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小和掉河里了!”
1941年7月28日的中午,延安楊家嶺的窯洞外,警衛員帶著哭腔喊出了這句話。
窯洞里那個身材高大的人,手里的煙卷猛地抖了一下,那是他最喜歡的年輕秀才,是他的“書袋子”。
所有人都沒想到,這場看似普通的意外,竟然逼得毛主席動用了當時延安最稀缺的“特權”——那輛平時連他自己都舍不得坐的小汽車。
可惜,有些命,連最高指令也沒能跑贏。
01
咱們先得把時間撥回到1941年。
那時候的延安,是個什么光景呢?
說白了,就是一群中華民族最頂尖的腦袋,住在一堆黃土挖出來的洞里。
你要是那時候去延河邊溜達,迎面碰上個穿著補丁衣服、滿腳泥巴的人,沒準就是個留洋回來的博士,或者是哪所名牌大學的教授。
和培元就是這群人里的佼佼者。
這人是河北內丘人,履歷拿出來能嚇死人——燕京大學畢業的高材生。
當年的燕京大學,那可是司徒雷登當校長,全中國學費最貴、門檻最高、西式教育最地道的地方,從那里面出來的人,本來應該在北平、上海的洋房里喝咖啡,或者在國民政府里當個參議。
但他偏不。
抗戰一爆發,和培元把那身考究的長袍一脫,換上粗布軍裝,一頭扎進了延安的黃土溝溝里。
他在保定育德中學教書的時候,同事張中行就評價過他,說這人雖然是個小個子,平時愛穿長袍,看著像個文弱書生,但骨子里有股子“名士氣”,為人特別敞亮,跟誰都能掏心掏肺。
到了延安,這股子聰明勁兒根本藏不住。
那時候延安缺什么?
缺槍、缺炮、缺藥,但最缺的,是能把復雜的理論講清楚的“腦子”。
和培元就是這種稀缺資源。
他不僅懂馬列,他還懂德國古典哲學,康德、黑格爾那一套晦澀難懂的東西,在他嘴里能變成大白話。
沒過多久,整個延安都知道來了個“青年哲學家”。
這名號可不是自己吹出來的,是大家伙聽課聽服了給送的。
毛主席愛才,那是出了名的。
尤其是對這種既有理論功底,又愿意吃苦的年輕知識分子,那更是當成眼珠子疼。
主席直接大筆一揮,把和培元調到了自己身邊,當了秘書。
那一年,和培元還不到三十歲,每天就跟在毛主席身邊,整理文稿、查閱資料,有時候還能跟主席在一張桌子上吃飯。
這是什么待遇?這是真正的“天子門生”。
在那個年代的延安,能進楊家嶺那個核心圈子,靠的可不是關系,全是實打實的硬本事。
02
那時候的延安,有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叫“哲學熱”。
現在的人可能理解不了,打仗就打仗唄,學什么哲學啊?
但在當時,這是頭等大事。
毛主席自己是個哲學迷,寫出了《實踐論》和《矛盾論》,但他覺得還不夠,還要深鉆,還要帶著全黨一起鉆。
為啥?
因為打仗不能光靠拼刺刀,還得靠腦子,得懂辯證法,得知道怎么看清局勢。
于是,延安成立了一個規格極高的“六人哲學小組”。
這六個人是誰?咱們數數:
毛澤東,這不用說了。
艾思奇,大哲學家,《大眾哲學》的作者。
何思敬,法學家,精通德語,馬克思的原著他能直接讀。
楊超,陳伯達,都是理論界的如雷貫耳的人物。
剩下的那一個,就是年紀輕輕的和培元。
你看看這個陣容,全是“大神”級別的。
和培元能擠進這個圈子,而且是毛主席親自點名讓他進來的,這就好比一個剛進公司的年輕人,直接被拉進了董事會的戰略決策小組。
在那個小組里,他們研究什么?
研究怎么把德國的古典哲學和中國的抗戰實際結合起來,研究怎么用唯物主義去解釋當下的游擊戰。
這種高強度的腦力激蕩,讓和培元迅速成長。
他不光自己學,他還得教。
當時中組部部長陳云,那也是個愛學習的人,自己在中組部搞了個學習小組。
組員都是誰?李富春、陶鑄、陳正人,這些后來新中國的部長、副總理級別的干部,當時都拿著小板凳坐在下面聽課。
這幫老革命,打仗個頂個的行,但要讓他們啃大部頭的哲學書,那比過草地還難。
陳云就去找毛主席要人。
陳云當時跟主席說:“主席,我們那小組缺個講哲學的老師,您給推薦一個唄?”
正好那時候和培元進來送文件。
毛主席把煙頭一掐,指著和培元笑:“不用找了,就他吧,小和哲學是很好的。”
就這么一句話,和培元成了這幫高級將領的老師。
給這幫人講課,那是真考驗水平。
你要是照本宣科,講什么“絕對精神”、“二律背反”,這幫大老粗能直接睡過去,或者干脆把書扔了。
但和培元有絕活。
03
和培元講課,最大的特點就是“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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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來不掉書袋,什么高深的理論,他隨手抓個生活里的例子就能給你說明白。
他最出名的一堂課,是講“認識論”和“實踐論”的關系。
這玩意兒要是按書本講,能把人繞暈。
和培元站在講臺上,看著下面那一雙雙充滿求知欲但又有點迷茫的眼睛,他說了一句后來被無數人引用的話。
他大聲問大伙:“咱們都在學游泳,對吧?”
下面人點頭。
和培元接著說:“你在岸上把姿勢練得再漂亮,把游泳的理論背得再滾瓜爛熟,那有用嗎?沒用!你得下水!你得到了水里,咕咚咕咚喝上幾口水,嗆得眼淚直流,你才能真正學會游泳!”
這話說得太透了。
底下的陳云聽得直點頭,手里的筆刷刷地記。
抗大的那些學員們更是聽得眉飛色舞,覺得這老師太懂了,這不就是打仗的道理嗎?光在軍校里看地圖沒用,得上戰場聽聽槍響才行。
“想學游泳,就得喝水。”
這句話成了和培元的金字招牌。
他用這個比喻,把“實踐出真知”的道理,深深地刻進了延安干部的腦子里。
那時候,只要和培元一開課,教室里那是擠得滿滿當當,連窗戶外面都站著人。
大家都說,聽小和老師講課,那是種享受,腦子像是被開過光一樣,通透。
但他萬萬沒想到,命運這個編劇,最喜歡搞這種殘酷的黑色幽默。
他用“游泳”來比喻人生和哲學,結果老天爺真的給他安排了一場生死的“游泳課”。
而且,這場課的學費,是他年輕的生命。
04
時間來到了1941年7月28日。
那一年的夏天,延安熱得反常。
黃土高原的大太陽毒辣辣地掛在天上,地面被曬得直冒煙,知了在樹上扯著嗓子叫,吵得人心煩意亂。
那天中午,一絲風都沒有。
和培元正在窯洞里編寫教案,那是給高級干部們準備的哲學講義。
汗水順著他的臉頰往下淌,衣服早就濕透了,粘在身上別提多難受了。
他對面坐著兩個同事,一個是柳浞,一個是張仲實。
三個人熱得實在坐不住了,手里的蒲扇搖斷了把兒也不管用。
有人提議:“這么熱,咱們去延河洗個澡吧,涼快涼快。”
這個提議在當時太正常了。
延河是延安的母親河,平時大家洗衣服、洗澡都在那,河水清涼,是夏天唯一的消暑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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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元雖然是文人,但也去過好幾次,覺得沒啥大問題。
三人一拍即合,把筆一扔,興沖沖地就往河邊走。
到了河邊,看著那清亮的河水,三個人迫不及待地跳了下去。
河水確實涼快,瞬間驅散了身上的暑氣。
但是,他們忽略了一件事。
前幾天延安剛下過一場大雨,延河的水位漲了不少。
這延河看著表面平緩,其實水底下那是兇險得很。
黃土高原的河流都有個特點,河床不穩定,水底下全是泥沙沖出來的深坑和暗流。
你看著這兒水才到腰,往前走一步,可能就是一個兩米深的大坑。
悲劇就在那一瞬間發生了。
和培元游著游著,突然覺得腳下一空。
一股巨大的吸力從水底傳了上來,就像是一只看不見的鬼手,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腳脖子,猛地往下拉。
那是激流形成的漩渦。
和培元本能地想掙扎,想把頭探出水面呼吸,但水流太急了,再加上他本來水性就一般,幾下撲騰之后,人就失去了平衡。
旁邊的柳浞和張仲實一看情況不對,嚇壞了。
他們想過去拉一把,但那漩渦的力量太大,靠近了連自己都得搭進去。
而且這倆人水性也不咋地,在水里也是泥菩薩過江。
“救人啊!快救人!”
凄厲的呼救聲打破了延河中午的寧靜。
岸上的人聽到了,開始往這邊跑,有人脫了衣服往水里跳。
但在水里,幾分鐘就是陰陽兩隔。
和培元的頭在水面上沉浮了幾下,那是他留給這個世界最后的畫面。
然后,渾濁的河水無情地吞沒了他,水面恢復了平靜,只剩下幾個打著轉的漩渦。
05
消息是用最快的速度傳到楊家嶺的。
那時候沒有電話,是警衛員一路狂奔跑回去的。
當警衛員氣喘吁吁地沖進毛主席的窯洞,喊出“小和掉河里了”的時候,空氣仿佛凝固了。
毛主席霍地一下站了起來,手里的煙卷掉在了地上。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死人是常事,主席見慣了犧牲。
但和培元不一樣。
他是大后方的秀才,是未來的理論家,是主席親手培養的“種子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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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人,怎么能死在一條河里?
毛主席的反應是極其罕見的激烈。
他幾乎是吼著下了一道命令:
“車!備車!去中央醫院接最好的醫生,快!一定要把他救回來!”
大家得知道,這道命令的分量有多重。
1941年的延安,窮得叮當響。
整個中共中央,只有一輛能動的小汽車。
那是愛國華僑捐贈的寶貝疙瘩,平時連毛主席自己都舍不得坐,出門不是走路就是騎馬。
汽油?那是戰略物資,比金子還貴,每一滴都要用在刀刃上。
但在那一刻,什么規則,什么節約,統統被拋在了腦后。
只要能救回和培元的命,別說是一輛車,就是把延安翻個底朝天也愿意。
那輛黑色的舊轎車被發動了,引擎的轟鳴聲震動了楊家嶺。
司機把油門踩到了底,車子像一頭瘋牛一樣沖上了延安坎坷不平的土路。
一路顛簸,塵土飛揚。
車里坐著當時延安醫術最高明的醫生,手里緊緊抱著急救箱,臉色鐵青。
他們知道,這是一場跟閻王爺的賽跑。
車子沖到了河灘邊,還沒停穩,醫生就跳了下來。
此時,和培元已經被大家伙從水里撈上來了。
他靜靜地躺在河灘濕漉漉的鵝卵石上,臉色慘白,雙眼緊閉,身上那件舊軍裝緊緊地貼在身上。
那個曾經在講臺上神采飛揚、把陳云都講得連連點頭的青年才子,此刻就像睡著了一樣,沒有任何聲息。
醫生沖上去,跪在地上,開始做人工呼吸。
按壓胸口、清理呼吸道、打強心針……
所有能用的手段都用了。
圍觀的人群里,沒有人說話,只能聽到急促的呼吸聲和河水流過的嘩嘩聲。
一分鐘過去了。
五分鐘過去了。
半個小時過去了。
醫生額頭上的汗珠大顆大顆地往下掉,但他手里的動作漸漸慢了下來。
最后,醫生停下了手,癱坐在地上,無奈地搖了搖頭。
那輛狂奔而來的小汽車,終究還是沒能跑贏死神。
和培元走了,年僅29歲。
就在他生命最燦爛、才華剛剛開始爆發的時候,戛然而止。
06
毛主席聽到最后的確切消息后,整個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氣神。
那天下午,他把自己關在窯洞里,很久沒有出來,晚飯也沒有吃。
后來,他對身邊的警衛員說了一句讓人聽了特別心酸的話。
主席嘆著氣說:“這么一個好苗子,就這樣沒有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是啊,真的是太可惜了。
如果他是犧牲在戰場上,哪怕是被敵人的子彈打中,或許大家還能從悲痛中找到一點壯烈的安慰。
但他偏偏是死在了一次為了解暑的游泳中。
那個教導大家“要喝幾口水才能學會游泳”的人,真的喝了水,卻再也沒有上來。
這是一種多么荒謬又殘酷的巧合。
和培元的死,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那個時代延安理論界的重大損失。
在他走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延安的哲學圈子里彌漫著一股惋惜的情緒。
陳云的筆記本里,還留著和培元講課的詳細記錄。
抗大的教室里,似乎還回蕩著他那濃重的河北口音,講著那些生動有趣的比喻。
但那個位置,永遠地空了。
我們現在回頭看這段歷史,往往會被那些宏大的戰役、輝煌的勝利所吸引。
但像和培元這樣的故事,卻是歷史最真實的肌理。
它告訴我們,在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不僅有流血犧牲的戰士,也有像和培元這樣才華橫溢、充滿激情的文人。
他們用自己的知識、智慧,甚至生命,為那個貧瘠的黃土高原注入了思想的光芒。
哪怕這光芒像流星一樣短暫,但它劃過夜空的時候,曾經照亮過那片土地。
和培元的墓,后來就留在了延安。
那條奪走他生命的延河,依然日夜不停地流淌,仿佛在訴說著那個夏天的遺憾。
歷史沒有如果,只有結果。
但每當我們翻開這段塵封的往事,還是會忍不住想:
如果那天稍微有點風,如果不那么熱,如果他沒有下水……
可惜,這一切都只是后人的嘆息罷了。
那個穿著長袍、目光清澈的青年哲學家,永遠定格在了29歲,定格在了那個為了理想奔赴延安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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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然沒能游過那條河,但他思想的漣漪,卻在那個紅色的年代,蕩漾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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