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與日本夫人的子女：長子斷絕關(guān)系，次子自殺，女兒死于地震

一九〇六年春末，東京駒場的樹影剛泛出嫩綠，年方十八的周建人夾著課本，擠在留學(xué)生里等待聽課。彼時的他哪里會料到，十幾年后，他的婚姻與子女命運，會與眼前這個異國少女緊緊糾纏。少女名叫羽太芳子，是附近女校的學(xué)生，她的姐姐羽太信子正與周建人的二哥周作人交往。一連串看似偶然的相遇，為周家此后數(shù)十年的家事埋下導(dǎo)火索。

留學(xué)歸國后，周氏三兄弟暫棲北京八道灣。魯迅出面置辦下的這處宅院，在當(dāng)年知識界小有名氣。兄弟們原想相互扶持，然而生活遠比書齋里的論辯復(fù)雜得多。羽太信子性格潑辣，精于操持開支，她掌管了整個院落的鑰匙，也牢牢控制了廚房與賬簿。周建人溫吞恬淡，面對這位日本嫂嫂的精明，總是退讓三分。

一九一二年，隨著羽太芳子踏進八道灣，一場“家內(nèi)外交”正式登場。婚禮沒有中式禮樂，也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在后院擺了兩張方桌，端上清酒佐點心。親友稀稀疏疏，倒是羽太信子笑得最為燦爛。人們私下說，她終于把妹妹安置在身邊，可以一榮俱榮。周建人卻滿心歡喜，想著從此有人相伴讀書賞梅。

現(xiàn)實卻很快給了他冷水。芳子凡事問姐姐，連柴米油鹽的支出都要請示。魯迅已在北京大學(xué)任教，微薄薪俸還得貼補這個大家庭。周建人學(xué)歷不高，謀職屢屢碰壁，只能靠翻譯零活糊口。空蕩的錢袋與日趨緊張的家風(fēng)讓他愈發(fā)沉默，常常夜深伏案，咯咯的咳嗽聲穿過廊柱，驚起窗外棲鳥。

一九二一年，他終于得到上海商務(wù)印書館編輯之職，月薪八十元。八十元在江南不過勉強度日，但他仍硬擠出五十元寄往八道灣。信子與芳子喜笑顏開，卻不許芳子隨夫南下。周建人也曾軟語相邀，甚至在信中寫道“病中多咳，望君來滬同棲”，卻始終收不到一句溫暖的回信。

疏離終究化作裂痕。一九二五年秋，他在上海病榻上簽下離婚協(xié)議，算是為這段搖搖欲墜的婚姻畫上句點。旋即，與同在商務(wù)印書館工作的王蘊如共結(jié)連理。街坊議論紛紛，稱他“另起爐灶”。在外人看來，他已擺脫枷鎖，實情是他仍定時將稿費的一半托人帶往八道灣，只為那幾個孩童不至于受凍。

長子周豐二漸漸長成青年，性子激烈，早被嬸母信子的言語填滿怨恨。三〇年代北平空氣緊張，日軍步步逼近，民族情緒與家宅恩怨在他心里發(fā)酵。魯迅逝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無人敢在他靈前提起八道灣。那年冬天，周母魯瑞八十大壽，老人盼著小兒子回家。周建人帶妻北上，路經(jīng)天津時王蘊如忽染風(fēng)寒，只得留宿客店，他只身進了舊宅。

燈下，他尚未來得及奉茶祝壽，耳邊已響起一聲悶喝：“哥，你回來做什么？”話音未落，寒光乍現(xiàn)。周豐二驀地提刀撲來，若非親友合力攔住，局面難收。事后方知，這場壽宴是信子一力操辦，目的在逼周建人“就范”，繼續(xù)供養(yǎng)八道灣。刀光劃出的裂口，再也縫不攏。回到上海后，他停了匯款，只保留寄給小女兒馬理的生活費。

突如其來的斷糧，讓羽太姐妹惱怒卻無可奈何。北平已淪陷，周作人因與日偽合流引發(fā)嘩然；豐二投身軍警系統(tǒng)，家中氣氛更趨詭譎。二十歲的周豐三在旁觀中日漸沉郁。有人說他厭惡父輩間的紛爭，也有人說他在學(xué)校遭同窗指斥“漢奸侄子”。一九四一年夏天，他留下一封潦草便條，飲彈而亡。便條上只有一句“對不住”，原因成謎。

噩耗傳到重慶，正在中央大學(xué)任教的周建人怔立良久。那一年，他已因病切除一肺，講課間歇還要暫歇吸氧。外界好奇他會否北返奔喪，他卻只是托人轉(zhuǎn)去一筆喪葬費。熟識者皆嘆其心如刀割，卻不敢多言。

抗戰(zhàn)結(jié)束后，國共沖突加劇。周建人應(yīng)周恩來之邀，赴香港組織文化座談，宣傳民主與科學(xué)。一九四九年建國，他出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人前是仕途通達的革命文化人，人后仍是寄望重修舊好的一介父親。可八道灣早已人去樓空。信子與豐二隨潰敗人馬南逃，芳子幾經(jīng)輾轉(zhuǎn)回到東京郊外，音訊稀落。

唯一與父親保持書信往來的，是性情溫婉的女兒馬理。她在戰(zhàn)后被周作人接去日本求學(xué)，偶爾來信談讀書，字里行間帶著淡淡鄉(xiāng)愁。周建人每月從工資里勻出三十元，折合日元寄給她。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她在唐山探親時遭遇那場突如其來的里氏七點八級地震，最終沒有逃出廢墟。消息傳到杭州，年逾耄耋的周建人默默闔上書本，整晚未再開燈。

外人常疑惑，為何一個最先倡導(dǎo)“優(yōu)生學(xué)”的學(xué)者，在家事上竟走到如此困頓的結(jié)局。原因不只在個人性格，也與時代的飄搖、家族舊制、跨國婚姻的文化裂隙交錯疊加。晚清留學(xué)潮本承載“改造中國”的理想，卻也讓許多年輕人背負起橫亙國界的情感賭注；一旦國家局勢翻覆，家庭便首當(dāng)其沖。

有學(xué)者梳理周家的曲折，認為“個人選擇”與“時代洪流”各占一半。周建人若在二十歲前能深諳中日文化差異，或許會婉拒這門親事；若北平未遭淪陷，豐二、豐三也許不至極端。假設(shè)再多，也扭不回歷史的車輪。二〇〇一年，周建人辭世已逾十七年，八道灣舊址早成胡同民居，僅院門楣上的斑駁刻痕，還在隱約訴說那段家門恩怨。

在浩瀚民國史里，周建人總被標(biāo)簽為“魯迅胞弟”“植物學(xué)家”“科普功臣”。然而他的另一重身份——一個夾在兄長、妻室、子女之間的孤獨丈夫與父親——更顯人情冷暖。家國之間，他選擇了后者；可家道已傾，他唯有把余生交給科學(xué)與教育，試圖在公共領(lǐng)域續(xù)寫價值。

昔日的竹林、石階、落葉、犬吠，皆成舊夢。那支未及他手中的軍刀、那封字跡模糊的訣別書、那場撕裂唐山的巨震，無聲地訴說著一個家族的沉浮。一段跨國婚姻引出的恩怨，最終讓長子與父反目、次子孤決人生、女兒客死他鄉(xiāng)。周建人晚年極少談及往事，惟有在翻閱舊信時，會輕聲咳嗽，眼神游移——像在自問，也像在傾聽逝者的回應(y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