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除夕夜,18歲的她成了15歲少年的妻子。新婚第三天,他披著軍裝走出村口,她站在門檻上等了一輩子。
臘月二十九,贛南的客家山村,年味正濃。
爆竹聲還在山坳里回蕩,祠堂門口的紅紙沒干,池煜華就被娘舅牽進了堂屋。她穿著不太合身的新棉襖,腳下的布鞋是連夜趕出來的,針腳還帶著潮氣。
她低著頭,眼角余光卻忍不住往前掃了一眼。
對面那個新郎,比她小三歲,個頭還沒完全長開,軍裝明顯是借來的,袖子長得蓋住了手背。站得筆直,卻緊張得喉嚨一直在吞咽。
喜娘把紅綢遞到兩人手里,笑著說一句“牽穩了”。
可綢子又滑又涼,兩只手都是汗,怎么也攥不牢。
那一刻,池煜華心里閃過一個念頭:
這婚,像是替人先辦了離別。
第二天清早,新媳婦按規矩要敬茶。
她跪下時腿發抖,茶盞一晃,熱水濺在棉衣上,燙出一個指甲蓋大的濕痕。她還沒來得及說話,旁邊那少年已經把碗接過去,壓低聲音:
“沒燙著吧?我娘那件新褂子,你穿著。”
她愣了一下,點點頭。
那天晚上,兩個人并排躺在新被子里,中間隔著一點空。外頭的風吹得窗紙輕響,燭火一晃一晃。
李才蓮從懷里掏出一塊小小的銅鏡,背面歪歪扭扭刻著“蓮花”兩個字。
“我不太識字,”他說,“只會寫自己名字。要是我走遠了,你照照鏡子,就當看見我。”
池煜華剛想說話,外頭忽然炸響一串爆竹。她一驚,手一松,銅鏡掉在地上,“當”的一聲,燭影在墻上晃成兩團。
三天后,他真的走了。
初三清晨,村口老樟樹下,紅軍集合。
號角一響,整條村道都緊了。李才蓮把一件洗得發白的上衣折好,塞進她懷里:“洗好了等我,最多兩年。”
她點頭,手卻死死揪著衣角的線頭,越揪越長,像是想把人拉回來。
隊伍走遠,風卷著雪沫子撲到臉上。她抬手一抹,才發現自己滿臉是淚,已經凍成了冰。
之后的日子,被拉得很長。
白天她下地干活,夜里把那塊銅鏡擦了一遍又一遍。偶爾有人從外頭捎信回來,說:“才蓮升了排長。”
她聽完,宰了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雞,燉湯請人喝,只為了多問幾句他的近況。
第二年春天,她照著記憶里的腳碼,納了七雙布鞋。鞋底一針一線密得發硬,針斷在里頭,她就用牙咬出來,牙床上從此留下一個小黑點。
1934年,長征開始,消息斷了。
村里人勸她改嫁,說得直白:“這線斷了,收不回來了。”
她把銅鏡掛在床帳里,只回一句:“線在我手上,是風大,放遠了。”
聲音不大,卻沒人再開口。
1949年,解放軍南下,隊伍再過村口。
她搬了張板凳站著看,一張臉一張臉地找,沒看到那道熟悉的眉眼。回家后,她攤開那件舊軍裝,才發現袖子短了。
“要是活著,”她笑了笑,“早該長高了。”
1950年,土地改革。
登記人口時,她報“兩口人”。干部愣了一下:“還有一個呢?”
她答:“我男人,李才蓮。他忙,回不來。”
對方沒再問。
1980年,村里通了電。
她攢了很久的錢,買了一只昏黃的燈泡。每晚拉亮開關,對著銅鏡梳頭。頭發一天天變薄,梳子里全是掉落的歲月。
1998年,縣里來人,帶來一本泛黃的烈士名冊。
翻到那一頁,寫著:
李才蓮,1935年贛南游擊戰犧牲。
工作人員念完,等她反應。
她把銅鏡合在掌心,像合住一只小鳥,只輕輕說了一句:“名字對,人就沒找錯。”
那天夜里,她屋里的燈第一次亮了一整晚。
2000年除夕,村里人給她送餃子。
她端著碗,走到村口老樟樹下。樹心早空了,風一吹,嗚嗚作響。
她把餃子擺好,低聲說:“白菜豬肉餡。你以前能吃三十個,今天給你二十,留十個給我,我陪你。”
2003年春天,她在睡夢里走了。
整理遺物的人發現,那塊銅鏡被紅線纏了幾十圈,貼身放著,鏡面亮得能照出人影,嘴角像是微微上揚。
下葬那天,村里人按她的囑咐,把銅鏡和那件小軍裝放在一起,縫在中間。
落棺時,有人突然意識到——
這一回,他們終于把遲到了七十年的團圓,補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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