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第三天他去打仗，她在門口等了整整70年

1928年除夕夜，18歲的她成了15歲少年的妻子。新婚第三天，他披著軍裝走出村口，她站在門檻上等了一輩子。

臘月二十九，贛南的客家山村，年味正濃。

爆竹聲還在山坳里回蕩，祠堂門口的紅紙沒干，池煜華就被娘舅牽進了堂屋。她穿著不太合身的新棉襖，腳下的布鞋是連夜趕出來的，針腳還帶著潮氣。

她低著頭，眼角余光卻忍不住往前掃了一眼。

對面那個新郎，比她小三歲，個頭還沒完全長開，軍裝明顯是借來的，袖子長得蓋住了手背。站得筆直，卻緊張得喉嚨一直在吞咽。

喜娘把紅綢遞到兩人手里，笑著說一句“牽穩了”。

可綢子又滑又涼，兩只手都是汗，怎么也攥不牢。

那一刻，池煜華心里閃過一個念頭：

這婚，像是替人先辦了離別。

第二天清早，新媳婦按規矩要敬茶。

她跪下時腿發抖，茶盞一晃，熱水濺在棉衣上，燙出一個指甲蓋大的濕痕。她還沒來得及說話，旁邊那少年已經把碗接過去，壓低聲音：

“沒燙著吧？我娘那件新褂子，你穿著。”

她愣了一下，點點頭。

那天晚上，兩個人并排躺在新被子里，中間隔著一點空。外頭的風吹得窗紙輕響，燭火一晃一晃。

李才蓮從懷里掏出一塊小小的銅鏡，背面歪歪扭扭刻著“蓮花”兩個字。

“我不太識字，”他說，“只會寫自己名字。要是我走遠了，你照照鏡子，就當看見我。”

池煜華剛想說話，外頭忽然炸響一串爆竹。她一驚，手一松，銅鏡掉在地上，“當”的一聲，燭影在墻上晃成兩團。

三天后，他真的走了。

初三清晨，村口老樟樹下，紅軍集合。

號角一響，整條村道都緊了。李才蓮把一件洗得發白的上衣折好，塞進她懷里：“洗好了等我，最多兩年。”

她點頭，手卻死死揪著衣角的線頭，越揪越長，像是想把人拉回來。

隊伍走遠，風卷著雪沫子撲到臉上。她抬手一抹，才發現自己滿臉是淚，已經凍成了冰。

之后的日子，被拉得很長。

白天她下地干活，夜里把那塊銅鏡擦了一遍又一遍。偶爾有人從外頭捎信回來，說：“才蓮升了排長。”

她聽完，宰了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雞，燉湯請人喝，只為了多問幾句他的近況。

第二年春天，她照著記憶里的腳碼，納了七雙布鞋。鞋底一針一線密得發硬，針斷在里頭，她就用牙咬出來，牙床上從此留下一個小黑點。

1934年，長征開始，消息斷了。

村里人勸她改嫁，說得直白：“這線斷了，收不回來了。”

她把銅鏡掛在床帳里，只回一句：“線在我手上，是風大，放遠了。”

聲音不大，卻沒人再開口。

1949年，解放軍南下，隊伍再過村口。

她搬了張板凳站著看，一張臉一張臉地找，沒看到那道熟悉的眉眼。回家后，她攤開那件舊軍裝，才發現袖子短了。

“要是活著，”她笑了笑，“早該長高了。”

1950年，土地改革。

登記人口時，她報“兩口人”。干部愣了一下：“還有一個呢？”

她答：“我男人，李才蓮。他忙，回不來。”

對方沒再問。

1980年，村里通了電。

她攢了很久的錢，買了一只昏黃的燈泡。每晚拉亮開關，對著銅鏡梳頭。頭發一天天變薄，梳子里全是掉落的歲月。

1998年，縣里來人，帶來一本泛黃的烈士名冊。

翻到那一頁，寫著：

李才蓮，1935年贛南游擊戰犧牲。

工作人員念完，等她反應。

她把銅鏡合在掌心，像合住一只小鳥，只輕輕說了一句：“名字對，人就沒找錯。”

那天夜里，她屋里的燈第一次亮了一整晚。

2000年除夕，村里人給她送餃子。

她端著碗，走到村口老樟樹下。樹心早空了，風一吹，嗚嗚作響。

她把餃子擺好，低聲說：“白菜豬肉餡。你以前能吃三十個，今天給你二十，留十個給我，我陪你。”

2003年春天，她在睡夢里走了。

整理遺物的人發現，那塊銅鏡被紅線纏了幾十圈，貼身放著，鏡面亮得能照出人影，嘴角像是微微上揚。

下葬那天，村里人按她的囑咐，把銅鏡和那件小軍裝放在一起，縫在中間。

落棺時，有人突然意識到——

這一回，他們終于把遲到了七十年的團圓，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