夜,周恩來曾對他說“你是講過信用的人”。這句話此刻像錘子,敲在心上。周恩來再度面談:“上次西安,欠了張姓朋友一份情。今天不想再欠第二次。”
抉擇在凌晨定下:留北平。張治中提筆,給溪口寫信。信足足三千余字,刀刻般的行書,只字不改。他開門見山寫道:“自審大局,我方政治經濟敗壞,軍心離散,戰力不存。若再妄想東山再起,乃缺乏自知之明。”最后一句更沖:“長官若不自知,誤己誤國耳。”
4月下旬的一個深夜,南京蔣公館燈火通明。王世和遞信時,蔣介石的手微微顫抖。“文白竟敢這樣說我?”他緊抿嘴唇,臉色鐵青。讀到“暫時出國,以絕內亂”那句,桌案猛然一震。室內靜得只聞墨水滴落,空氣幾乎凝固。
拂曉之前,蔣經國、俞濟時被叫到書房。蔣介石把信甩到茶幾上,聲調拔高:“我就是不走!打到底!”在場的人都明白,這封血書般的檄文不僅徹底撕破君子之交,更宣判了舊政權最后的幻想。
北平這邊,張治中對家眷已做妥安排。5月初,夫人吳秀峰攜子女經天津乘船北上,悄然落腳西郊簡陋四合院。院門上掛一塊新木牌——“靜觀齋”。朋友調侃他“舍命陪君子”;他擺擺手,“人各有路,該選就選”。
有意思的是,張治中留北平的消息一經外泄,曾讓南京城出現短暫的“出國潮”。于右任等老資格元老被保密局層層盯控,連夜轉移。蔣介石擔心更多“倒戈”,再一次加緊登船赴臺的進度。
5月16日,國民黨政府宣布遷臺。上海街頭依舊車流如織,可人們的目光全在北來的電訊——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5月27日,上海解放。那天黃昏,張治中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張解放軍戰士漫步南京路的照片,他把報紙疊好,沉聲說道:“遲早的事,總算沒讓我說空話。”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張治中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為西南地區和平解放四處奔走。8月中旬,他飛赴重慶,以舊識身份密談宋希濂、劉峙等川軍將領。同年12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張治中名列委員之中,這位昔日黃埔軍人的新身份就此確定。
坊間常說,張治中“棄暗投明”,似褒似貶。事實上,他既沒有攜帶黃金銀元,也未向第三方討價還價。作出抉擇前,他只帶了數頁手稿與半箱書信。有人笑他迂腐,也有人敬他膽識。再回望1949年4月那通夜未眠的香山腳下,遠處鐘聲敲過,黎明終究會來。
此后幾十年里,張治中極少談及那封惹怒蔣介石的信。偶爾與舊友閑談,他也只是淡淡一句:“勸不回,就只有自己先過河。”有人問他悔不悔,他搖頭:“干戈遍野,誰還能置身事外?”話音落下,他抬頭望向窗外,仿佛又看見那年春雨中的北平城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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