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恐引發歐洲罷踢世界杯，八次前車之鑒，預示一場新的風暴

隨著特朗普威脅要兼并格陵蘭島，并對德國、法國、荷蘭等歐盟主要經濟體加征10%關稅，歐洲各足球協會正公開討論是否應抵制2026年世界杯。歐足聯官員已非正式商討統一立場，德國政治家尤爾根·哈特更將抵制稱為讓特朗普"恢復理智"的"最后手段"。退出世界杯的提議，已不再只是社交媒體上的口號。

歷史表明這絕非沒有先例：政治紛爭、經濟現實乃至純粹的傲慢，都曾導致許多國家，甚至整個大洲，缺席足球的最高舞臺。

烏拉圭在1930年主辦并贏得了首屆世界杯，但與歐洲足球的關系幾乎立即惡化。許多歐洲國家當年以跨大西洋航行成本高、耗時長為由拒絕參賽，烏拉圭視此為其國家乃至整個南美大陸的輕蔑。當1934年世界杯落戶意大利且歐洲參賽熱情高漲時，烏拉圭以拒絕遠赴歐洲作為回應，成為史上唯一未嘗試衛冕而直接抵制下一屆賽事的冠軍。他們的缺席削弱了南美足球在世界杯早期的話語權，也開創了因政治與后勤爭端影響決賽圈陣容的先例。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曾數十年將世界杯視為次要賽事，以混雜著傲慢、孤立主義與內部政治的緣由抵制多屆比賽。英國足協1920年代因職業化與業余地位之爭退出國際足聯，當1930和1934年世界杯來臨，他們選擇專注于自視更高貴的"本土四角錦標賽"。即使1946年重返國際足聯，關系仍顯尷尬。例如蘇格蘭雖晉級1950年世界杯，卻曾威脅若未贏得本土錦標賽冠軍就拒絕出征。在電視尚未普及的時代，并非所有人都視國際足聯賽事為巔峰；英國這樣的足球權力中心，需要時間（與金錢）才愿認真對待。

當國際足聯選擇法國主辦1938年世界杯時，南美足協原本期望賽事在歐洲與南美間輪辦，這是1930年烏拉圭世界杯后形成的非正式共識。連續兩屆賽事落戶歐洲（1934年意大利、1938年法國），被他們視為自身利益次要、國際足聯歐洲中心主義的明證。盡管阿根廷擁有1930年亞軍陣容被看好能走得更遠，阿烏兩國仍雙雙退賽抗議。這次抵制凸顯了長期的矛盾：南美國家貢獻才華與激情，卻感到在賽程、主辦權及商業優先級上被迫聽從歐洲安排。

印度缺席1950年巴西世界杯，是足球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抵制事件之一。在多支亞洲對手退賽后，他們自動獲得晉級資格，卻在決賽圈前主動退出。官方理由混雜了旅費昂貴、準備時間不足，以及全印度足球聯合會認為奧運會仍是更重要的賽事。關于"國際足聯因印度球員堅持赤腳比賽而禁賽"的流傳說法僅部分準確：雖然國際足聯對裝備安全確有顧慮，但多數歷史學家指出，財政因素與協會的優先級考量比單純的穿鞋問題更具決定性。

土耳其同樣獲得了1950年世界杯資格，卻主要因二戰結束后遠赴巴西的經濟負擔而放棄參賽。與當今的收入共享時代不同，1950年的國際足聯提供的資金支持有限，各協會需自行承擔環球參賽的大部分成本。對一個仍在重建經濟的國家而言，資助球隊遠赴南美猶如不必要的奢侈。土耳其的退出凸顯了經濟因素（而不僅是政治）如何影響了早期世界杯的參賽陣容。

1966年英格蘭世界杯在歐洲記憶中是赫斯特的帽子戲法、尤西比奧的才華與朝鮮奇跡，但它也催生了唯一一次全大洲規模的抵制。國際足聯的晉級方案將16個決賽圈席位中的10個分配給歐洲，4個給拉丁美洲，1個給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區，而非洲、亞洲和大洋洲僅共享1個席位。以加納的奧赫內·詹和埃塞俄比亞的特塞瑪·伊德內卡丘為首的非洲足聯指責該方案"荒謬且不公"，尤其考慮到非洲球隊已承擔了冗長預選賽的成本，且剛將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逐出賽事。

在國際足聯拒絕調整名額分配后，所有15支符合條件的非洲球隊集體退出，導致1966年世界杯無一支非洲隊伍亮相。抵制取得了成效：1968年，國際足聯給予非洲和亞洲獨立且受保障的世界杯席位，此舉重塑了賽事的全球格局。

蘇聯1974年的抵制發生在預選賽而非決賽圈，卻是足球與地緣政治碰撞的最鮮明例證之一。在與智利的世界杯附加賽中，蘇聯拒絕前往圣地亞哥的國立體育場進行次回合比賽，該球場在1973年皮諾切特得到美國支持的政變后，曾被用作拘留與酷刑中心。國際足聯堅持比賽應在圣地亞哥舉行；當蘇聯隊未到場時，智利隊在半場無人的情況下開球，將球踢入空門，比賽被判棄權勝。蘇聯的退出使智利自動晉級，但也凸顯了國際足聯"足球高于政治"的立場，往往意味著即使在嚴重侵犯人權的情況下，仍對主辦國政府予以遷就。

除上述典型案例外，許多亞非國家也曾通過世界杯預選賽表達政治立場或抗議不公結構。例如，摩洛哥退出1970年預選賽，部分出于對巴勒斯坦的聲援及對國際足聯名額分配的不滿；一些亞洲國家則因成本考量與認為存在偏見而放棄參賽。這些較小規模的抵制雖很少直接影響決賽圈，但共同促使國際足聯面臨改革壓力，推動其擴大并區域化席位分配。這一進程最終催生了當今的48隊賽制，使昔日邊緣化的足聯獲得了顯著更多的代表權。

從烏拉圭的衛冕棄權到非洲的集體抗爭，世界杯的抵制史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超越足球的政治角力、經濟現實與身份認同。每一次退場的背后，都是國家尊嚴、區域話語權與國際秩序之間的微妙平衡。當歐洲足協再次醞釀抵制，表面是對單邊政策的反彈，深層仍是足球話語權爭奪的延續。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足球作為世界語的敘事中，抵制始終是其最沉重的標點。它既是抗議的武器，也是妥協的前奏。在全球化的今天，綠茵場上的缺席或許比登場更能揭示賽場外的真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