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縮是經濟體的慢性自殺。”——看米爾頓·弗里德曼的《美國貨幣史》,仔細揣摩他陳述的貨幣供應與經濟波動的關系,你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人類社會進入數字貨幣時代的大背景下,弗里德曼的警告顯得愈發尖銳。經濟大國日本曾經在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里深陷通縮的魔咒中,情況稍有改善后,濃重的通縮氛圍又籠罩在同為經濟大國的神州大地上。盡管學界諱言通縮話題,但它對經濟秩序的沖擊,正在改寫傳統經濟學教科書的認知邊界。
通縮的死亡螺旋:從資產負債表到集體心理的全面頹圮
通縮是一種系統性的經濟風險,其破壞性體現在資產負債表惡化與集體心理預期看跌的雙重衰頹中。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和美國1929—1933年的大蕭條均顯示,通縮一旦形成,便極難逆轉,形成一種死亡螺旋。
當物價持續下跌時,全社會的實際債務負擔就呈現出指數級上升狀態。?如果商品價格持續下跌,而生產成本(如工資、租金)仍具有剛性,此時名義收入下降但債務額不變,就導致企業利潤空間被擠壓,實際償債壓力飆升,甚至引發虧損、倒閉潮。員工的收入也因此下降,政府的稅收收入同樣受到沖擊。個人、企業乃至國家可能陷入“借新還舊”的債務螺旋。此時,企業通過裁員、降薪削減成本,這進一步削弱了居民消費能力,形成“價格下跌→需求萎縮→裁員→消費降級”的閉環?。例如,在希臘債務危機中,企業的壓力增加,全民的收入也明顯下降,利息支出吞噬新增貸款創造的價值,最終導致了經濟崩潰。
價格水平的下跌,又會導致全體市場主體心理的變化,看衰氛圍形成。當公眾預期價格將持續下跌時,非必要的消費(如家電、電子產品)就會被推遲,耐用品需求驟降,消費延遲效應出現。此時,市場景氣度處于惡化條件下,資產回報率預期降低,資本流動停滯,貨幣流通速度顯著放緩。企業投資和私人國內投資(如購房)規模急劇下降,投資意愿被凍結。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揭示的“節儉悖論”在此顯現:價格水平下降導致總需求萎縮,企業又被迫降價裁員,最終形成“降價-收入下降-需求減弱-再降價”的惡性循環。
在這一市場演化過程中,可能仍會出現部分生活必需品(如食品、能源)的價格因為氣候變化或壟斷供應原因而上漲的情況,但這不可能扭轉整體性通縮狀態。而且此漲彼消,這類剛性支出的增加反而會加劇其他領域消費規模的萎縮。
通縮VS通脹:誰的毒性更強?
通脹的本質是貨幣超發,如同人體高燒——癥狀劇烈但可逆。央行加息與提準、財政緊縮等“退燒藥”用上后,一般都能迅速見效,正如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在上個世紀80年代通過激進的加息策略遏制通脹那樣。而通縮更象是經濟系統的“癌變”:價格下跌→利潤萎縮→裁員降薪→需求萎縮,這種惡性循環是很難治理的。日本央行前總裁白川方明把通縮稱為“資產負債表衰退”——即使利率降至負值,仍無法刺激投資。有一個幽默的比喻:通脹像搶錢包的劫匪,你能報警追討;通縮則是慢性毒藥,等你發現時,早已器官衰竭。
1929-1933年美國大蕭條期間,通縮現象嚴重:工業生產指數從1929年的114驟降至1933年的67,汽車產量暴跌75%;農產品價格暴跌54%(其中小麥價格跌60%),企業破產潮使失業率從3%飆升至25%,另有約1萬家銀行倒閉。更可怕的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價格長期陰跌,其中房價下跌約70%,引發“負資產”家庭的自殺潮。另外,年輕人因就業無望,被迫控制支出,形成了“低欲望社會”,通縮的“社會絞殺”效應表現得非常明顯。反觀惡性通脹(如津巴布韋的通脹情況),貨幣體系雖崩潰了,但以物易物仍能維持基本交易,就業受沖擊不大,大多數情況下反而對就業有促進作用。
通脹至少讓資產持有者(如房產、股票所有者)有機會保值,而通縮直接剝奪窮人的“生存籌碼”——企業利潤率下降,破產申請量激增,底層員工失業規模擴大——通縮的殘酷在于,它讓“努力就能翻身”的信仰變成笑話。
諷刺的是,通縮初期人們會歡呼“錢更值錢”,直到發現工資單和就業機會同步消失,才醒悟過來——這恰似給饑民展示免費餐券,卻不得不關掉了廚房一樣。
破冰之道:非常規政策的藝術
當物價尤其是房價像被施了“魔法”般持續下跌,利潤不斷縮水甚至歸零,企業經營困難,而消費者卻攥著錢袋子高喊“再等等”——整個市場上彌漫著“等魚死了再一折買”的氛圍時,我們就知道,通縮這個狡猾的“經濟雪怪”又出來了——只有將破冰鎬高高舉起,用力劈下,才可能鑿開這層堅冰。
第一鎬:大張旗鼓地鼓勵民營經濟發展
民營經濟正面臨“信心寒冬”,投資需求不旺。如何重建他們的信心,這是走出困境的關鍵。《民營經濟促進法》雖然已經出臺,但仍需在更高層面繼續完善立法工作,讓民營老板對企業產權、自主經營權和個人財富安全充滿信心。要通過立法與行政手段,清理“新官不理舊賬”的頑疾,并避免再欠民營企業的“新賬”;要提高政務效率與廉潔度,借此改變民營企業的投資態度;要充分肯定民營經濟的地位與貢獻,避免唱衰言論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壓制。
第二鎬:想方設法促進房地產需求的回升
當前民營經濟信心低迷。房地產業作為民營經濟占比極高的行業,曾經是最大的產業和國民經濟中產業鏈的核心,它的復蘇是提升市場預期的關鍵。必須采取強有力措施,促進市場狀況的改善:首先,以國家名義,重新強調與肯定房地產業的支柱產業、主導產業和先導產業的地位,以改變市場預期;其次,徹底放開一線城市限購政策,允許任何人購買,不限套數,釋放高能級城市需求潛力,從而帶動二線城市及全國市場的止跌回穩甚至回升。一線城市不上漲,全國市場的復蘇就難實現;最后,還要采取一些輔助措施,如公開宣布緊縮未來幾年的開發建設用地供應、優化商辦物業的交易政策、調整房地產信貸政策、暫停住宅房產稅征收試點等。我已經在多篇文章中詳細講過,此不贅述。
第三鎬:優化融資制度與政策,促進公平交易與市場復蘇
調整融資制度與政策,促進融資的公平性和交易的恢復,既是眼下救市、對抗通縮的需要,也是制度建設的長期目標。要建立跨部門融資協調機制,整合財政、貨幣及產業政策資源,確保小微企業能獲取高效的信貸支持。要強制金融機構披露融資成本構成,杜絕隱性收費,提升市場公平性。要動態調整融資約束,減少貸款限制,降低監管剛性,允許銀行通過風險定價機制實施差異化放貸策略等。要簡化信貸審批流程,推廣“無還本續貸”政策,減輕企業短期償債壓力。同時要創新融資工具與風控模式,這方面有很多有意義的工作要做。
第四鎬:創新財政政策,建造打破通縮的“破冰船”?
財政政策不應局限于財政掏錢搞基建或者減稅方面,要找到一些更有效的思路,使其成為打破通縮的“破冰船”。比如,將部分基建項目收益權打包為REITs,在金融市場上向投資者出售,并提供稅收減免。這樣,通過資產證券化,盤活存量資產,回籠資金,并將其用于居民消費補貼。也可以出售部分國有股的股權(股票),回籠資金,補貼居民消費。消費補貼應該直接發放現金或限時代金券,不限消費領域。也可以考慮利用這些資金對低收入群體實施“負所得稅”政策,即收入低于某一閾值時,直接發放補貼,刺激消費需求。當然補貼要通過大數據分析,精準發放,避免財政資源浪費。再比如,?設立“通縮對沖基金”,對價格下降嚴重的行業給予適當補貼,或對增加用工的企業給予社保補貼等。?
思考通縮時代的生存法則
雖然通縮是一種毒性很強的“癌變”,但我們不能躺平或等死。“在通縮的寒冬里,學會生火比等待春天更重要”,這是我最近與朋友私下見面、討論對策時常提到的一句話。
但是,這個冬天究竟有多長?個人的就業空間究竟在哪里?現金為王的法則還成立嗎?個人投資者需要怎樣重構資產配置?抗通縮資產究竟有哪些?企業如何躲避價格絞殺戰?卷價格、卷服務、卷體驗就能勝出嗎?紅利消失,再練內功還有用嗎?……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結合著個人或企業的具體情況去討論、去規劃,也和個人素質、企業管理水平以及國際化生存能力有密切關系,這里就沒法給出統一答案了。況且,“個體的理性,會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當太多的人都按照一個方案行動時,有效的對策反而可能失效,導致另一個困局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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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 藩 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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