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中求進、尋找新均衡的中國經濟》CMF月度報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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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的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6年1月）（總第82期）于線上舉行。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主持，聚焦“穩中求進、尋找新均衡的中國經濟”，來自學界、企業界的知名經濟學家及行業專家毛振華、閃輝、李湛、程實、明明、袁海霞聯合解析。

論壇第一單元，中誠信國際研究院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主要成員袁海霞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報告。

報告圍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一、2025年回顧：承壓與重構下的平穩收官

二、問題與挑戰：尋求新均衡進程中的六重約束

三、2026年展望：穩中有進、在承壓蓄力中開新局

四、實現2026年經濟發展目標的政策建議

2025年，在多重結構性、周期性與趨勢性問題交織，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復雜性顯著上升的嚴峻挑戰下，我國經濟仍實現了5%左右的增長目標（已連續三年增速在5%及以上），經濟總量歷史性突破140萬億元，實現這一成績來之不易，這背后不僅體現出中國經濟應對外部沖擊的強大韌性，也印證了過去一年宏觀政策在應對內外環境變化時所具備的前瞻性與有效性。在“十五五”即將開局的2026年，面對依然復雜的內外形勢，探究宏觀政策應如何積極發力，以穩住經濟下行壓力、釋放經濟增長潛力尤為重要。

一、2025年回顧：承壓與重構下的平穩收官

2025年作為“十四五”收官之年，在下半年經濟壓力逐漸增大的背景下，全年經濟呈現“前高后低”的運行特征，守住了5%的增速目標。從增長貢獻看，2025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過半（52%），較去年末顯著提升7.5個百分點，體現出今年提振消費、擴大內需作為今年首要工作內容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但與過去歷史水平，尤其是疫情前60%左右的均值水平相比仍有提升空間。此外，外需仍然強勁，凈出口對GDP的貢獻已連續兩年超過30%，但投資走弱的背景下資本形成貢獻較去年下降近10個百分點，處于近20年的低位水平。從全年經濟運行的特點來看，各經濟部門表現大致呈現以下五點特征：

其一，名義增速與實際增速背離，宏微觀感受溫差已持續三年。雖然以實際GDP衡量的經濟增長達到5%，但今年名義GDP增速僅為4.0%，為2000年以來（除2020特殊時期）最低水平，GDP平減指數累計同比已連續11個季度為負。從收入這一直接影響居民體感的指標來看，2025年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斜率明顯放緩，但與2023年6月增速高點仍有1.2個百分點的缺口；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這一更能體現居民整體消費水平的指標較去年下滑0.7個百分點至4.4%，創2022年下半年以來的新低，居民尤其是處于中低收入水平的居民消費能力仍受制約。從盈利能力這一直接影響企業體感的指標看，今年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波動回升，但仍在0%徘徊，“增收不增利”的現象仍然存在。

其二，全年延續“供強需弱”的格局，生產端“新舊分化”特征顯著。2023年以來我國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問題持續存在，2025年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9%，為近四年新高，結構上看“新舊分化特征”明顯，裝備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生產維持10%左右的高增長，明顯高于采礦、輕工制造業等傳統行業。但需求端修復較慢，7月以來需求端回落更加顯著。其中，外需仍然是三大需求中相對具有韌性的一項。即便在中美博弈的擾動下出口增速波動較大，但全年出口累計增速維持在5.5%左右的水平，超出年初市場的一致預期，“搶出口”已從過去的短期現象演變成一種常態化的經濟現象，這也充分地體現出我國作為制造業大國的產業鏈韌性和出口優勢。從貿易結構來看，2018年以來我國對新興市場的出口持續偏強，逐漸成為我國出口的主要支撐。消費方面，在政策退坡、效果趨弱和高基數的多重影響下，商品補貼對消費的刺激彈性逐漸下降，下半年社零增速逐月回落，全年同比增長3.7%，僅較去年全年溫和修復0.2個百分點。服務消費雖然保持5%以上的增長，但仍然沒有恢復至疫情前的常態增長趨勢。從各能級城市社零表現看，除北京外核心一線城市的消費均有回暖，但社零增速整體仍落后于三四線城市，消費降級的特征仍然存在。投資方面，全年固定資產投資下滑3.8%，為2020年特殊時期外首次轉負，除房地產持續調整外，今年在政府債券使用偏慢、效率偏低、化債等因素的影響下基建投資跌幅創歷史新高，基建在過去穩增長時期的托底作用沒有充分顯現。但從資本形成的角度看，2025年資本形成對GDP的拉動仍高于2022年，且僅較年中高點溫和下降0.5個百分點，考慮到其不計入土地購置費的同時納入無形資產投資的統計，其投資對經濟產出的影響相對可控，但投資下行壓力仍不容忽視。

其三，價格邊際企穩但整體仍低迷，順利渡過“緩沖期”仍受供強需弱等因素制約。伴隨“反內卷”政策效應顯現,四季度以來PPI環比首次連續轉正，CPI同比也連續三月正增長，我國物價水平出現邊際回暖的跡象，但整體仍處于低位運行。從資產價格的表現來看，雖然房地產、股票價格的快速下行的趨勢得到緩解，A股也迎來一輪較強的牛市行情，但在居民財產中占比更大的房地產價格仍處于下行通道。

其四，就業尤其是青年就業承壓仍較大，城市就業機會減少加劇“返鄉潮”，外出勞動力流動范圍縮窄。當前就業市場呈現“總量壓力與結構失衡共存”的特征，青年就業尤為承壓，主要原因包括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產業轉型陣痛勞動力技能錯位等。近年來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城鄉二元結構出現進一步固化的跡象，農民工在城市的基本保障體系存在短板，且一旦遭遇失業沖擊，只能被迫返鄉。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跨省外出農民工比例已從10年前的46.8%，降至2024年的38.3%，十年間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

其五，由政府債支撐的社融回升與信貸走弱背離，實體融資需求仍較弱。2024年9月推出“一攬子增量政策”以來，社融增速總體呈現趨勢性上行，2025年社融存量增速為8.3%，但剔除政府債融資后的社融存量增速持續處于6%的低位水平。與此同時，更能代表經濟內生動能的信貸增速仍沒有擺脫自2023年二季度開啟的下行趨勢，截止2025年底，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同比為6.4%，較2024年底下降1.2個百分點，實體融資需求較弱。今年M1與M2剪刀差收窄主要受去年停止手工補息的低基數影響，資金活化程度仍有待改善。

回顧2025年，從年初DeepSeek引領的技術變革，到全球關稅博弈的持續升級，再到“反內卷”治理的實質性落地等，中國經濟在宏觀敘事、貿易結構及增長動力等方面出現了許多邊際變化，這些變化逐漸成為影響今年乃至十五五時期的長期因素。其一體現在科技創新驅動下的宏觀敘事重構。中國在科技創新上的進步改變了我國過去圍繞房地產周期調整、資產負債表衰退闡述經濟增長的邏輯，科技創新正逐步作為經濟增長核心引擎承擔起“走出周期底部”的希望，中國資產迎來重估的同時，也間接推動了微觀主體資產負債表的邊際修復；其二體現在新舊動能轉型提速。“十五五”規劃建議稿首次房地產將歸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板塊，與就業、教育、社保等民生核心領域并列，更加重視房地產的民生屬性；而新動能持續蓄勢，對經濟增長貢獻走強的同時，今年“反內卷”治理的實質性落地也標志著新興產業發展模式從低效競爭向創新競合轉型；其三體現在新興市場工業化進程中的出口韌性重構。今年在通過東南亞、拉美等國轉口貿易的路徑遭遇封堵的背景下，我國對東盟、非洲、拉美、中東亞洲國家的出口份額較去年仍在持續抬升。細拆我國對新興國家的出口，體量較大、增速較快的商品主要是高附加值的資本品和中間品。其中，船舶、車輛及零部件、肥料、機械器具和電氣設備的出口增速均在20%以上，這意味著我國對新興市場工業化的嵌入程度進一步加深，新興國家工業化或成為我國出口的主要承托。

二、問題與挑戰：尋求新均衡進程中的六重約束

經濟向新發展階段轉變的過程中，仍然面臨著全球經濟環境變化以及過去傳統路徑依賴所形成的老問題。

第一，全球經濟增長中樞下降，大國博弈和非美貿易摩擦仍對出口帶來擾動，長期維度看，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地緣沖突對我國產業和經濟的影響更加深刻。從全球經濟增長的長期發展趨勢看，2020年以來乃至“十五五”時期，全球經濟增長中樞總體呈現下降趨勢。近期IMF更新202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為3.3%，較去年10月預測值上調0.2個百分點，對2027年經濟增速預測為3.2%，在全球產業重構加劇、地緣政治沖突愈加頻繁的背景下，全球經濟增長仍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或仍對我國出口造成擾動。聚焦中美博弈進程，歷史經驗表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規模達到第一大經濟體的某一水平時雙方的競爭將趨向激烈（日美、中美貿易戰爆發時，日本、中國的GDP均約為美國的2/3），按照未來中國名義GDP增速4.5%、美國名義GDP增速2%進行粗略計算，至2043年中國GDP規模將超過美國，這意味著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中美博弈將是常態。目前中美在科技、軍事、政治等領域的競爭只增不減，對我國的影響遠超雙邊貿易范疇，近期泰國、墨西哥、印度紛紛宣布2026年的關稅措施，我國經濟面臨的外部風險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在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的背景下，需高度關注我國產業鏈安全，警惕“產業空心化”。

第二，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十五五”時期制約內循環的核心堵點。國際經驗表明，可持續的內需驅動，特別是消費驅動，是經濟體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2024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GNI）為1.37萬美元，根據世界銀行基于2024年各國GNI數據的最新標準，我國已處于中等收入偏上型經濟體，離高收入經濟體1.48萬美元的門檻越來越近，“十五五”或處于我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但我國居民消費率長期處于較低水平，2024年我國居民消費率為39.9%，而主要發達經濟體普遍在50%以上；從消費結構來看，近年來我國消費升級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但產品與服務供需錯配的現象凸顯，高品質和“一老一小”消費供給相對不足，也成為當下制約居民消費修復的重要原因。

第三，當前微觀主體的行為未走出“后疫情”范式。從居民行為來看，近年來，在收入和就業預期偏弱、謹慎性動機增強等影響下，居民預防性儲蓄趨于常態化。疫情以來居民每年新增儲蓄仍然較大，2023年、2024年和2025年居民新增儲蓄分別為16.7、14.3、14.6萬億，過去我們認為這是超額儲蓄，但實質上其實是預防性儲蓄，由于預防性儲蓄受制于預期和信心的修復，其相對于超額儲蓄更難以轉化。從企業行為來看，近年來企業行為函數從過去的利潤最大化轉向風險最小化，企業投資意愿偏低的情況仍未明顯好轉。2025年以中長期貸款為主的自發融資延續偏弱運行，民間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已經下滑至50%以下的歷史低位。這一方面源于近年來資產回報率持續下行、有效益的投資減少，企業缺少優質項目；另一方面也源于企業盈利下滑，同時拖欠問題進一步擠占企業現金流。

第四，政府債務規模持續增加，付息壓力不斷上升，更多體現為流動性風險和結構性風險。在全球經濟復蘇面臨多重挑戰的背景下，債務問題已成為當下各國亟需解決的共同議題。2024年底公共債務規模占全球GDP的92%左右，已達近30年來峰值（除2020年），新興國家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增幅顯著大于發達國家。在全球債務浪潮下，伴隨我國財政的積極發力和地方化債的深入推進，我國政府債務規模持續增加，2025年我國債務規模增長到103.7萬億的高位水平，雖然地方債務風險階段性緩釋，但結構性和區域性問題較為突出，尤其是政府債務付息支出規模不斷上升，結構性付息壓力持續加大，2025年考慮地方政府債券、城投有息債務后的地方債務付息占廣義財政收入比重或達28.9%，高于2024年1.9個百分點，廣西、四川、重慶三省付息占稅收比重超100%。此外，在一攬子化債深入推進下，我國地方債務的尾部風險得到階段性緩釋，但據統計，2013年以來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規模增長近四倍，其總資產收益率ROA要明顯低于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平均水平，城投經營性債務、政府拖欠款、債務效率等問題仍然需要重點關注。

第五，新舊動能轉換伴隨經濟下行壓力與財政、就業缺口，新動能持續蓄勢但暫難完全補位。從國際經驗看，房地產仍是全球各國經濟的重要支柱。根據OECD和各國官方數據，美國房地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常年穩定在12%以上，2024年達12.6%；2020年日本為12.1%，英國甚至高達13.1%，這些發達國家即便經歷多次危機，房地產的支柱地位從未動搖。當前我國房地產占居民財富的60%，相關稅收以及土地出讓收入貢獻占地方財政三本預算近40%，行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0%-15%之間，同時也貢獻了大量的就業，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仍不容忽視。相較而言，近年來我國高技術制造業和服務業產出持續抬升，2023年高技術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合計產出貢獻雖提升至19.5%，但距離真正“挑大梁”仍有提升空間。從更深層的社會經濟貢獻看，由于高技術產業往往處于成長期，且享受一定稅收優惠，本質上屬于財政收入的“慢錢”，且為資本與技術密集型，高技術產業的稅收和就業貢獻暫難完全補位房地產的貢獻。與此同時，我國新動能的發展仍然偏慢研發支出占比較低、基礎研究相對薄弱的問題，關鍵環節受制于人的現象仍然存在。

第六，未富先老壓力下，民生和社會保障短板日益突出。根據最新數據，2023年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撫養比為20.7%，意味著每名老年人需要約5名勞動人口來進行撫養，而我國人均GDP要明顯低于處于同等撫養比的國家，如韓國（25.9%）、愛爾蘭（23.7%）、智利（19.8%），倘若人口仍處于較低自然增長率繼續下滑，可以預期未來我國社會面臨的養老保障經濟壓力會持續擴大，對養老金體系、醫療資源、養老服務提出更嚴峻、更迫切的挑戰。當前我國民生和社會保障的短板仍然存在，比如在城鄉二元結構下，仍有大量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難以市民化，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接近70%，但核心一線城市的非戶籍靈活就業人員在就業、教育、住房待遇上仍然相對落后，以戶籍人口衡量的城鎮化率僅有48.3%。

三、2026年展望：穩中有進、在承壓蓄力中開新局

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也是在經歷了2025年深度重構后，尋求“新均衡”的關鍵節點。短期來看，我國修復仍面臨較大壓力，消費品以舊換新、設備更新改造等需求逐漸飽和，“反內卷”治理對投資的掣肘延續，有效需求不足的核心癥結仍存。但從中長期來看，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仍有較大需求空間，新市民釋放的住房、教育、醫療、就業等其他公共服務的需求，仍能作為2026年以及“十五五”時期完成增長目標的核心支撐。中性情形下，預計全年GDP增速在4.8%左右，一二三四季度分別為4.6%、4.8%、4.9%、4.9%。具體來看：

生產仍然偏強，供強需弱的格局或將延續。考慮到2026年重大項目及早落地帶動生產、新興市場對資本品的出口需求支撐，預計明年工業生產仍將維持韌性，2026年工業增加值增長5.5%左右。同時，11月國常會細化有關“增強供需適配性”部署，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再次強調“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明年服務消費的供給或是政策支持重點，預計2025年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5.6%，第三產業增加值或在5.4%左右。

美國對華貿易“戰術性”緩和，出口雖然有基數壓力，但仍存在多重韌性支撐。2026年為美國中期選舉年，特朗普的精力將向國內問題集中，中美貿易摩擦存在“戰術性”緩和的空間。明年我國出口雖然有基數壓力，但對美出口或邊際改善，與此同時，考慮到部分新興市場國家正處于快速工業化階段，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非洲等新興國家中間品出口仍有較大空間，預計明年出口增速仍維持4.5%的增長。

投資大概率止跌回穩，基建與新興產業投資是主要拉動項，房地產或仍是主要拖累。近期發改委下達2026年提前批“兩重”建設項目清單和中央預算內投資計劃2950億元，開局之年或將加快各類資金撥付和使用節奏，重大項目或將及早落地形成支撐，預計明年投資增速將溫和回升至2%，狹義基建增速回升至8%，繼續發揮逆周期調節的托底作用。此外，在“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要求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覆蓋領域也逐漸向新興產業傾斜，疊加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啟動，將進一步撬動科技創新投資，在反內卷治理對制造業投資仍有壓制的前提下，結構上高技術產業投資仍具備韌性，制造業投資預計總體仍能實現4%的增長。對房地產而言，年底全國住房城鄉建設工作會議強調“城市政府要用足用好房地產調控自主權”，預計需求端政策更多仍是地方層面的調整。當前房地產市場仍處于去庫階段，2026年在嚴控新增要求下地產投資仍有下滑壓力，由于2025年房地產投資基數較低，明年地產投資存在邊際改善的空間，預計降幅進一步收窄至10%。

消費或維持弱修復，預計全年社零或與去年基本持平，結構上國補商品消費受動能減弱和基數的雙重約束，服務消費或是明年增長的亮點。從商品消費看，2026年新一輪國補第一批資金規模較去年有所縮量，對傳統家電、汽車品類的存量支持力度“做減法”，且更側重和產業引導以及供需適配、公共服務補短板等結構調整功能，考慮到政策效應邊際遞減，今年以舊換新對商品消費的拉動或不及去年，而居民內生消費的回暖仍然取決于收入預期的實質性改善，雖然中央經濟工作會提出今年要“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但推動居民收入和信心回升是一項中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更多的耐心。結構上服務消費或是明年消費的亮點，當前我國消費結構正處于向服務消費主導轉型的關鍵時期，在“十五五”規劃提升“消費率”、帶薪錯峰休假、增強消費品供需適配性等政策方向的指引下，明年可能會有提振服務消費具體部署落地。

反內卷的治理效果將持續顯現，PPI和CPI或實現溫和修復。明年“反內卷”治理的影響或將持續顯現，尤其是新興產業“反內卷”進展加快，對于核心領域的價格仍有支撐，但反內卷不可避免對投資端形成壓制，長周期角度看，制造業投資下行未必是壞事，投資下行意味著供給出清，是企業庫存去化、化解產能過剩的必經之路。結合大宗商品以及反內卷相關行業價格走勢，我們預計明年上半年PPI仍將保持較在-1.8%左右的水平，下半年隨著翹尾因素的減弱，PPI將會進一步回升至-1%-0.5%左右的水平，CPI大約實現0.5%左右的增長。

四、實現2026年經濟發展目標的政策建議

結合中央經濟工作會對宏觀政策的定調，“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2026年我國宏觀政策仍要保持定力，財政和貨幣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有效引導市場預期。

其一，財政政策方面，考慮到在需求不足的經濟背景下，財政政策的效果大于貨幣政策，且起效較快，有必要發揮承托作用，且“十五五”開局之年重大項目落地所需的資金需求更大，2026年需進一步加大財政力度。建議2026年赤字率保持在4%以上水平，廣義財政支出規模或達15萬億左右，較去年增加超1萬億。具體來看，促內需依然是明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別國債規模可與去年持平、繼續發行1.8萬億，加力支持“兩重”“兩新”工作；此外，新增專項債額度可小幅上升0.7萬億至5.1萬億，彌補去年減少的用于基建項目的額度，并繼續支持化債、“清欠”等，滿足用途進一步拓寬的需求，若再考慮用于置換存量隱性債務的2萬億置換額度，2026年新增政府債務總規模可上升至14.8-15.5萬億，進一步發揮財政政策穩增長、擴內需、惠民生的重要作用。財政支出結構上，要以“十五五”規劃新階段為契機，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支出效率，伴隨投資結構由“投資于物”為主轉向“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并重，我國財政支出結構也要逐漸從建設型財政向民生型財政轉型。一方面政府投資需保持必要的支出強度與節奏，要壓縮“政策出臺-資金下達-項目開工”時滯，發揮政府投資“壓艙石”作用；另一方面，建議創新資金運用方式，用好政府投資基金、引導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加強財政貨幣協同的同時，撬動民間與社會資本。

貨幣政策方面，延續適度寬松，維持低利率環境，做好流動性管理。202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整體延續寬松的政策基調。截止目前，央行對中央經濟工作會的部署已陸續落實，包括下調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利率0.25個百分點，優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額度和使用范圍，引導金融機構加力支持擴大內需、科技創新、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2026年仍有進一步降準降息的必要，一是考慮到價格制約下，以金融機構貸權平均利率-GDP平減指數衡量的實際利率4.2%仍然偏高；二是從上市公司盈利角度看，目前上市公司的資產回報率（2.1%）仍然無法覆蓋其面臨的實際利率，可能對企業的投資意愿形成制約；三是維持低利率的宏觀環境也有利于我國債務可持續性發展。建議2026年年內安排1次降息、1-2次降準，同時靈活開展如國債買賣、買斷式逆回購、質押式逆回購、MLF等維持流動性充裕。專項再貸款等結構性工具需進一步擴圍加力，繼續加大對消費、科技、綠色、養老等重點領域支持力度，與財政政策形成合力，符合貨幣財政協同配合的要求。

其二，要全方位擴大內需，“真金白銀”增強居民和企業的獲得感。提振消費在擴大內需中應占據主要地位，簡而言之，就是需要讓居民“有錢花”、“敢花”、“愿意花”。讓居民“有錢花”，首要在于持續發展經濟。通過“做大蛋糕”創造更多財富與就業。同時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并通過個稅優化等政策釋放消費潛力。讓居民“敢花”，重點在于解決居民的后顧之憂。建議完善社保體系，取消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戶籍限制，推進醫保、失業、工傷保險省級統籌，縮小待遇差距。此外，應擴大服務業開放，健全消費糾紛解決機制，推動行業標準化，增強消費信心。讓居民“愿意花”，需要從增加居民閑暇時間入手。當前中國城鎮工作時長偏高，而發達國家普遍較低，考慮推動職工法定休假應休盡休，搭配推行中小學春假制度，通過釋放閑暇時間來發揮假日經濟對消費的拉動作用。此外，當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總體上已經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要推動從“有供給”向“優供給”轉型，滿足多樣化需求的同時發揮供給創造需求的作用。中長期通過推動以人為本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釋放“新市民”需求。

其三，房地產的發展要平衡好地方發展、土地供給與房地產市場的關系，同時從供需兩端入手，解決供需結構錯配問題。從短期供求關系看，一線和新一線城市有望完成“止跌回穩”目標，但大部分城市仍將面臨房價下跌壓力，復蘇分化是一個新常態，建議后續政策從房地產供需兩端協同入手。在需求端，順應當前家庭小型化、多樣化趨勢以及居民對“好房子”的改善性訴求，除全面取消購房限制性政策外，應重點聚焦新市民安家、年輕群體獨立居住等尚未得到充分滿足的現實需求，通過政策引導釋放多樣化購房動力。在供給端，完善“商品房+保障房”的雙軌體系，重點在于優化保障房供給與土地資源配置。一方面，落實全國住房城鄉建設工作會議“推進收購存量商品房、優化和精準實施保障性住房供應”的部署，側重優化增量、盤活存量，調整保障房供給的規模、方式與結構；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方發展、土地供給與房地產市場的關系，建議完善“人房地錢”掛鉤政策，遵循合理化、市場化原則，優化土地資源配置，科學合理把握土地供應節奏、結構。

其四，構建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債務管理長效機制，優化債務結構、提升債務使用效率。首先要建立完善政府資產負債表，構建“資產-債務”可持續管理機制。資產端“應入盡入”，把依托行政權力、政府信用、國有資源資產獲取的收入全部納入政府預算管理，解決資產“底數不清”頑疾；負債端“全口徑”覆蓋，除顯性債務外，將隱性債務、國企債務等均納入管理，并梳理政府中長期支出責任、拖欠工程款等“或有負債”，明確各類債務期限、利率、償還方式。同時完善資產與債務相匹配的可持續管理機制，如探索構建符合實際情況的“資產負債率”分檔標準及硬約束，定期分析資產與負債的期限結構、收益與成本的匹配情況等，增強政府債務治理能力。在此基礎上，結合流動性壓力做好化債資源配置與節奏安排，分類解決債務中的“冰山問題”。對于純粹提供公共產品產生的債務，以長期國債的形式置換，并通過制度設計防止地方政府道德風險；對于其他原因產生的債務，需在壓實地方政府化債主體責任的前提下，尋求建立央地間風險共擔機制，加強財政、金融等資源統籌，優化調整化債政策力度和節奏。財政化債仍是首選，需優化置換類地方債發行節奏、提升資金使用效率；進一步發揮地方國資作用，加大“三資”盤活力度、提高資產收益率與利潤上繳比例等；在平衡好金融機構風險和地方化債關系的前提下，繼續以政策性銀行、國有大行銀行為主推進金融化債。最后，要依托國企改革推進融資平臺轉型與功能重構，提升化債與發展的內生動力。當前最主要的是要做好“退平臺”政策銜接，避免次生風險，防止出現“一退即死”及“再次平臺化”問題。要研究實施差異化政策，針對債務負擔重、財力薄弱的弱區域適當提供引導與支持，并細化過渡期監管，壓實對“退平臺”主體的風險跟蹤監測責任，建立健全金融債務接續償還機制等。

其五，中長期則通過持續改革釋放制度紅利，重點聚焦經濟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和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包括扎實落實《民營經濟促進法》、推進零基預算改革、完善地方稅等改革舉措，進一步強化內需驅動戰略，釋放發展潛力。尤其是要重塑激勵約束機制，釋放微觀主體活力。早在2024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通稿中就提到“切實為基層松綁減負，讓想干事、會干事的干部能干事、干成事”，“十五五”建議稿再度提及“嚴管厚愛結合、激勵約束并重”，核心是通過優化正向激勵、完善統計，財稅、考核制度等具體措施，解決“政府應該如何積極作為”的問題。建議重點優化地方的考核統計制度，加快推動財稅體制改革，優化企業營商環境，為微觀主體“減負松綁”。

其六，對外要積極擴大朋友圈，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同時，推動產品走出去和企業走出去并重，以應對國際環境的復雜變化。

總體來講，2026年是重壓前行、在變局中開新局的一年，隨著宏觀政策協同配合積極發力，重大項目、治理與改革舉措相繼落地，2026年經濟實現“量穩質增”仍值得期待。

論壇第二單元，結合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報告，各位專家圍繞“穩中求進、尋找新均衡的中國經濟”展開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毛振華指出，決策部門已對當前經濟“供強需弱”的現狀達成共識，要把提升國內消費需求作為“十五五”開局之年的政策重中之重。當前出口部門展現出極強韌性，已從應急性的“搶出口”轉變為常態化的競爭力體現，出口仍是支撐2025年總需求的核心因素。針對國內供需失衡，單純依靠國內市場無法消化現有產能，必須堅定不移擴大開放，通過參與國際競爭保持高質量發展，并加強經濟與外交等部門的協調以穩住出口。

國內需求在投資和消費兩端均面臨瓶頸。在投資端，2025年出現了少見的負增長。一方面，大規模基建的歷史使命基本完成，后續補短板項目的邊際效益遞減；另一方面，受利潤下降和內卷影響，民間投資意愿不足，導致信貸擴張難以在投資領域得到正向響應。在消費端，居民“有錢不敢花”問題突出，核心原因在于資產價格下跌導致的財富效應縮水。特別是房地產價格下跌對中產階級沖擊巨大，導致消費意愿低迷。

針對如何擴大內需，一是相比于長期且難以逆轉的高福利社保承諾，當前更應重視一次性、應急性的刺激手段，建議發放十萬億級別的消費券以短期提振消費；二是穩房價以穩預期，穩住房價是保護中產階級財富及恢復消費信心的關鍵；三是調整稅收結構，停止對富人和高管的稅收優惠，轉而向中產階級提供稅收減免；四是堅持“供給創造需求”，通過高科技發展帶來新產品與新服務，從而激發新的消費動力。

高盛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閃輝指出，過去兩年中國經濟呈現顯著的“外需強勁、內需疲弱”特征，12月出口同比增長6.6%與房地產投資同比降幅超30%的數據印證了這一局面尚未改變。展望2026年，需將外需前景與內需預測分開審視。在外需方面，預測2026年美國經濟增速將達到2.9%，顯著高于市場共識。這主要得益于關稅邊際影響減弱、美國新法案減稅措施落地以及金融狀況向好。結合中國“AI+制造業”帶來的競爭力提升及供應鏈主導權對關稅風險的對沖，預計中國出口的強勢表現將延續至2027甚至2028年。在內需方面，預測2026年中國經濟增速為4.8%。她分析稱，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的溫差主要源于資產結構的差異：房地產價格下跌對廣泛持有房產的居民造成的財富負效應，遠大于新興產業或股市發展的正效應。針對內需恢復，建議需通過周期性政策阻斷“房價－就業－收入”的負向循環，并配合結構性政策解決“內卷”等長期問題。

當前中國正處于對美貿易份額與房地產新開工規模雙雙“回到2000年”的歷史關口。中國占美國進口比例已回落至入世前水平（低于10%），房地產新開工率也回歸至2000年左右。這一趨勢表明，中國經濟必須在非美地區尋找出口新動能，并在國內尋找替代房地產的增長新引擎，企業出海與科技創新將是未來重塑動能的可能方向。

招商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李湛指出，2025年中國經濟雖然完成了5%的增長目標，CPI與社融維持穩定，但總量達標的背后是結構分化的加速。高端制造與傳統制造、內需與外需的分化日益明顯。2026年中國經濟將延續“外強內弱”的格局，科技制造正在逐步填補房地產下行留下的缺口，但短期內難以完全替代。中美在AI發展上存在宏觀邏輯差異。美國是在通脹背景下進行AI資本開支，雖然短期拉動了GDP和投資，但也加劇了通脹壓力；而中國則是在低通脹背景下，依靠AI及高科技制造業投資來對沖房地產和基建的下行。短期來看，這種“新舊動能轉換”對中國更為有利，既平抑了通縮壓力，又受益于全球AI產業鏈共振帶來的出口需求。

對于2026年的經濟展望，有三個關鍵點：一是出口韌性持續，受益于海外AI基礎設施建設對中國優勢制造業的需求，以及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的強勁增長，外需依然是支撐經濟的重要力量。二是需警惕地方債化解帶來的投資沖擊，2026年將迎來地方融資平臺退出的高峰期，這對基建投資和地方經濟運行構成挑戰，尤其是在江蘇、浙江、山東等經濟大省。三是房地產與科技的博弈。雖然廣義科技部門占GDP比重已大幅提升，部分對沖了房地產的下滑，但由于房地產產業鏈更長，科技難以在短期內完全抵消其負面影響。此外，股市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尚不足以彌補房地產貶值造成的財富縮水，據測算，股市需上漲3%才能對沖房價下跌1%帶來的財富損失。

最后，對比日本90年代的經驗，中國當前的科技發展環境優于當年的日本。中國擁有更強大的資本市場支持和政策推動，且制造業出海與產業升級形成了良性循環，這使得中國有望避免陷入日本式的“有創新無增長”困境。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指出，剛結束的202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五個必須”，首要任務即充分挖掘經濟潛能。盡管全球經濟增長進入“慢時代”，但中國經濟通過需求預期修復、供給效率提升及制度紅利釋放，仍具備可觀的增長空間。中國經濟潛能主要體現在三個重要缺口的釋放上：一是需求缺口。據學術測算，若邊際消費傾向提升、服務消費占比達到全球基準、農村居民收入提速等政策目標實現，未來五年中國消費增長有望釋放約25萬億的額外潛力空間。二是效率缺口。2025年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已達61.4%，主力轉向服務業。伴隨第四次科技革命及AI應用場景的深度融合，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將帶來從量變到質變的增長。三是外部缺口。基于對美國及全球外需韌性的樂觀判斷，中國通過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新型全球化，將獲得更多外需貢獻。

針對如何挖掘潛能，程實提出了“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相結合的核心戰略，主張兩者要做“乘法”而非簡單的“加法”。投資于人核心在于完善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家庭部門對尾部風險的擔憂，從而減弱預防性儲蓄動機，釋放消費潛力。投資于物在于順應全球化、產業鏈及科技之變，聚焦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產業結構優化。通過建設統一大市場、整治“內卷式”競爭等改革措施釋放制度紅利，中國經濟有望進入“新質生產力主導、全要素生產率上行”的高質量發展區域。隨著宏觀與微觀政策的共同發力，挖掘潛能的成效將在2026年逐步顯現。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指出，2026年預計GDP增速仍將保持在5%左右，但宏觀經濟的核心看點在于“價格”的回歸。2026年二三季度將出現關鍵拐點，屆時名義GDP增速有望回升至實際GDP增速之上，標志著綜合物價水平（GDP平減指數）由負轉正，這將直接帶動企業盈利與居民收入的回升。在需求端，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效果顯著，2026年政策覆蓋范圍將進一步擴大至智能產品及AI眼鏡等領域，推動消費溫和復蘇；出口方面，盡管面臨全球經濟衰退預期，但得益于出口區域（如東盟占比升至17%）與產品結構（高技術產品）的雙重多元化，預計全年出口仍能維持4%—5%的增長。在供給與投資端，制造業重點在于保持比重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當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已逐步趕超美國；房地產領域的首要任務是“去庫存”，需利用保障房再貸款及專項債收儲等工具消化剩余的1億多平米庫存；基建投資方面，隨著重點省份化債進入尾聲及政策性金融工具規模的擴大，投資空間有望進一步釋放。

針對金融市場與政策走向，明明提出以下判斷：國內總量政策仍有空間，預計央行將通過降準降息降低實體融資成本。利率市場雖有波動，但整體存在下行空間，需引導長端利率回歸合理水平以支持財政與實體經濟。受益于貿易順差、資本回流及美元步入弱周期，預計2026年人民幣匯率將保持溫和升值趨勢。同時，在全球央行降息預期及美國債務信用風險背景下，黃金兼具貨幣與信用雙重屬性，仍是年度主要配置方向。美國政府債務率高達110%—120%，面臨就業惡化與通脹居高不下的政策兩難，美元指數將持續走弱，長短期利率走勢或將出現劇烈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