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產教父危險了？王石曝出境被限，王健林賣廣場，潘石屹遠走他鄉

十幾年前，房地產還是全民最熟悉的財富引擎。誰家開盤，誰又拿地，誰登上富豪榜，熱度不輸今天的頂流明星。

那時候的“地產教父”，講起話來像在給行業定規矩，媒體也習慣用傳奇，掌舵人來形容他們。

到了2026年，劇情突然換了風格。大家不再盯著他們蓋了多少樓，而是盯著三件事，王石辟謠婚變，王健林繼續賣廣場，潘石屹在紐約做新項目。

看似是三條互不相關的熱搜，其實背后連著同樣的，房地產黃金時代退潮后，那批曾站在浪尖的人，如何收場，誰能體面，誰又被拖著走。

2026年開年，最先沖上討論區的不是萬科，不是萬達，也不是SOHO中國，而是王石和田樸珺的婚姻傳聞。

網友從社交賬號里找線索。有人說田樸珺動態里同框少了，有人說兩人在公開活動里沒互動，再疊加節日各發各的內容，就被解讀成關系不對勁。

這種邏輯放在娛樂圈，幾乎每天都能復刻一遍嗎，放在王石身上，卻格外扎眼，因為他曾經是那種用商業規則說話的人。

隨后當事人直接回應。田樸珺先在評論區澄清，王石也跟著否認。到這里，事情按理說該結束了，但并沒有。

因為王石的婚姻話題從來都不是單線，它會自動牽出更長的，年齡差，公眾觀感，田樸珺的過往爭議，王石早年的離婚背景，甚至還會把王思聰拉進來。

這就造成一種很現實的效果，公司發生大事時，公眾未必能第一時間看懂財報，但家庭八卦一出現，所有人都能參與。

王石晚年最被動的一點，恰恰在這里。萬科復雜，婚姻簡單。于是輿論天然更愿意追著簡單的那條線跑。

可對王石來說，真正刺人的從來不是傳聞，而是另一件更難講清楚的事，他對萬科越來越沒有發言權。

王石的早期經歷很硬核，當過兵，讀過大學，也做過生意，靠倒騰資源賺到第一桶金后才走向創業。萬科能從一家地方企業做成行業標桿，他的性格和理念起了很大作用。

他一直強調克制，不把利潤做得太夸張，不跟不好的交易有糾纏，不靠高風險去賭規模。

這些規則當年讓萬科顯得很另類，也讓它在多輪調控里活得比別人更穩。于是王石身上長期有一種行業清流的光環。

但企業治理這件事有個很現實的反噬，如果創始人對控制權不敏感，等外部環境變壞時，想回頭就難了。

王石在事業上一直很放手，所持比例極低，后來外部資本試圖搶奪控制權那次風波，已經把問題擺在臺面上。事情雖然被化解，但從那之后，王石基本退出核心舞臺。

退出本身不稀奇，很多企業家都會交棒。真正讓人唏噓的是，萬科后來經歷的那一串震蕩，王石即使想救，也幾乎沒有抓手。

企業內部的制度變化，行業高位擴張留下的后遺癥，財務壓力的集中暴露，最后變成了一個結果，這家曾被視為樣板的公司，陷入了巨額虧損與管理動蕩。

外界最能感受到王石回不去的，是他公開表達過想和公司決策層建立溝通，但并沒有得到實質回應。換句話說，他不是沒看到問題，而是看到了也插不上手。

更微妙的是，王石的個人生活又把他推回公眾視野。田樸珺的身份從演員到公眾人物，再到王石的妻子，這段關系從一開始就伴隨強烈的討論度。

后來他們有了孩子，王石也會分享帶娃時刻。那種反差感很強，一位曾經在行業會議上定規則的硬漢，現在更像一個被貼紙糊臉、陪女兒玩耍的老人。

溫情是真溫情，但它也很容易被外界解讀為只能靠家庭找存在感。

還有一個更扎心的細節，王石曾提到自己出國要走流程。這句話殺傷力很大，因為它讓人意識到，過去那種隨時飛國際會議、隨時登臺演講的自由狀態，已經不屬于他。

如果說王石的困境是失去掌控感，那王健林的困境就更直觀，幾乎不需要解釋，那就是賣資產。

萬達這些年不斷出售萬達廣場，出售金融相關資產，外界看得見，也算得清。很多人把這種行為簡單理解為敗退，但換個角度看，它更像一場持續的止血行動。

房地產不再是高增長機器，債務和現金流就變成頭號敵人。賣是為了讓系統繼續運轉下去。

只是王健林的事還有第二層壓力，來自兒子王思聰。王思聰在公眾層面太有辨識度了。他不是那種低調繼承人，而是靠個人風格刷出存在感的人。

早年他在娛樂圈的點評，在電競圈的布局，以及頻繁占據話題的感情生活，讓他成了自帶流量的符號。王健林當年給錢讓他創業，在當時也很符合富二代試水的常見劇本。

問題在于，流量不等于經營能力。王思聰的公司后來出現經營危機，相關的東西甚至被推上法拍，評估值還出現負數這種極端情況。

對普通人來說，負數評估聽起來很抽象，但它傳遞的信號很清晰，公司不光不值錢，還可能背著包袱。

這對王健林而言，殺傷力不是面子問題，而是家族風險疊加。父親這邊正在給集團止血，兒子那邊又不斷冒泡。老的在還債，小的在添堵。

更現實的是父子性格差異。王健林是保家衛國出身，做事講秩序，講執行，王思聰的風格更隨性，賭性也更強。

在上升期，這種差異還能被理解為代際不同，在壓力期，就容易變成沖突。

外界也傳出過王健林介入兒子決策的說法，是否屬實很難驗證，但邏輯上并不難理解：當家族資產在收縮時，容錯率一定會下降。

王健林最典型的變化，是從擴張者變成守門人。以前他談的是規模和版圖，現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把風險拆掉，把窟窿堵上，把時間買回來。

把鏡頭切到潘石屹，會有一種畫風突變的感覺。國內兩位同行在輿論和資產里打轉，他和張欣則長期常住海外，新聞里更多出現的詞是紐約，重建，豪宅，家族辦公室。

外界對他們的評價兩極分化，有人說他們抽身快，也有人說他們撤得早。但不管怎么評價，有一點相對明確，他們在戰略上很早就做了換賽道的動作。

潘石屹和張欣的發家，靠的是對周期的敏感。他們早年在海南經歷過泡沫，也見過市場如何瞬間翻臉。

所以后來在北京做商業地產時，他們更擅長抓時機，做包裝，做運營，而不是把身家押在長期的住宅高周轉上。

再往后，他們在國內逐步出售資產，回籠資金，這些操作在當時就引發過大量討論。很多人當時只看見賣，沒看見搬。

直到他們在紐約配置資產，設立家族辦公室，子女進入海外體系，大家才意識到這不是一時興起，而是一整套路徑，資產國際化，生活國際化，傳承機制化。

2026年的消息顯示，他們仍在紐約籌劃新的地產項目，思路也很一致，把商業和住宅結合，通過改造重建獲取收益。

這并不神秘，本質上還是他們熟悉的打法，只是場景從北京換成了紐約。

張欣的跨界也很有代表性。她不只停留在地產投資人身份，還往影視制作、文化產業延伸。有人覺得這是玩票。

但從家族資產配置角度看，這種跨界反而能降低單一行業波動帶來的風險。尤其在地產下行周期里，分散化比死扛更能保住家底。

潘石屹這條路之所以顯得安穩，一個關鍵在于家庭內部高度一致，夫妻共同決策，傳承提前安排。

所以對于三位大佬來說，這不是誰更聰明的問題，而是誰在關鍵節點做了不同的選擇。地產黃金時代給了他們同樣的舞臺，退潮之后，才看見各自的退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