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我回家探親，專程看望高中語文老師，不料卻意外獲得一段姻緣

1981年9月25日清晨，北上的綠皮列車緩緩駛入北京西站，汽笛聲劃破薄霧。站臺上，一名穿著陸軍常服的青年提著一只舊旅行包，神情里帶著歸鄉的興奮，他叫顧建軍，時年二十六歲。部隊批下探親假后，這是他四年里第一次真正離開營房。

列車晃動時的節奏還殘留在耳邊，顧建軍卻已盤算好行程：先到家，再去胡同深處拜訪多年未見的高中語文老師——張恒伯。張老師教了三十多年書，語文底子深，亦愛寫舊體詩，當年在課堂上常常把魯迅的雜文和李白的詩句串著講，對他影響極深。1978年高考制度恢復時，張老師已年過五十，卻依舊在講臺上一站就是整日，嗓音磁性不減當年。

回家兩天后，顧家堂屋里仍飄著母親的燉肉香，他卻按捺不住，帶了幾盒當時頗搶手的煉乳糖，與一份連隊自己刻的“先進個人”獎章，一早往東四的那條青磚小巷趕去。胡同口狹窄，騎自行車都得側著把手，他邊走邊認門牌，仿佛回到少年時代。

推開木門，院里葡萄藤正泛黃。張老師倚在門檻看報，抬頭見是他，笑紋一下堆滿眼角，隨手把報紙卷作筒子敲桌沿：“小顧，你回來了！”倆人坐進北屋。爐子上咕嘟著紅棗小米粥，墻上那幅“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條幅仍在，字跡蒼勁。寒暄幾句，張老師問起部隊生活，顧建軍講到執行邊防巡邏、夜間拉練，也說到連里辦夜校，“政治、地理、英語樣樣得學”。張老師點頭，忽而話鋒一轉：“打仗打仗，別光想著槍，還得成家。男大當婚，可不能耽誤。”話音不重，卻像一記悶棍敲在年輕人的后腦勺，顧建軍只得憨笑，“部隊忙，緣分還沒到。”

午飯后告辭，他揣著張老師新出的油印小冊子《春秋吟草》，步行去中山公園透氣。那年北京街頭，公交還是1角錢一趟，三輪車叮當穿行，公用電話排隊動輒十幾人。走到宣武門附近，他瞧見路邊石階上蹲著一個姑娘，低頭抹眼淚。軍人出身，總覺得不能坐視，便上前一句：“同志，怎么啦？需要幫忙嗎？”姑娘抬頭，眼睛紅紅的，自稱叫“李雨”，山西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第一次來京，居住的國營招待所一時找不著方向。

北京的街巷曲折，外地學生手里的報紙折頁地圖并不好使。顧建軍索性領著她，憑著路感一路打聽。途中零星聊天，才知李雨酷愛古建筑，特意在假期里背包來京，想把故宮、雍和宮、盧溝橋逐一畫進速寫本。兩個人一邊尋路，一邊說起《史記》里的辯法、也談到電影《苦惱人的笑》，一句搭一句，竟不覺尷尬。半小時后，他們總算抵達旅館，門頭招牌掉了漆，仍透著八十年代國企賓館的樸素氣息。

李雨謝過顧建軍，遞上一張小卡片，上面密密寫著宿舍地址與一串北京座機號。她笑著補了一句：“有空請你喝酸梅汁。”顧建軍擺手：“我是現役軍人，還要回家吃媽媽做的白菜燉粉條。”一句帶著山西口音的“那改天吧”，消融了初遇的拘謹。

接下來幾日，北京秋高氣爽。顧建軍白天探親，晚上常在電話局排隊撥號，聽見那端李雨輕快的“喂”，心里莫名熱乎。一次通話中，他約李雨去景山萬春亭看落日。那天夕陽燒紅紫禁城琉璃瓦，兩人倚欄無言，風掠過樹梢“沙沙”響。回城時，李雨從布包里掏出一張速寫，“這是剛畫的，你留念吧。”紙上是一名軍人背影和一堵宮墻，線條跳躍。

探親假很快到期。離別那晚，鐘樓敲九下，兩人在德勝門外公交站并肩站了許久。顧建軍終于開口：“李雨，等我。”姑娘抿嘴笑，卻沒回答，只遞來一枚手縫的小書簽。細看，上面繡著兩個字——“守候”。

歸隊后，顧建軍被調至師偵察連，野外訓練強度增大。信件卻一封接一封往山西寄，不到十日必有回復，工整的小楷擠滿紙頁。連隊戰友取笑他“半個文化人”，他樂得不作聲，只在昏黃的節能燈下把信件折好，塞進軍綠色挎包中層。1982年冬，他因演練成績突出記三等功一次。嘉獎令貼上板報，他卻更在意能否憑此多爭取幾天修假。

1983年春，部里批準婚假。顧建軍回鄉先拜見父母，再赴太原求親。李雨的家境普通，父母是老國營紡織廠工人，兩家一個月內料理妥當，婚禮就在太原市工人俱樂部小禮堂舉辦。沒有鑼鼓喧天，只有一臺鳳凰牌單車作陪嫁，鄰居們送來大紅被面和搪瓷臉盆。張老師特地托人帶來墨寶——“琴瑟和鳴”四個行草大字，裱在紅綢里，算是送給學生最真摯的祝福。

婚后，李雨返校完成學業，顧建軍仍在邊防。聚少離多的歲月里，書信比薪水更珍貴。1985年，李雨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夫妻兩地生活的格局由“營房—校園”變成了“營房—編輯部”，可見面次數依舊屈指可數。直到1987年，顧建軍轉業調回北京市人武系統，半宿舍半借住，他們才算結束漂泊。

值得一提的是，顧建軍始終記得當年那句提醒——“男大當婚”。每逢中秋，他總要帶著月餅和桂花酒去看望張老師。老先生已過花甲，依舊精神矍鑠，談到學生時總會擺手：“我哪配當媒人？不過說兩句真話。”教書一世，竟無意間牽紅線，也算別樣功德。

9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的春風讓北京城日新月異。原來那座三進小院拆成了磚瓦堆，張老師舉家搬到崇文門外的新樓。顧建軍夫婦帶著剛會走路的兒子來訪，老人把那冊《春秋吟草》遞給孩子，說：“長大了再讀。”詩集紙張微黃，墨香猶存，像極了那段青澀卻火熱的青春。

轉眼到了2011年，顧建軍與李雨迎來銀婚。為慶祝，他們按舊路線重走當年的“尋路記”——從宣武門口慢行至昔日的國營招待所。原址已改成商務酒店，玻璃幕墻映出兩鬢微霜的身影。顧建軍故意學當年語氣：“同志，還迷路嗎？”李雨忍俊不禁，“如今連導航都會用，還能丟？”短短一句玩笑，道盡三十年風雨同舟。

歲月未曾停歇。2021年，張老師去世，享年九十。遺物中那幅“琴瑟和鳴”被家屬贈還給這對曾經的學生夫妻，裝裱后掛在客廳正中。每當晚飯后燈光亮起，橘黃光影灑在那四個字上，似見當年課堂里白發蒼蒼卻聲如洪鐘的身影。

顧建軍常對友人說，若沒有1981年的探親假，沒有那一趟拜訪，他也許還在漫無目的地穿行歲月。一個平日習慣“嚴格紀律”的軍人，與一個揣著速寫本的文藝女孩，因為一場迷路結下姻緣，這樣的橋段聽來甚至像老電影，可它確確實實發生在改革開放初年的北京。

回望整段故事，時代背景濃烈：列車鋪位上吱呀的鐵皮聲，胡同里燒煤爐的青煙，大學生們肩頭的書包，連隊夜校混雜著油燈與粉筆灰的味道……它們一起構成了這段感情最質樸的注腳。當年的那枚手工書簽，如今被女兒裱在影集首頁，上面“守候”兩個字早已脫線，卻仍能讓人一眼看到初心。

在許多同齡人的記憶里，1980年代是一條寬闊的河，既有浪潮也有泥沙。顧建軍與李雨只是無數逆流而上的年輕人之一。他們沒想過要成為傳奇，只是憑本能守住了對生活、對彼此的信任。正因為如此，那年探親才成了他們生命里最溫暖的意外，也是最深情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