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安排當部委部長、省委書記都有困難！葉帥：給你分配工作不易

1974年11月的一天夜里，北京西山的寒意透過窗縫直往室內鉆。葉劍英翻著一疊人事材料，抬頭對身邊工作人員低聲嘟囔：“老江屬什么？怎么哪兒都塞不進去。”這句話在后來的回憶錄中被一句“分配工作真難”淡化，卻足以道出一個久被忽視的故事——江渭清的去向，曾讓組織部門用了整整四年、前后六次才拍板。

江渭清這個名字，三十年代鬧革命的湘鄂贛蘇區響過，解放戰爭時華東戰場亦隨處可見，但進入七十年代，他卻像被歷史擠出了舞臺。1926年，年僅十三歲的他在湖北通城的小學里掛起紅纓槍，從此再沒離開過革命隊伍。土地革命時期，山里打游擊、縣里當書記，兩頂帽子他都能戴得穩；1934年主力紅軍長征，他奉命留下，堅持游擊，常年吃樹皮、啃草根，愣是在重圍中守住了一塊根據地火種。

時間推到1938年，新四軍組建。江渭清從“地方紅軍”調到部隊編制，先是當七團參謀長，后升到旅長、旅政委。皖南事變后，他跟著葉飛重整旗鼓，在蘇中海安、如皋一帶打過硬仗。兵油子們背地里說：“跟著江旅長打仗，吃苦是有的，可放心睡覺。”這種既懂槍桿子又熟悉政工的干部，在烽火歲月里不算少見，難得的是，他熬活到了勝利。

1948年夏，華東野戰軍組織六縱轉戰魯中，江渭清任政委，與縱隊司令員王必成組合成“王江配”，配合默契。淮海決戰時，這支隊伍穿插固鎮、堵截黃百韜兵團，“一天三夜不合眼”，從情報到后勤，江渭清沒叫一聲苦。按照當時的序列，他完全夠資格在新中國授銜時拿到一枚中將甚至副兵團級的肩章。

建國后，他卻被從部隊“挖”到地方。華東各省百廢待興，懂武裝也懂民生的干部鳳毛麟角。1952年，江渭清調任南京市委副書記，后來又當上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蘇工業底子薄，他拉著王鶴壽、柯慶施在蘇南跑項目，把大廠一個個弄進了長江兩岸。江蘇人喚他“老江”，有人說，“這人狠得下心，也舍得下地頭。”十七年里，他幾乎跑遍所有縣市，連鹽堿地的麥苗長得幾寸，都要親自掐一把看水分。

然而大風一起，一切努力說翻就翻。1966年，他成了“當權派”典型，被點名批判。1969年春，江渭清被送到江西寧都“五七干校”。那年，他五十九歲，每天扛鋤頭下地除草，晚上還得寫檢查。有人見他手上磨起的血泡，唏噓不已，他卻笑：“鋤地這種事，哪有上山打仗費勁？”外人不知，他心里最難熬的是閑——從前調兵遣將如行云流水，如今只能盯著莊稼發呆。

1973年初，中央決定為一批老干部“解凍”。江渭清被接回北京，先是住在玉泉山招待所學習，一紙通知寫得含糊：待業。于是，人事部門開始絞盡腦汁。第一站擬定山西。意見來了：“山西是重工業心臟，新班子剛磨合，讓老江過去容易起波瀾。”換黑龍江？又有人擔心，“臨近中蘇邊境，政策燙手，別添復雜。”湖南總行了吧？他在那兒下放多年，地方說，“矛盾尚未化解，再回來恐滋事。”于是轉向中央部委，六機部正缺負責人，造船系統需要老紅軍壓陣。沒等擬文發下去，又被否了——“海軍有意另行整合”。第五輪商量，中組部副部長呼之欲出，結果外界揣測政治意味太重，再次擱淺。

文件在案頭來回漂，像郵差找不到收信人。直到1974年12月，終于定格：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福州軍區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葉劍英放下公文，說了那句后來傳開的感慨：“他的工作真是好難分配。”

抵達南昌那天是1975年元月的陰雨晨，贛江水聲悶雷般滾動，寬闊的大道卻坑洼泥濘，映著一片蕭瑟。江渭清沒有先住進省里安排的官邸，而是直接去了滕王閣旁邊的省革委會大樓。他要的，是把時間都用在把亂麻理順上。對他而言，江西不是“第六次選擇”，而是新的戰場。

交通運輸先被他抓在手里。昌九公路上，一輛輛長期趴窩的卡車被“請命”上路，大橋的檢修隊伍日夜施工。有人勸他別操心細節，他抬頭反問：“貨運不跑，老百姓吃什么？”隨后是工農業。他曾在江蘇大搞農田水利，這回把同樣的辦法搬到贛江、修河流域。結果統計下來，1976年全省糧食總產比上年增長兩成多，拖拉機保有量翻倍。至于輕工業，從景德鎮瓷廠到樟樹藥業，只要碰到缺資金、缺配件，省里一律快批。江西雖然沒法跟滬寧線比肩，但從蕭條跌谷里爬出來，眾人心里都明白：這是老江硬頂著壓力啃下的骨頭。

他的行事風格一如既往。開干部會，說話不拐彎：“革命老區吃苦幾十年，不能再掉隊。”聽了一肚子意見，卻很少回嘴；回頭馬上拍案執行。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前夕，江西派出的大代表里有一個是贛南稀土采礦隊的技術員，他在北京發言，說需要一筆專項撥款搞實驗。江渭清坐在臺下，錄像機鏡頭掃過，他只點頭。會后回到南昌，預算就批了。廠里的年輕人感慨：“我們書記不說漂亮話，但肯把錢掏給科研。”

1981年秋，他已七十一歲，常年舊傷加胃病讓他夜里難眠。那年9月，他給中央寫了份只有四頁的請辭：身體不濟，恐誤大局。批示很快下達，允許休養。臨走前的最后一場常委會，他拿出一張折得整齊的字條，把“后會有期”四個字頓了又頓，收回口袋。散會時，他拍拍接班人的肩膀，只留下一句：“接力棒要抓緊，江西不能慢。”說完，上了那輛貼著普通軍牌的吉普，駛向南昌八一大橋，直往昌北機場。

他返蘇后，一直住在南京玄武湖畔的老干部樓。鄰居們常在清晨見他獨自散步，戴頂舊草帽，笑著跟人點頭。有人好奇地問：“老書記，退休了可有遺憾？”他擺手：“組織說難，我也難，為難的是國家的事，不是我個人。”2000年初冬，江渭清在南京病逝，終年八十七歲。靈車駛過石城門時，路旁站滿了自發前來送行的工人、老師和老兵，他們靜靜摘帽致意。

葉劍英當年的那聲“難分配”，原本是一句無奈的話，卻成了江渭清一生的生動注腳：從槍林彈雨里闖出，到田間地頭扎根，再到機關樓道輾轉，一份任命來之不易，卻也體現了那個年代復雜的政治經緯。江渭清守住了底線，也守住了自己對土地和百姓的承諾。正因如此，他在組織面前或許“難分配”，在群眾心里卻始終有位子，這便是老革命最質樸的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