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17日拂曉,灤河北岸深山霧氣翻涌,山村楊家鋪像往常一樣寂靜,偶有犬吠。誰也沒料到,這座僅兩百多口人的小村,將在數小時內被槍火撕裂。
抗戰進入第七個年頭,太平洋戰局已把日軍拖入頹勢。華北敵偽據點相繼萎縮,鐵路干線上列車時常斷駛,各地普遍判斷勝利在望。正是在這種大氣候里,中共冀東區黨委計劃召開一次骨干大會,重點討論戰后“減租減息”和接管政權的細節。自認為隱蔽到位,周文彬等人挑中了山坳里的楊家鋪——偏僻、炊煙少、進出口僅三條羊腸小道,看似天衣無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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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規模前所未有:500多名行政干部、300多名警衛戰士星夜趕來,會場就設在村東的一處土窯洞,外面又臨時修了偽裝工事。數字上看,參會與護衛比例接近二比一,足夠自豪。可惜,警戒環節卻因麻痹而被大幅削弱——外圍哨兵只布置了兩層,且缺少輪換,防區間還留出死角。
相距百余里,日軍獨立混成第八旅團悄然調整部署。3 000余人分三路集結豐潤、遷安一線,配發迫擊炮和重機槍,并帶著詳細地形沙盤。從俘獲文件、內部告密到沿途偵聽,無論哪一種渠道,敵人已把楊家鋪作為“十月份最大收獲”刻進作戰計劃。
17日凌晨四點,大霧遮天,日軍前鋒貼著溝壑潛入。夏莊子方向首先感到異樣:犬吠聲忽然齊停,緊接著細碎腳步傳來。丁振軍扒上低矮的土墻,借微光看見一抹灰黑身影,“敵人來了!”他壓低嗓子通知戰士,并立即向主會場發報。
電臺剛發完,東、西、北三面同時爆響。機槍子彈如暴雨,羊腸小道上火光連成弧線。周文彬判斷失誤,以為來敵不過數百,決定依托制高點阻擊,等待路南主力接應。他親率兩個排直奔馬蹄山,卻被迫擊炮火硬生生堵回山腳。剩余幾條小徑也已設伏,顯然日軍早一步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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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瞬息膠著,突圍成了唯一選項。周文彬下令分散突圍,隨后與衛隊相互掩護向北移動。混亂中有人大喊:“兄弟們,跟上首長,別顧我!”聲音被槍聲吞沒。首輪沖擊損失慘重,近百名干部倒在小河溝。
中午時分,一對并肩沖鋒的身影格外醒目——宣傳部副部長呂光和夫人劉喻芬。呂光被子彈擦傷胳膊,仍舉槍反擊;緊接著第二顆子彈洞穿胸膛,他踉蹌倒地。劉喻芬撲上去,試圖背起丈夫,幾乎同時胸口中彈。兩人緊緊相擁,再無聲息。
下午三點多,周文彬帶領余部又一次嘗試突出口,仍舊失敗。硝煙遮天,彈藥見底,他環顧四周,只剩零散百余人。就在這絕望時刻,第二連連長劉景余帶著三十多名戰士從北側殺出一條缺口。劉景余吼道:“考驗到啦,跟我來!”他帶走機關干部百余人成功突圍,旋即折返兩次,把能找到的同伴再搶出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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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沖鋒臨近黃昏。劉景余把僅剩的一挺輕機槍架在亂石后,高喊:“誰倒下不準扶,槍不能停!”彈鏈打光,他干脆端起步槍上刺刀,帶頭猛沖。連續幾簇火光之后,這位當地出身的年輕連長踉蹌倒地,手還攥著空膛的槍。
戰事至傍晚趨于散亂,日軍完成“掃蕩”后開始收網退去。楊家鋪及周邊山峪血跡遍布,炊煙化作焦土灰燼。800多名八路軍干部戰士,到點名時只剩120余人;周文彬、丁振軍、呂光、劉景余等430余人犧牲,其余大部被俘或失散。冀東軍民多年經營的干部體系因此出現嚴重斷層。
劫后兩日,突圍者抵達軍分區司令部,詳細匯報經過。校對名單時,一個個熟悉姓名后面出現紅色“×”,站在場邊的電臺報務員捂臉啜泣。接下來數周,分區機關緊急重組,抽調各縣區優秀骨干補缺,秘密交通線也被徹底梳理重設。
關于情報泄露的源頭,當時就存在三種說法:一是日軍捕獲交通員,從其文件袋中獲悉會址;二是投敵分子潛伏內部;三是敵軍靠盯梢偵察發現大批干部異動。究竟何種因素起主導作用,檔案至今無定論。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僥幸心理都會讓血的代價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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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鋪教訓隨后被整理為《冀東干部集會失利記要》,發至各級部隊。文件開宗明義指出:即便大勢向我,也須“敵情第一、保密第一”。從此以后,晉察冀乃至其他根據地,任何跨縣級的干部會議都必須執行三道警衛,電臺頻率日更,外圍偵察縱深不少于十里。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幸存干部隨部隊入駐天津、唐山,推動減租減息、沒收漢奸財產等政策,工作量大增,卻再未出現類似集體失陷。楊家鋪的殘垣斷壁后來被定為烈士墓地,一座座青碑靜立在山風中,銘刻著那場慘痛失誤,也見證著組織對安全保密制度的徹底反思與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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