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數學家陳景潤向黨組織提出三項請求，鄧小平作出批示：一周之內予以解決

“我沒法工作了，真的沒法工作了。”

1983年，北京中關村的一間兩居室里，那個震驚世界的數學天才，正捂著耳朵，對著窗外那令人崩潰的嚎叫聲，發出了絕望的吶喊。

窗外不是戰場，而是一個正在連夜加班的屠宰場。幾百頭生豬的慘叫聲，像鉆頭一樣死命往他腦子里鉆，把那些價值連城的數學公式攪得稀碎。

這就是陳景潤當時的處境，一個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1+2”的國寶級科學家，竟然被一群豬逼到了懸崖邊上。

01

你要是回到80年代初的北京中關村，隨便拉個路人問問陳景潤是誰，那人準得豎起大拇指，跟你扯上一通“哥德巴赫猜想”。那時候，陳景潤這三個字，比現在的頂流明星還要響亮。

可你要是問陳景潤住哪兒，過得咋樣，估計沒幾個人知道真相。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這位把日本數學界震得五體投地的大神，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過得連個普通鍋爐工都不如。

把時鐘撥回到1966年。那時候，陳景潤在那間著名的6平米小屋里，向世界數學的巔峰發起了沖鋒。那屋子是個什么概念呢？就是個原本用來堆雜物的壁櫥。

屋里陰冷潮濕，沒有桌子，他就把床板當桌子；沒有臺燈，他就湊在昏暗的燈泡底下算。幾麻袋的草稿紙，一支筆，這就是他的全部身家性命。

就在這個連轉身都得小心翼翼的“鴿子籠”里，他硬是把哥德巴赫猜想推到了“1+2”的位置。這可是離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遙的地方，國際上管這叫“陳氏定理”。

這事兒在當時有多轟動？這么說吧，英國的數學家哈貝斯坦和德國的李希特，在他們合寫的書里，專門加了一章來介紹這個成果，還把陳景潤捧上了天。

但名氣這東西，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房子住。

到了1980年，陳景潤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他結婚了。妻子由昆是個軍醫，人長得漂亮，心腸也好。后來，他們的兒子也出生了。

這本來是件大喜事，可現實問題立馬就來了。

一家三口，再加上后來請來幫忙帶孩子的保姆，四個人，依然還要在那狹窄的空間里打轉。你想想那個畫面，幾口人擠在幾平米的地方，別說搞科研了，連喘氣都覺得費勁。那時候的陳景潤，每天不僅要和世界級的數學難題較勁，還得和柴米油鹽、尿布奶瓶搶地盤。

他身體本來就不好，長期的營養不良加上過度勞累，讓他患上了肺結核和腹膜炎。可即便這樣，這位老實巴交的科學家，從來沒向組織張過一次嘴。

在他看來，國家剛恢復元氣，大家都不容易，自己能湊合就湊合。

可這日子，它是真湊合不下去了。

02

其實，早在1977年，事情就該有轉機了。

那一年，鄧小平復出了。這位老人在復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抓科教文衛。他心里清楚得很，中國要想追上世界，光靠喊口號不行，得靠真本事，得靠科學。

1978年3月，北京召開了那個載入史冊的全國科學大會。

那天，鄧小平站在臺上，對著臺下幾千名受盡磨難的知識分子，講了一句掏心窩子的話。他用那口濃重的四川鄉音說，他愿意當大家的“后勤部長”。

這句話一出來，臺下好多人的眼淚當時就下來了。多少年了，終于有人把他們當寶貝疙瘩看了。

會議結束后，有個環節是接見科學家。鄧小平特意走到了陳景潤面前。那時候的陳景潤，瘦得像根竹竿，站在人群里一點都不起眼。

鄧小平伸出手，緊緊握住了陳景潤的手。

那個瞬間，被攝影師的快門定格了。照片里，陳景潤彎著腰，臉上的表情既激動又拘謹，他對鄧小平鞠了一躬，嘴里不停地念叨著感謝的話。

對于陳景潤來說，這一握手，握住的不光是溫暖，更是希望。

那天回家后，陳景潤興奮得像個孩子。他跟同事們說，自己和鄧小平握手了，感覺春天真的來了。

但政策落實這種事，它總有個過程。雖然上面有了精神，但具體到下面的執行層面，有時候還是會卡殼。

到了1981年，鄧小平又過問了一次。他聽說陳景潤連個助手都沒有，所有的行政瑣事都得自己跑腿，這哪行啊？這是在浪費天才的時間。

于是，鄧小平直接發話，問能不能給陳景潤找個人，分擔一下工作。

領導發了話，下面自然動了起來。中科院很快就開始著手安排。但那個最核心的住房問題，還有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依然像塊大石頭一樣壓在陳景潤的心頭。

妻子由昆在武漢軍區工作，陳景潤在北京。兩地分居的日子，對于一個身體不好、生活自理能力又差的科學家來說，簡直就是一種折磨。

這日子，就像是一道解不開的數學題，死死卡在了那里。

03

時間一晃到了1983年。

這一年，對于陳景潤來說，是個不得不做決定的年份。他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帕金森氏癥的早期癥狀已經開始顯現。而那個擁擠不堪的小家，已經徹底容不下他的草稿紙和生活了。

在那幾個輾轉反側的晚上，陳景潤和妻子由昆商量了很久。他這輩子最怕麻煩人，更怕麻煩組織。但看著年幼的兒子和操勞的妻子，他終于咬了咬牙，決定寫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寫得很誠懇，沒有訴苦，只是實事求是地提了三個請求：

第一，希望能解決住房問題，實在是擠不下了；
第二，希望能把愛人由昆調到北京來，方便照顧生活；
第三，希望能配一個全職秘書，幫著處理雜務，好讓他專心搞研究。

這三個要求，放在今天看，對于一個國寶級的科學家來說，簡直就是“低保”標準。但在當時，每一條都涉及到跨部門、跨系統的協調，辦起來并不容易。

報告遞上去了，陳景潤心里其實沒底。他不知道這份報告會在哪個部門的抽屜里躺多久，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有個回音。

但他沒想到的是，這份報告直接送到了鄧小平的辦公桌上。

鄧小平戴著老花鏡，看完了這份并不長的報告。他的臉色沉了下來。

中國的頂級科學家，全世界都敬仰的數學天才，竟然還在為這種基本的生存問題發愁？這哪是打陳景潤的臉，這分明是在打國家的臉。

鄧小平拿起筆，在報告上重重地批示了一行字。沒有官話，沒有套話，只有一道死命令：一周之內解決！

這六個字（如果不算標點和虛詞，核心意思就是限期解決），就像是一道緊急軍令，瞬間傳遍了相關部門。

整個中科院和相關部委瞬間進入了戰時狀態。這哪是辦事，這簡直就是搶險救災。

首先是調動工作。由昆原本在武漢軍區156醫院，一聲令下，直接調入北京309醫院。這在平時可能要跑斷腿、蓋幾十個章的手續，在“一周之內”的軍令狀下，一路綠燈，光速辦結。

接著是待遇問題。陳景潤的職級立馬調整，升為一級研究員。工資直接漲到了149.5元，外加50元津貼。

你得知道，在1983年，普通工人的工資也就三四十塊錢。陳景潤這個待遇，直接對標到了行政十級的高干標準。

再就是秘書的問題，也很快落實到位。

最后是房子。科學院在北大附中旁邊，給分了一套兩居室。

看著這一樁樁一件件的難事兒，在幾天之內全部搞定，陳景潤感覺像是在做夢。他帶著老婆孩子，高高興興地搬進了新家。

他以為，苦日子終于到頭了。可誰能想到，這竟然是另一場噩夢的開始。

04

新家寬敞是寬敞了，但陳景潤很快就發現了一個致命的問題。

這房子的位置，選得實在是太“絕”了。它旁邊不是公園，不是學校，而是一個大型屠宰場。

白天還好，大家都要上班上學，周圍嘈雜一點也能忍。可一到了晚上，或者是凌晨那會兒，屠宰場開始干活了。

那是幾百頭豬面臨死亡前的絕望嚎叫。

那種聲音，凄厲、尖銳、持續不斷。對于普通人來說，可能也就是吵得睡不著覺。但對于需要極度專注、神經高度敏感的數學家來說，這簡直就是精神凌遲。

陳景潤搞研究，那是需要絕對安靜的。哪怕是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可能打斷他的思路。現在倒好，窗外直接來了個“殺豬大合唱”。

他試過用棉花塞住耳朵，沒用，那聲音穿透力太強；他試過在大夏天把窗戶關得死死的，捂出一身痱子，還是沒用。

整夜整夜，他就在那殺豬聲中睜著眼，腦子里的哥德巴赫猜想被豬叫聲沖得七零八落。他的神經衰弱越來越嚴重，脾氣也開始變得暴躁。

朋友羅聲雄來看他，見他這副模樣，嚇了一跳。問清楚情況后，羅聲雄急了，說這哪行啊，這不等于是把人往死里逼嗎？你得再找鄧小平啊！

陳景潤連連擺手。他覺得自己已經夠麻煩領導了，三個要求都解決了，現在又因為嫌吵又要換房，這顯得自己太矯情，太不知足了。

可羅聲雄不干，他知道這事兒的嚴重性。如果不解決，陳景潤的科研生涯可能就廢了。

在朋友的極力勸說下，被逼得走投無路的陳景潤，終于顫顫巍巍地拿起了電話。

電話那頭，情況很快匯報了上去。

鄧小平聽完匯報，是真的火了。

他好不容易把知識分子的待遇提上來了，好不容易把“后勤部長”的招牌立起來了，結果底下人給辦成了這樣？讓一個大數學家住在屠宰場旁邊，這腦子里裝的是漿糊嗎？

這一次，鄧小平沒有批示，而是直接拿起了紅機電話。他把電話打給了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局長。

電話里的內容很簡單，也很嚴厲：立刻、馬上、現在就去解決！

局長接到這個電話，嚇得后背全是冷汗。他連車都沒顧上叫好的，直接帶著人殺到了中科院數學所。

到了數學所，局長也沒廢話，直接拍了桌子。他當著所有人的面撂下一句狠話：

“今天不給陳景潤分個好房子，我就賴在這兒不走了！我就住這兒了！”

這就是“后勤部長”的威力，這也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執行力。

在局長的親自督辦下，一天時間，僅僅用了一天時間，一套位于中關村的四室一廳院士房的鑰匙，就交到了陳景潤的手里。

要知道，在1983年，那種四室一廳的大房子，整個中關村也就只有20多套。住在里面的，全都是資歷深厚的老科學家，什么錢學森、華羅庚這種級別的。

陳景潤，成了這里面最年輕的住戶。

這哪是分房子啊，這分明是在這個喧囂嘈雜的世界里，強行給陳景潤劃出了一塊絕對安靜的“數學領地”。

05

搬進那個四室一廳的新家那天，陽光特別好。

陳景潤站在寬敞明亮的書房里，摸著嶄新的書桌，看著窗外安靜的樹葉，許久沒有說話。

過了一會兒，他轉過身，對著一直在忙活搬家的妻子由昆說了一句大實話。他說，自己一定要拼命干，哪怕是累死了，也心甘情愿。

這真不是一句場面話。從那以后，陳景潤真的就是在拼命。

哪怕是到了1984年，他因為一場意外的車禍，誘發了嚴重的帕金森氏癥。手抖得連筆都拿不穩，走路都要人攙扶，連穿鞋這么簡單的動作都變得異常艱難。

但他從來沒停止過計算。在那間鄧小平親自特批的房子里，他用顫抖的手，繼續向著數學的深淵進發。

1984年的國慶節，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那時候，陳景潤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了。但他非要去天安門廣場的觀禮臺。妻子由昆擔心他的身體吃不消，想勸他就在家看電視直播。

可平時溫順的陳景潤，這次卻異常固執。

那天，在觀禮臺上，陳景潤興奮得像個拿到了糖果的孩子。他在人群中踮著腳尖，伸長了脖子，眼神一直在尋找著什么。

由昆站在旁邊，看著丈夫那激動的側臉，突然明白了一切。

他不是來湊熱鬧的，他是想在那個人群攢動的時刻，遠遠地看一眼那位給了他第二次生命的老人。

他知道，如果沒有那位老人的雷霆手段，沒有那句“我愿意當大家的后勤部長”，他陳景潤可能早就倒在那個6平米的小黑屋里了，或者是被那屠宰場的豬叫聲給逼瘋了。

后來的日子里，陳景潤的病情越來越重。到了1993年，他連睜開眼睛都變得困難。

各級領導都很重視，中科院和福建方面一直在商量怎么治療。可陳景潤自己倒是不太在乎病情。他給中科院院長寫了一封信。

那封信看起來讓人特別心酸。因為帕金森的影響，字跡歪歪扭扭，有的地方根本看不清，還得有人專門用鉛筆在旁邊做注解才能讀懂。

可在信里，他還在回顧當年治病的過程，還在特別提到鄧小平對他的關心和愛護。

他心里始終記著這份恩情。

1996年3月19日，陳景潤走了。

那天，北京的春天剛冒了個頭。這位把一生都獻給了數字的數學家，終年63歲。

他走得很干凈，連遺體都捐獻給了醫院做解剖研究。他把自己最后的一點價值，都留給了這片土地。

由昆后來總是感慨，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當年的關懷，陳景潤絕對撐不到63歲。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故事。沒有驚天動地的誓言，只有實實在在的行動。

那個愿意給科學家當后勤部長的人，用一周的時間，用六個字的批示，給中國的知識分子立了一塊碑。這塊碑上沒有字，但每個知識分子的心里，都刻得清清楚楚。

06

1996年春天，陳景潤的追悼會上，來送行的人排成了長龍。

在那些花圈和挽聯中間，人們似乎還能看到那個瘦弱的身影，在那間四室一廳的房子里，顫抖著手寫下一行行算式。

而在更遠的地方，那個曾經的屠宰場早就拆了，變成了繁華的街道。當年的豬叫聲，早就消散在了歷史的塵埃里。

這事兒說到底，就是一個道理。

這世上懂哥德巴赫猜想的人，可能幾百年才出一個；但懂尊重人才、肯給人才當后勤部長的人，才是那個讓“陳景潤們”能活下來的關鍵。

陳景潤雖然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個“1+2”，和他那段關于房子的往事，成了那個科學春天里最溫暖的注腳。

那時候的人心，是真的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