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萬難民滯留中國，爭相申請中國國籍

1935年，如果你在上海法租界溜達，可能會撞見挺魔幻的一幕。

有些金發碧眼、滿嘴俄語的小孩，背著書包大搖大擺進了華人的學堂。

轉個彎進到石庫門弄堂里，那股味兒更不對了——蜂窩煤爐子上咕嘟咕嘟燉著的，不是紅燒肉，而是紅得發亮的俄式羅宋湯。

這場景乍一看挺融洽，可要是掀開簾子往里看，卻是個極為尷尬的死結。

這些娃雖然在黃浦江邊出生，一口上海閑話講得比本地人都溜，可翻開戶籍本，那是兩頭不靠。

既不是“中國”，也沒法填“蘇聯”，只有冷冰冰的三個字：無國籍。

說白了，這大概是上海灘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成分最奇特的一群“黑戶”。

人最多的時候，這座城市里擠進了兩萬多這樣的面孔。

他們揉面團、縫衣服、甚至給人當看場子的保鏢——老上海嘴里的“羅宋阿大”，指的就是這幫人。

你要以為這僅僅是一次搬家移民，那就想簡單了。

這是一場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生存賭局”，持續了整整三十年。

這幫被大時代甩下車的人，拿出了自己的尊嚴、力氣和看家本領，只為了跟這座城市換個活命的機會。

這筆舊賬，得倒回到1922年那個凍死人的冬天。

那年12月，吳淞口外頭的浪頭拍得山響。

地平線上冷不丁冒出一大片黑影——三十多艘軍艦，氣勢洶洶，奔著港口就沖過來了。

這架勢，絕對不是來串門的。

艦隊的一把手叫奧斯卡·斯塔爾克。

他站在指揮臺上往下看，甲板上哪有什么列隊的精兵，全是密密麻麻的難民——有帝俄時期的軍官、沒落的貴族老爺、哥薩克騎兵，還有拖家帶口的婦孺。

前前后后，大約四千號人。

這幫人真是被逼到了懸崖邊上。

后面有追兵咬著不放，腳下是大海波濤洶涌。

這一路，他們硬是跨過了西伯利亞的雪原，穿透朝鮮半島，在海參崴喘了口氣，最后把所有的籌碼都梭哈在了上海。

這時候，租界的大佬和中國政府都頭大如斗，面臨著一道無解的選擇題。

留，還是趕？

當時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工部局，腦子里的念頭出奇的一致：堅決不收。

理由硬邦邦的：這幫人成分太雜，手里有槍，又是政治上的燙手山芋。

報紙上天大喊著“防間諜”“防紅色滲透”。

對租界而言，這就好比在大門口放了個火藥桶，隨時能炸。

照理說，把船轟走是最不粘鍋的辦法。

可斯塔爾克心里也跟明鏡似的，他手里早就沒牌了。

鍋爐里的煤渣都掃干凈了，吃的也沒了，最要命的是，船艙里瘟疫開始冒頭。

要是上不了岸，這四千條人命就得交代在水里。

就在這節骨眼上，事情起了個微妙的變化。

原本是個“治安大麻煩”，搖身一變，成了“衛生大災難”。

你想啊，幾十艘裝滿病號的船就在吳淞口晃蕩，萬一瘟疫飄過來，或者難民急眼了沖卡，那后果無論是租界還是華界都兜不住。

中國方面沒轍，只能硬著頭皮出面。

最后的拍板是：兩瓶毒藥里選一瓶不那么毒的。

為了不讓局勢炸鍋，當局咬咬牙，給了個“臨時準許”的條子，讓難民靠岸緩口氣。

千萬盯準這四個字：“臨時準許”。

當局的小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施舍點粥飯，把病治治，等你們緩過神來，趕緊哪兒涼快哪兒呆著去。

誰知道，這幫白俄心里根本不是這么想的。

上岸容易，想讓他們挪窩？

門兒都沒有。

往后兩年，又是東北，又是天津，零零散散又有近兩萬人涌進上海。

因為對那會兒的白俄來說，回老家是死路一條，去別的國家又拿不到簽證，只有上海這個亂糟糟的“冒險家樂園”，雖然亂點，但好歹能讓人喘口活氣。

既然鐵了心要賴著不走，那接下來的日子就得面對現實：拿什么填飽肚子？

這幫人以前是啥身價？

那是貴族、是將校、是闊太太。

現在呢？

要飯的。

以前手里握的是指揮刀、水晶杯，現在為了這就口飯，啥臟活累活都得干。

這種從云端跌進泥里的滋味，那是相當不好受。

但在肚子咕咕叫的時候，面子連鞋墊都不如。

于是，上海灘街頭多了些稀奇景兒：那個拉黃包車的以前可能是個團長，面包房里灰頭土臉揉面的搞不好是個伯爵，舞廳里陪笑臉的也許曾是哪家的千金小姐。

提籃橋那一塊，眨眼間冒出一堆俄式館子和裁縫鋪。

“羅宋湯”“炸豬排”“俄大列巴”，這些后來上海人習以為常的吃食，就是打那時候扎下的根。

但這僅僅是餓不死，離“站穩腳跟”還差十萬八千里。

在那個人吃人的上海灘，光靠賣面包是不靈的。

他們很快琢磨過來，自己手里還剩下一張王牌——能打。

1934年，法租界多了個叫“俄國義勇隊”的牌子。

表面看是個保安團，實際上是白俄群體給租界當局遞的“投名狀”。

你們不是怕亂嗎？

我們這兒全是退伍的老兵油子，受過正規操練，聽招呼守紀律，正好幫你們巡街、防火。

租界當局一扒拉算盤，這買賣做得過。

省了大筆錢養警察，還能把這群不安定分子變成看家護院的狗。

到了1932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報告里風向全變了：“白俄群體老實、聽話、勤快，對治安沒啥壞處。”

這話翻譯過來就是：你們還有點利用價值。

靠著賣力氣和賣命，白俄總算是在上海灘擠出了一張板凳。

可還有個最要命的死結沒解開：身份。

他們在上海生兒育女、蓋房置地，甚至到了30年代，二代白俄都長成大小伙子大姑娘了。

這些孩子吃著餛飩，寫著繁體字，跟那個遙遠的俄國老家早就斷了念想。

可偏偏，他們還是沒國籍。

沒國籍是啥概念？

意味著孩子考不了大學，小年輕當不了兵，正規的大單位壓根不招你。

出門辦事、結婚開張，全憑一張“難民證”或者租界發的臨時條子。

這日子過得憋屈。

于是，一部分白俄開始琢磨“曲線救國”的招兒——找中國人結婚。

按1930年代的數據，白俄男人找中國媳婦的比例高達37%。

這數字高得嚇人。

你要說全是真愛，那有點扯，但要說沒一點現實算計，那也是瞎話。

他們太想在這個陌生的地方，給自己、給后代找個合法的落腳點了。

可惜的是，就算領了證，按當年的法律，他們頂多算“定居僑民”，那是拿不到中國國籍的。

這也怪不得中國政府心狠。

那會兒中國自己都亂成一鍋粥，國家概念還在慢慢建立，國籍法本來就是個半吊子。

再加上這幫人身份太敏感——那是沙皇的遺老遺少，是蘇聯的眼中釘。

給他們發身份證，不光是家里事，搞不好還得惹外交麻煩。

所以，這群人只能尷尬地卡在歷史的門縫里。

彼得·巴拉克申，一個在上海出生的白俄后代，后來在書里寫過這么一段話：“我們守著煤爐煮紅菜湯，在弄堂里給遠方寫信。

窗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屋里是靜悄悄的俄語。”

這話，把那種錯位的感覺說透了。

這種別扭的日子，終于在1949年前后畫上了句號。

新中國一成立，規矩立起來了：所有境內的老外必須統一登記。

這時候，擺在白俄面前的最后一道選擇題來了：走，還是留？

這一回，大伙兒基本都選了走。

有的回了蘇聯，有的轉道去了澳洲、加拿大。

也有一小撮人申請留下。

政府給了他們“外僑居留許可”，當老鄰居處著，但并沒有大面積發國籍。

回過頭看這三十年，就像是一場漫長又心酸的單相思。

白俄難民把最好的年華扔在了上海，把羅宋湯和芭蕾舞種在了上海，甚至把骨灰都埋在了上海。

他們來，是因為那個瘋狂的世道把人逼得沒處去；他們賴著不走，是因為這片土地在他們最絕望的時候，賞了一口飯吃。

至于那一紙國籍，終究是那個動蕩年代里，一個做不到的夢罷了。

信息來源：

澎湃新聞《白俄流亡者：上海的“羅宋阿大”是怎么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