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公安機關審訊一特務，他卻低聲透露：我撫養過毛澤東的孩子

1955年4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的燈泡正搖晃著微弱光圈，董健吾被推進審訊室，守在桌前的兩名干警原本打算連夜突審，卻在開場不到五分鐘就聽到了那句出乎意料的低語：“我撫養過毛主席的孩子。”一句話，如同悶雷，瞬間擊碎了空氣中的沉悶。

董健吾被帶走，源于中央剛剛啟動的“潘漢年案”外圍清查。潘漢年在中央會議上交代了與汪精衛短暫會面的舊賬，使得有關人員全部被拉進偵查視野。董健吾當年與潘漢年保持單線聯系，身份來歷又在抗戰后期突然中斷，自然首當其沖被列為重點對象。

干警們最初掌握的材料并不樂觀：1938年至1945年上海的日偽檔案里，確實出現過“董健吾”這個名字，且和幾樁可疑經費往來有關。另外信息稀少，與組織失聯長達十余年。種種跡象，足夠讓初辦人員給他貼上“危險潛伏者”的標簽。

夜深。年紀略長的審訊員靠近一點，用近乎耳語的聲調提出要求：講具體經過。董健吾沉默片刻，緩緩回到1930年的長沙。那一年10月，楊開慧被捕，毛岸英兄弟三人連帶卷入。楊開慧犧牲后，孩子們在親友與地下交通員輪番掩護下，于1931年輾轉來到上海法租界的大同幼稚園，而幼稚園的負責人正是他。

大同幼稚園對外打出西式教育招牌，實際上由時任中央特科的陳賡批示成立，任務之一便是掩護紅色后代與重要關系人。董健吾一邊借醫學背景行醫，一邊維持幼稚園的運轉。園里十來個孩子，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兩個姓毛的小伙子。為了安全，外界只知“阿英、阿青”兩個綽號。

1932年4月，顧順章叛變，上海地下黨陷入腥風血雨。大同幼稚園被迫關閉。董健吾沒有時間等組織指示，只能把毛岸英、毛岸青帶回自家那間不足二十平米的石庫門閣樓。妻子原先尚能體諒，隨著經費斷絕、物價飛漲，日子捉襟見肘，埋怨與爭吵不斷升級。

局勢最為艱難的一年是1933年。為了維持四口之家的溫飽，董健吾白天坐診、晚上譯稿，仍難以填補缺口。最終，兄弟倆忍受不了冷眼，選擇離家出走。那段上海灘流浪歲月，對外界來說幾乎空白，只留下幾份在孤兒院和巡捕房的零散記錄。毛岸青的頭部創傷，就發生在這期間的一次街頭沖突中。

1936年春，東三省局勢突轉，張學良秘密赴滬。董健吾利用舊交見到張學良，提出讓兄弟倆去蘇聯讀書。一周后，東北軍駐上海辦事處的軍車在凌晨五點把孩子們接走，經天津登船。接送名單保存于遠東學院檔案室，成為后來核對身份的重要旁證。

同年元旦后不久，宋慶齡收到美國記者斯諾的請求，希望進入陜北采訪紅軍。宋慶齡考慮到安全，點名派董健吾護送。為了那次行程，他喬裝成舊書商，帶斯諾穿過封鎖線，最終在瓦窯堡見到毛澤東。斯諾在《西行漫記》里寫下兩句話：“他總是笑瞇著眼，卻比任何保鏢更可靠。”

1949年解放時，董健吾沒有主動亮明身份。他深知黨政新機構百廢待興，不愿憑個人經歷增加審批負擔，索性回到老本行，在靜安寺路開了家小診所。行醫、教書、照料殘疾戰士，這樣過了六年。直到潘漢年案牽連，他才第一次被正式記錄在公安系統的案頭卷宗中。

董健吾自述被上報后，材料很快呈至中南海。毛澤東翻閱兩遍，停在“撫養”兩字良久。據當時在場的警衛回憶，毛主席放下卷宗，說了八個字：“老同志，大功一樁。”隨后，羅瑞卿接到電話，立即下令釋放。

1961年2月，陳賡在上海治療腰疾。剛能下床，就拄拐來到董家寒暄。陳賡握住他的手笑道：“中央決定聘你做市政府參事，老兄，脫不開身了。”語言不多，卻把二十多年的默契全數帶回。

進入特殊年代后，董健吾再度受挫。舊案翻炒、來歷質疑、體檢停藥，多重壓力擊垮健康。1970年12月29日夜，他在瑞金醫院病房安靜離世，病歷上只寫“心源性猝死”。三天后，幾名老地下黨員自發抬棺送行，雨夾雪落在淮海中路的梧桐枝頭，沒有哀樂。

1978年，李維漢向中央遞交正式報告，附帶當年上海地下黨通訊錄原件。文件落款那一刻，董健吾的名字終于從“問題人員”摘帽，改為“對黨忠誠、貢獻顯著”。公安部隨后發函，要求各地檔案室糾正信息，將其列為烈士親屬重點保護對象。

董健吾的石庫門老宅如今門楣斑駁，墻角仍可見淺淺刻痕——據說是毛岸英童年時用小刀刻下的“英”字殘筆。匆匆數十年，很多人記得潘漢年的波折，記得《西行漫記》中的精彩章節，卻很少有人再念起那個在昏暗燈下發出低語的老人。歷史留下的，是清晰的時間線與冰冷的檔案，也是一段帶著體溫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