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澤天為何拒絕讓孩子接觸社交媒體？社交媒體會逆向塑造心理結構

來源：視覺中國

當澳大利亞把“16歲以下青少年不得使用社交媒體”寫進公共政策時，許多人的直覺反應也許是驚訝：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已經嚴重到需要國家來設立一道防護墻了嗎？其實，學界已基本形成共識，并不建議孩子過早接觸社交媒體。

日前，有一檔新上線的名人播客也引來關注，在談及孩子的教育問題時，主播稱，孩子過早接觸社交媒體有可能會對大腦結構產生不可逆的影響，原因在于——過早接觸社交媒體，青春期女孩可能會變得更在意他人評價，男孩則可能更頻繁地接觸煽動性和暴力類的內容，長此以往，這些都會影響大腦的結構。

以上這則觀點在科學性上略顯不足，缺乏足夠的論據支撐，但它精準戳中了一個本質問題——社交媒體并非只是“娛樂工具”，而是一個會逆向塑造心理結構的環境。那么，未成年的孩子們是否已經準備好去應對這個由社會比較、公共評價和即時反饋驅動的虛擬世界？不論是從心理學的角度，還是從腦科學的角度來看，答案都是：還沒有。

點贊、轉發、評論，為何會對孩子構成焦慮？

心理學認為，人的認知、行為和環境并不是各自獨立的，它們始終在彼此影響，循環塑造。這個“三元交互決定論”正是心理學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的社會認知理論的核心思想。換言之，兒童并非只有被動地接受學習，而是會通過不斷觀察他人、推測規則、模仿行為、感受結果，逐漸形成對世界的理解。與此同時，他們所處環境也會不斷改變他們的注意力分配、價值判斷與自我概念。社交媒體之所以特殊，正是因為它早已超越了信息平臺的功能，而是塑造了一個高度精密的生態系統：不僅提供內容，還呈現社會評價；不僅提供信息，還映射了社會比較；不僅讓你表達，還讓你立刻知道“別人怎么看你”。

在現實生活中，兒童青少年當然也會在意他人的看法，但這些反饋往往是零散的、含糊的、發生在具體情境里的。但是，在社交媒體上，評價被壓縮成了清晰且可量化的數字：點贊數、評論數、轉發量、粉絲量。這些數字不需要解釋，卻會被迅速內化為某種判斷——受歡迎，還是不受歡迎；值得關注，還是無足輕重。當一個正在建構自我認同的孩子過早地暴露在這樣一個評價密集、對比透明的環境中，他們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探索，往往會被悄然替換成“別人怎么看我”的一種焦慮。

這并不是兒童青少年更虛榮，而是心理發展階段使然。尤其是青春期，正是青少年自我意識膨脹、社會關系構建的重要時期，他們對外界評價的敏感度天然更高。在這樣的背景下，社交媒體很容易成為放大器。對于不少女孩而言，這種放大往往體現在外貌、關系和被認可程度上。平臺上的精修圖片、精致生活與密集互動，制造了“別人家的孩子”這個臆想中的完美形象。而對于不少男孩來說，平臺算法更直接地向他們推送高刺激、高對抗、高情緒張力的內容，因為這些內容更容易被點擊、轉發、討論和關注。

兒童青少年在不同發展階段會被不同的內容所吸引，而社交媒體最擅長的就是不斷試探并精準把握每個人會被什么吸引。這是不同心理需求與平臺生態相互作用后，自然形成的生態路徑。

推送機制下，孩子更容易把“作秀”當成長

同時，人類擅長觀察學習，會通過觀察榜樣如何行動、得到什么后果，形成結果預期與行為傾向。班杜拉總結了影響觀察學習效果的四個關鍵因素，分別是注意、保持（記憶編碼）、復制（行為產出）與動機。這四個關鍵因素被社交媒體運用得異常好，甚至好得有點“危險”。

比如，社交媒體天然擅長吸引注意力，把信息包裝成容易記住的片段、提供可復制的模板，如以濾鏡、段子、挑戰、話術等方式，并通過加強不確定性來誘發興趣。說得直白一些，你不知道別人的下一條朋友圈會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條文案會不會有人點贊，能不能成為“爆款”。正因為這些“不確定”，才更讓人欲罷不能。

更關鍵的是，社交媒體并不必然傳播壞東西，但它確實傾向于傳播更能吸引眼球、引發情緒共鳴的內容。所以社交媒體大量推送的“榜樣”并不是傳統意義上家長或老師希望孩子模仿的榜樣。現實學習生活情境中，老師和家長更傾向于傳遞那些與“努力、堅持、合作”相關的內容，或者更傾向于這類榜樣，而在社交媒體里，更容易被推送給兒童青少年的內容，往往基于顏值、夸張表達、沖突戲劇性。于是，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學到的不僅是某個具體行為，還有一套更底層的規則，即什么更容易獲得關注，什么更容易得到回報。對于正處在認識自己、探索世界階段的孩子來說，過早、過多接觸這類社交媒體內容，極易沉迷于點贊追捧與流行熱點，將作秀誤認為是成長。

當“情緒腦”被反復刺激，“理智腦”必然受到影響

如果說心理學理論解釋了孩子為什么容易被社交媒體“牽著走”，那么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則闡釋了為什么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陷進去”。

從大腦發育的角度看，青春期是一個典型的“不對稱階段”：負責情緒反應、獎賞敏感性和同伴認同的“情緒腦”，會在這一時期變得異常活躍；而負責規劃設計、沖動抑制、自我調節的“理智腦”，卻要到二十多歲才逐漸成熟。青春期孩子的大腦就好比一輛初具雛形的賽車，加速系統極其靈敏但剎車系統卻經常反應遲緩。問題在于，社交媒體的各種機制都是針對大腦的“加速系統”來設計的：無限滾動的界面、不確定的獎勵機制、強烈的情緒刺激、隨處可得的即時反饋。成年人尚且容易迷失其中，更何況一個自控系統尚未發育完善的孩子。

青春期的大腦還具有高度的可塑性，被反復激活的神經通路會逐漸變得更順暢、更優先。當一個孩子長期習慣于碎片化刺激、即時滿足和外部評價驅動的注意力模式，這種信息加工方式就更容易固化下來，進而影響學習、情緒調節以及行為控制。從教育心理學的視角看，社交媒體最直接影響的并不是學業成績，而是孩子的自我調節能力。

自我調節能力是個體監控自己的行為、評估自己的狀態、并在行為偏離目標時及時進行調整的能力。社交媒體往往會替孩子“接管”這些本該由自己完成的過程。無聊時不必自己尋找活動，刷一刷手機就好；情緒低落時不必消化調整，看點刺激內容即可；想獲得認可不必在現實中維護關系，發一條朋友圈就能換來回應。久而久之，孩子在虛擬世界里如魚得水，卻在現實世界中變得手足無措。

父母放下手機，才是最有說服力的“屏幕規則”

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澳大利亞的政策選擇更像是一種基于青少年發展規律的公共干預。它的本質并不是宣判社交媒體“有害”，而是在明確一個底線：在孩子的自我調節能力尚未成形之前，社會不應把高度商業化、以注意力為核心的社交媒體系統毫無監管地任由孩子隨意使用。

不讓孩子過早接觸社交媒體的意義并不在于剝奪，而在于設計一個更好的使用順序，為孩子創造一個更合理的成長節奏。孩子們需要先在現實世界中建立相對穩定的自我概念，再進入虛擬世界感受評價；先在真實關系中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再面對算法驅動的社交場景；先學會調節自己的情緒和沖動，再接觸五花八門的感官刺激。只有當這些能力逐漸成形，社交媒體才更可能成為工具，而不是塑造孩子心理結構的“幕后推手”。

在當代青少年的生活中，完全隔絕社交媒體并不現實，也非必要。“一刀切”的禁令可能會帶來難以預計的適應性陣痛，真正可行的應該是立規而不是放任、是替代而不是限制、是合作而不是對抗。在“屏幕文化”盛行的當下，我們更應該用運動、閱讀、創作和真實的人際互動去填補在線娛樂留下的空白，用清晰、穩定、可預期的規則，取代隨時可能因為沒收手機而爆發的親子沖突和爭吵。

不得不提的一點是，成年人得自己先做出改變。一個家庭里最有說服力的“屏幕規則”，從來不是掛在嘴邊的規矩，而是大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放下手機的那幾分鐘。如果大人們一邊在飯桌上刷屏，一邊教育孩子自控，那么所有關于規則、邊界和成長的討論，都會失去說服力。

社交媒體不是洪水猛獸，但它確實是一條湍急的水流。讓孩子晚一點“下水”，并不是因為世界太危險孩子們需要保護，而是希望孩子在身心成長的關鍵時期先完成自我建構、培養自我調節、形成健康的社會關系。等他們立穩了腳跟，再鼓勵他們自由探索世界，那時就不必簡單地靠點贊來證明自己，也不會把算法當成人生指南。（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心理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