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汪精衛兒子回國祭拜，看到父母跪像后，說了句話令人唏噓

走進紀念館，他看見一對跪像——父親汪精衛、母親陳璧君，銅質冰冷，神情卻似在乞求寬宥。老人停了很久，終究低聲吐出一句：“做錯事，就應受到懲罰。”四周沒有掌聲，也沒有噓聲，只剩保安鞋底與地磚摩擦的細碎聲響。

時間撥回1946年1月10日，南京下著冰雨。國民政府最高法院首次公開審訊漢奸要犯，陳璧君一襲灰色長袍，頭發凌亂，被押入法庭。旁聽席人滿為患，汪文悌躲在人群縫隙里，偷偷看了母親最后一眼。那一年，他才十八歲——少年面孔尚帶稚氣，卻已背上了“漢奸遺孤”的枷鎖。

沒人能想到，三十年前，汪家還是萬眾仰慕的“革命之家”。1910年，汪精衛因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被捕，寫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被許多青年崇為“最勇敢的革命志士”。報紙連載他的獄中詩文，書攤被搶購一空。廣東鄉間的孩子甚至背誦他的絕命詞練字，“少年豪情”四個字被寫進風聲雨聲里。

跌宕來得也快。1925年，孫中山逝世；1927年后，國民黨內部權力斗爭白熱化。汪精衛自認握有黨內元老、革命元勛、留洋博士三重光環，卻始終拿不下真正的軍政實權。蔣介石在上海清黨后，汪精衛只得“避養病”，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挫敗，讓他的心態像久陷濕霧的火藥——看似沉默，實則陰燃。

1935年春，上海“虹口公園爆炸案”再一次把他的名字推上報紙頭條。張嘯林、王亞樵的暗殺讓汪精衛胸口留下一顆彈片，也在他心里埋下一顆更危險的火種：如果蔣介石靠“武力”穩坐江山，自己何不另辟蹊徑？

九一八事變、華北事態、一二八淞滬會戰……民族危亡的警報聲一遍遍響起。國人寄望國民政府合力御侮，汪精衛卻在一次次會議上與蔣介石針鋒相對：究竟是“先安內”還是“先攘外”？“你主政，你負責。”蔣介石脫口而出的冷語，像一記巴掌抽在汪精衛臉上。自尊心被戳破，猶如舊日童年突陷貧困的疼痛再次襲來，他選擇了最激烈、也最絕望的路徑。

1938年12月，汪精衛在河內寫下“和平建國綱領”，拋出著名的“艷電”。電文發出當天，延安、重慶和香港的報館油墨未干，街頭巷尾罵聲四起。蔣介石在楓林橋官邸沉默半晌，只留下一句話：“此人已自絕于民族。”

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德國記者阿克西斯·諾米目睹當天的就職典禮，他寫道：“主席臺華燈璀璨，可每盞燈下都罩著陰影，空氣像積了塵。”汪精衛穿著西裝、披著黃色綬帶宣誓，臺下卻不見昔日追隨他的青年，只剩日軍軍靴踏出的金屬聲。

同年夏天，陳璧君訪日歸來，帶回一份“日華親善”條約草案。她在日記里寫道：“惟愿夫君心愿得償，盼大義之日臨。”然而南京街頭已暗流洶涌。76號汪偽特工總部橫行，抓捕、拷打、暗殺，幾乎將民心推入萬丈深淵。上海孤島的地下刊物寫道：“昔日號稱‘鐵血丈夫’者，今朝甘為人奴，豈不悲哉！”

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大學醫院，終年62歲。國民政府在重慶發去訃告：“逆賊伏誅，天人共憤。”從革命英雄到漢奸頭子，他只用了十年。

戰后，陳璧君被引渡回國受審。1946年夏，她當庭怒喊：“我是為救中國人走和平之路！”法庭鴉雀無聲，法官只是翻開厚厚卷宗，讀出一連串觸目驚心的處決名單和掠奪條約。最終，她以“戰犯、漢奸”罪名被判死刑，后改絞刑為無期。1959年，陳璧君病逝上海提籃橋監獄，終年65歲。

汪家子女此時已各自飄零。長子汪文斌早年留學德國，二戰期間替汪偽政府跑腿；抗戰勝利后被以漢奸罪名判刑十五年。次子汪文恭戰后流亡香港，終身低調；最小的汪文悌則因年少，1946年判刑一年半，后獲釋。

新中國成立后，汪文悌被安置在北京一家工廠當翻譯，月薪微薄，卻足以果腹。有人暗中嘲諷他“漢奸的兒子”，他不吭聲，低頭干活。一次，同事問他父親為何走到那條路，他只淡淡回了句：“有的賬，歷史會算清。”

1978年，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汪文悌調入某研究所，專做技術資料翻譯。工作牌上寫著“汪文悌”，再無“汪精衛之子”字樣。那幾年，他逐漸與外界保持距離，不寫回憶錄，不接受采訪，也極少談家事。

可血脈逃不過歲月。2005年體檢，他被診斷出重癥心臟病。醫生建議靜養，他偏偏要求回南京一趟：“人老了，總得給自己一個交代。”就這樣，才有了那天面對跪像的一聲輕嘆。

汪文悌離開紀念館前，向工作人員說明：父親的名字應刻在恥辱柱，而母親陪著，合情合理。說完，他轉身消失在石階盡頭。幾個月后，海峽對岸傳來訃告：汪文悌客死臺北，終年七十七歲。

汪家人丁零落，可有關汪精衛的爭議依舊時常被提起。有人替他辯，說他是被現實逼入絕境；更多人斬釘截鐵，堅持“民族大義不可背”。史料卻透露出一個尷尬事實：直到1943年，他仍固執地相信中日可能“共享東亞新秩序”。日方軍令部那群軍官聽完，只當笑話。

不得不說，汪精衛的一生，像一條突然改道的江。青年時期，他與秋瑾并肩鼓吹革命；中年階段，他在國民黨內權力場起落跌宕；而后，為了證明自己“對”的執念，他選擇了與民族大勢反向而行。錯不只在變節，更在于自視甚高的性格缺口。

若從政治技藝和歷史眼光衡量，他遠遜孫中山，也不及蔣介石。可偏偏是這位才情橫溢的演說家、詩人、筆名“精衛”的熱血青年，在一次次權力挫敗、理想幻滅中，放逐了自我底線，把生死榮辱綁在侵略者的戰車上。

77年后，兒子的一句“做錯事，就應受到懲罰”，像是遲到卻沉重的家法。它不是對父母的絕情，而是一個身陷原罪卻又渴望擺脫陰影的老人，向歷史遞交的最后聲明。

在雨花臺的梧桐葉聲里，這句話顯得格外凄清。國家與個人，皆需對選擇付出代價；對錯之間，一念之差，可能就是萬丈深溝。

如今，汪精衛夫婦的跪像依舊立在那兒，青黑色的銅面與秋風對視。來往的游人或怒叱，或哂笑，也有人沉默。銅像不會回應，它只是在提醒世人：成王敗寇并非評判標準，唯有信念與立場，才撐得起歷史的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