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26日,福州。
賀敏學走了,享年八十四歲。
這時候,人們翻開檔案才嚇一跳:這老爺子逝后被定為正部級,可在1955年授銜的名單里,你壓根找不到他的名字;在那些個熙熙攘攘的名利場上,你也聽不到他的聲音。
他看似是個"隱形人",可偏偏被毛澤東三次點名,認證為"三個第一":井岡山武裝暴動第一人,引兵上山第一人,渡江戰役第一人。
戰功赫赫卻主動降級,身為"國舅"卻一生低調。
他到底經歷了什么,才修成了這身"功成不必在我"的硬骨頭?
故事還得從1954年那場久別重逢說起。
1954年3月,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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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一見賀敏學,就像見到了失散多年的親兄弟。
長征一別快二十年了,主席掰著手指頭數落他的老底:"武裝暴動是你搞的,上井岡山是你帶頭的,渡江你又是第一批。
" 這話一下子就把時間拽回了半個世紀前。
賀敏學這人,打小就是個"不安分"的主。
他生在江西永新的茶館世家,卻不愛喝茶愛聽槍響。
1927年,國民黨舉起屠刀,他和八十多個同志被扔進大牢。
換別人早絕望了,可他不。
他在濕冷的牢房里拉起黨支部,拿炭筆在墻上寫口號。
7月26日凌晨,外頭槍聲一響,他帶著獄友砸鎖沖出去,里應外合拿下了縣政府。
這就是"永新暴動",也是他人生里的頭一個"第一"。
隊伍是拉起來了,可怎么活?
國民黨幾千人馬反撲,硬拼肯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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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敏學眼光毒,當機立斷帶人上了井岡山。
等毛澤東帶著秋收起義的隊伍到了三灣,賀敏學立馬牽線搭橋,這才有了后來的兩軍合流。
若是沒有他從中穿針引線,井岡山那原本微弱的星星之火,哪能燒得那么快、那么旺?
這是他的第二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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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8年8月,真正的生死關頭來了。
主力下山接應朱德去了,大本營空虛,湘贛敵軍四個團像瘋狗一樣圍剿黃洋界。
留守的只有賀敏學帶的一個營,手里唯一的重家伙,是一門壞了炮架的迫擊炮,炮彈只有三發。
眼瞅著敵人像潮水一樣涌上來,指揮所都要保不住了。
賀敏學急了,親自操炮。
沒瞄準鏡?
全靠手感!
第一發,啞火;第二發,還是啞火。
敵人的嚎叫聲都快貼到臉上了。
這時候,朱云卿吼了一嗓子:"還有最后一發!
" 賀敏學深吸一口氣,憑著直覺點火。
"轟"的一聲巨響,炮彈不偏不倚在敵軍指揮所炸開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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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以為紅軍主力回山了,嚇得魂飛魄散,連夜逃命。
這哪里是一聲炮響?
這分明是給中國革命留住了一口氣!
這之后二十年,賀敏學活成了戰場上的"救火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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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時留守打游擊,抗戰時帶著書生兵繳獲日軍機槍,解放戰爭更是猛得不像話。
1949年4月,大軍壓境長江邊,誰先過?
又是賀敏學站了出來。
這是他的第三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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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挑了三十個"死士",坐著小木船夜渡無為泥汊。
那可是玩命的活兒,江水急,一旦暴露就是活靶子。
可他硬是憑著這股子狠勁,沖上岸,摸哨抓舌頭,撕開了那道口子。
毛澤東看了電報都忍不住夸:這是全軍最早過江的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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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了,槍桿子放下了,賀敏學卻拿起了瓦刀。
修馬路、建石化城,哪里苦他往哪里鉆。
1954年定級,按他的資歷戰功,定個七級那是板上釘釘。
可賀敏學大筆一揮,非要降為八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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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部的人都懵了,他卻說:"騰出一級給基層,大家才有干勁。
" 這一降,就是一輩子。
后來毛澤東想給他調級,他還是那副犟脾氣,只談工作,不談待遇。
他心里裝的不是官位,而是干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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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八十歲的老爺子回了一趟井岡山。
他沒帶什么貴重禮物,就背了一袋鹽巴送給鄉親。
站在黃洋界那門老炮前,摸著冰冷的炮身,看著當年的戰壕,老人久久不說話。
那隆隆的炮聲,早就變成了新中國建設的轟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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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老兵凋零。
在追悼會上,大家才讀懂了他這一生:他把所有的"第一"都留給了戰場,把所有的"退讓"都留給了名利。
從暴動先鋒到基建狂魔,哪里需要硬骨頭,他就往哪里沖。
到底什么是共產黨人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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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其實很簡單:不是肩上閃閃發亮的金星,而是腳下沾滿泥土的鞋底。
賀敏學用八十四年的歲月,給了我們最響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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