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瓦匠收瘋妻穿旗袍讀英文，48歲餓死才知兄長沈從文

民國年間，湘西一個泥瓦匠撿回家一個精神恍惚的瘋女人，成了他的妻子。

一個曾被寄予厚望、被全家寵愛的民國少女，怎么會淪為乞婦般的命運？

九妹生得好看，白皙細嫩的小臉蛋，性子乖巧卻又帶著幾分頑皮，最擅長的便是討長輩歡心。

他當時已是《晨報》《大公報》副刊上的常客，雖還稱不上聲名顯赫，卻也靠筆桿子掙得一家溫飽。

他知道自己這輩子再努力，也追不上那些出身優渥、受教育系統的人，可妹妹不一樣。

她年輕，聰慧，若能早點接受系統訓練，再加上自己的提攜，未嘗不能闖出一番天地。

于是，在哥哥的安排下，九妹成了吳淞中公學校的旁聽生。

可現實畢竟是現實，九妹雖聰明，卻不是能沉下心來做學問的性子。

反倒是那些描寫戀愛離愁的小說，她能一口氣看完三四本，還能背出女主角說的臺詞。

可九妹只是淡淡一笑：“可我并不怕依附哥哥。”

他的期望太重了，壓得她喘不過氣來，但他始終沒有放棄，他不斷為九妹創造各種“機會”，介紹朋友、引薦社交圈。

她不懂他們的典故，也插不上他們的話題。幾杯茶下肚，她只是低頭擺弄旗袍的紐扣，或者機械地露出一個微笑。

她回到家時，常常將自己關在房間，點一盞昏黃的煤油燈，沉溺在那些書里虛構的浪漫世界。

他愿為妹妹掏空自己的一切，卻終究換不來她真正的振翅高飛，九妹，終究不是林徽因，也不可能成為林徽因。

她只是那個生在湘西、長在溫室里的小女孩，曾在哥哥的夢想中短暫發光，卻最終淹沒在現實的暮色中。

那年春天，九妹在沈家的客廳第一次見到了劉祖春，他剛從湘西北部的山村趕來，臉頰上還殘留著長途跋涉的風塵氣息。

他身形瘦高，皮膚黝黑，帶著一種典型的鄉村青年特有的樸實與倔強。

九妹正巧從書房出來，劉祖春站在門邊，一時不知該向誰開口，她抬頭看他，那人臉上露出羞澀的微笑。

九妹沒說話，只是點點頭，算是回應，自那以后，劉祖春每逢周末都會來沈家拜訪。

那時的九妹已過二十，她心思敏感，卻從未真正愛過人，而劉祖春的出現，恰如一枚石子，輕輕投進了她平靜的心湖。

他常常與她并肩坐在院子里的小藤椅上，說些關于《紅樓夢》的見解，說起魯迅、郁達夫、說起他對“民族的命運”的看法。

九妹不完全理解，卻聽得津津有味，她喜歡他的聲音，喜歡他在陽光下專注傾訴的神情。

劉祖春從不曾向她表白，但他也從未拒絕她的靠近，他替她挑書，幫她解答外語難題，有時還會冒雨送來一只她說喜歡的毛絨玩偶。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戰火迅速吞噬了北平原本安逸的學術氣息。

那天清晨，劉祖春匆匆來訪，他沒有坐下，只是問張兆和：“嫂子，可否借我二十元路費？我要走了。”

張兆和一愣，九妹聞聲趕出，臉色驟變：“去哪？”

劉祖春沒有看她，只是低聲說：“延安。”

張兆和遞上錢，他接過后連句告別都沒有說，就轉身離去，九妹怔在原地，一動不動。

她想追上去，話已至喉嚨卻卡住了，那天晚上她整整坐了一夜，直到天色發亮。

從那以后，九妹仿佛變了一個人，她不再梳頭，不再讀書，飯菜也只是敷衍幾口便放下。

可當他某天在清晨醒來，發現九妹不知何時跑到街上，將家中僅有的幾罐白面分給了幾個叫花子，還一邊念佛一邊笑著說“來世做福人”，他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

可沒過多久，日軍轟炸昆明，九妹在轟炸中受驚，又在隨后的洗劫意外中受到刺激。

從那以后，她的精神越來越恍惚，語言已經徹底混亂，無法與人正常交流。

回到湘西的九妹，起初還算安靜，可終日被鎖在閣樓里的日子，很快讓她的神智愈加破碎。

她不愿穿布衣，一定要穿那件舊旗袍；她對鏡梳妝，對著空氣輕聲說話。

有一次，趁人不備，她推開窗戶想逃走，結果從樓上跌下，摔斷了腿，整整躺了半年。

幾個月后，泥瓦匠莫士進去沈家修屋頂，揭開瓦片時，竟在偏屋上看到一個披頭散發的女人，正盤腿坐在屋脊上，嘴里念念有詞。

她見到他，眼神瞬間亮了，她主動與他攀談，和他聊起北平的那些事。

工期結束那天，莫士進收拾好工具要離開，她忽然從窗戶跳下，跟著他走了。

莫士進愣住了，但最終還是帶她回了家，沒人知道他為何這樣做，也許是出于憐憫。

總之，從那日起，這個瘋女人成了他的妻，他家就在烏宿河畔的一條破船上，四處漏風。

1947年，九妹生下了一個男嬰，莫士進給他取名“莫自來”，孩子的到來讓九妹短暫恢復了一些平靜。

1959年，湘西大旱，糧食歉收，餓殍遍地，烏宿的村民每天靠野菜、樹皮充饑。

莫家破船上已無米下鍋，九妹開始浮腫，步伐蹣跚，終于有一天，她倒下了。

莫士進用背簍背著她的遺體，穿過村口，穿過田埂，把她葬在酉水邊的沙洲上，那年，她四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