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5年，特赦令下來了，眼瞅著那個動蕩的年代就要翻篇，天都要亮了。
可偏偏就在這黎明前最黑暗的節骨眼上，曾任山城公安局要職的袁農，卻選擇在隔離室里用一根繩子把自己掛了上去。
很多人說他是絕望了，是受不了那幫年輕人的批斗，是為了“士可殺不可辱”的清白。
但這事兒怎么琢磨怎么不對勁。
大家伙兒翻翻舊賬看看，他在渣滓洞里可是號稱“鐵骨錚錚”的硬漢啊。
一個能在國民黨特務頭子徐遠舉的酷刑下“死里逃生”的高級特工，怎么可能在和平年代被幾句口號逼死？
除非，恐懼的根源根本不是當下的屈辱，而是那個捂了二十多年的致命秘密，馬上就要被人揭開了。
咱們把時間倒回到那個讓人窒息的晚上。
袁農提著個沉甸甸的皮包，醉醺醺地走在山城大街上。
作為一個在刀尖上滾了半輩子的老地下黨，按理說睡覺都得睜只眼，可那天晚上他不但把自己灌得爛醉如泥，還要去私會那個一直有重大特務嫌疑的韓冰。
這哪是犯錯誤？
這簡直就是“送貨上門”。
韓冰是誰？
那是“風箏”鄭耀先的一生之敵，是藏得最深的“影子”嫌疑人。
袁農心里能沒數嗎？
可就在這次荒唐的醉酒后，絕密情報泄露了，韓冰的嫌疑反倒因為他這個看似無心的舉動洗得干干凈凈。
事后面對組織審查，袁農不但沒反省，反而干了件更瘋的事：在韓冰被隔離審查期間，死活要打報告跟她結婚。
一個原則性極強的老干部，為什么要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娶一個長相普通、身份存疑的女人？
這哪里是愛情，這分明就是一場精心設計的互相掩護。
再看看那個更早之前的詭異下午。
醫院病房里躺著“影子”嫌疑人江萬朝，警方圍得像鐵桶一樣，連只蒼蠅都飛不進去。
這時候袁農去了，打著老戰友的旗號念了幾句詩。
緊接著，讓人后背發涼的一幕發生了：江萬朝聽完詩，就像收到了催命符，立馬服毒自盡。
毒藥哪來的？
一個被嚴密監控的嫌疑人，渾身上下連襪子縫都被搜過八百遍，怎么可能私藏劇毒？
唯一的解釋就是剛帶進去的。
在這個封閉空間里，能把死神遞到江萬朝手里的，只有那個正在念詩的人。
江萬朝一死，真正的線索徹底斷了，而袁農又一次在痛哭流涕中演成了“不知情”的受害者。
他以為自己演得天衣無縫，卻不知道這恰恰暴露了最大的馬腳。
所有的疑點，最后都卡在一個死結上：1948年，袁農到底是怎么活著走出渣滓洞的？
這在史料里簡直是個無解的局。
翻開沈醉和徐遠舉的回憶錄，1948年的重慶那就是人間煉獄。
國民黨二處處長徐遠舉為了鎮壓革命，殺紅了眼。
他在《自供狀》里承認，自己就是“屠殺人民的急先鋒”。
徐遠舉的手法有多狠？
他派特務打入地下黨，第一張骨牌一倒，抓了任達哉。
二處的特務根本不廢話，老虎凳、水葫蘆、竹簽子輪番上。
僅僅兩天一夜，任達哉就崩了，叛變了。
緊接著就是多米諾骨牌式的崩塌。
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被捕，沈醉在書里都瞧不起他：“這個市委書記竟也是個軟骨頭，稍受威脅立即叛變。”
劉國定這一跪，大半個重慶地下黨被連根拔起。
市委副書記冉益智一看上級都叛了，也沒撐住，跟著當了叛徒。
在《風箏》里，袁農的職務跟劉國定差不多，甚至更高，因為他能直接聯系延安。
試問，在市委書記、副書記這種級別的人物都熬不過酷刑變節的情況下，袁農憑什么能獨善其身？
徐遠舉后來在戰犯管理所交代得明明白白：“殺一個是死罪，殺一百個也一樣，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
在他的屠刀下，高級別干部只有兩條路：要么變節，要么死。
根本沒有任何中間選項。
袁農后來跟韓冰講他怎么脫險的時候，那細節全是漏洞。
那些所謂的“機智周旋”，在徐遠舉殘酷的行刑記錄面前，聽著像笑話一樣蒼白。
更可怕的是袁農“逃出”后的安排。
按地下黨鐵律，被捕過的人必須嚴格甄別，通常都要調離核心部門，防止敵人“放長線釣大魚”。
可袁農呢？
不但回去了，還違規進了最核心的山城公安局，成了二把手。
這太符合老蔣敗退時留下的陰招了。
戴笠生前反復強調：“對付共產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叫共產黨去對付共產黨。”
毛人鳳更是把這招玩絕了：故意放一些人回去，以后再拿當年的把柄要挾，逼他們就范。
“寧可同歸于盡”，這就是給這些“隱形風箏”定的結局。
袁農回到公安局，簡直就是這個計劃的完美執行者。
他利用職務之便，發了瘋一樣地追捕“風箏”鄭耀先。
韓冰想證明周志乾是鄭耀先，是為了立功；而袁農咬死鄭耀先是“變節的風箏”，是為了滅口。
他不是為了抓特務，而是怕真正的“風箏”看穿他這個假英雄。
鄭耀先在軍統潛伏十八年，受盡猜忌，斷了腿、沒了老婆，受盡委屈都要活著，因為心里有火，信仰沒滅。
而袁農，在特赦的那一刻，在歷史即將給他一個交代的時候，卻選擇了自殺。
這哪里是什么“士可殺不可辱”，這是徹頭徹尾的恐懼。
他怕的不是紅衛兵的皮帶，而是怕面對那些從戰犯管理所釋放出來的軍統老特務。
如果徐遠舉、沈醉這些人站到他對面，指認當年渣滓洞里的真相，他精心編織了幾十年的英雄面具瞬間就得碎成渣。
他更怕那個“利用叛徒對付共產黨”的陰謀最終敗露。
那一根上吊的繩索，不僅僅是為了勒斷自己的脖子，更是為了勒斷那段不堪回首的骯臟歷史。
徐遠舉在《自供狀》里寫的每一個字，都是對袁農“清白”的無聲控訴。
當年的山城地下黨幾乎全軍覆沒，血流成河，只有他袁農，踩著戰友的尸骨，毫發無傷地走了出來，甚至還爬上高位繼續找替罪羊。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
鄭耀先做到了，他活成了隱形人，活成了瘸子，但他站得比誰都直。
而袁農，直到死，都沒敢在這個世界上留下哪怕一句真話。
他的死，不是悲劇，是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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