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佛教在中國的多元脈絡，漢傳佛教八大宗派之華嚴宗

華嚴宗，作為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極具理論特色的宗派，以《大方廣佛華嚴經》為根本經典而立宗，又因核心闡揚“法界緣起” 思想，被稱作 “法界宗”。三祖法藏受武則天賜號 “賢首”，因此也被叫做 “賢首宗”。該宗派的誕生并非偶然，其以《華嚴經》的譯傳為文本前提，以南北朝至隋代的華嚴學研究為思想積淀，終在唐代依托諸祖的闡發與帝王的支持正式立宗。

《華嚴經》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相傳為佛陀初轉法輪所演之法，依《大智度論》所說，結集后位列大乘經之首，被譽為“經中之王”。這部經于東晉時傳到中土，由東晉的佛馱跋陀羅首次翻譯成中文，亦稱 “晉經” 或 “舊經”，這是漢譯《華嚴經》最為古老的版本形態，也是唐代華嚴宗闡發華嚴思想的主要依托。歷經南北朝至唐代的譯傳，漢地流傳的《華嚴經》形成了三種核心版本：其一為佛馱跋陀羅于 420 年譯出的《大方廣佛華嚴經》，計有三萬六千偈，共 34 品，60 卷，即 “六十華嚴”；其二為唐代實叉難陀于 699 年奉詔譯出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共 39 品，80 卷，即 “八十華嚴”，相比 “六十華嚴” 更為詳盡完備；其三為般若法師于 798 年譯出的 40 卷本，又稱為 “貞元經”，實為唐譯《華嚴經?入法界品》的異譯。

在《華嚴經》譯成中文之后，對其的研究便陸續展開，南北朝時期成為華嚴學研究的第一個興盛階段，南北學者各有闡發，涌現出諸多著名的華嚴專家。鳩摩羅什曾與佛陀耶舍共同譯出《十地經》，為華嚴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系經典；東晉的法業曾親任佛馱跋陀羅譯出《華嚴經》的筆受，并曾撰《旨歸》兩卷見行于世，此《旨歸》可能是最早的《華嚴經》研究著作。及至隋代，華嚴學的研究重心逐漸匯聚于長安南郊的終南山至相寺，這里聚居了對《華嚴》有研究的佛教學者數十人，華嚴宗的先驅杜順、智正、智儼等，都長期活動在這里，使終南山至相寺成為華嚴宗的發祥地，為唐代華嚴宗的正式創立完成了思想與人才的雙重積淀。

終南山至相寺

華嚴宗的法脈傳承以“五祖” 為核心脈絡，從初祖杜順的先驅探索，到二祖智儼的理論雛形建構，再到三祖法藏的正式立宗，四祖澄觀的振興與融會，五祖宗密的禪教融合與闡揚，諸祖一脈相承，各有建樹，推動華嚴宗從思想研究發展為教義完善、信徒眾多、影響深遠的佛教大宗。

初祖杜順（557—640 年），法號法順，因俗姓杜，故史稱杜順和尚，雍州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其 18 歲出家，依因圣寺僧道珍，先是修習禪定，后學《華嚴》，并在終南山宣傳《華嚴》教義。杜順有很多神異事跡流傳，曾因 “感通幽顯，聲聞朝野” 而引起唐太宗注意，受到隆禮崇敬。相傳杜順著有《華嚴五教止觀》和《華嚴法界觀門》各一卷，這兩部著作成為華嚴宗理論的重要源頭。在《華嚴五教止觀》中，杜順根據佛教各種經論的不同教義，把 “止觀” 分為五類，并將《華嚴》置于大乘圓教的最高地位，這一分類思想被后來的智儼和法藏繼承，并進一步發展成了華嚴宗獨特的判教說。在《華嚴法界觀門》中，他把《華嚴經》的主要思想概括為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等三個方面，這一思想后經過智儼、法藏等的補充發展，構成了華嚴宗著名的 “四法界” 理論。也正因在判教與核心思想上的開創性貢獻，杜順被追尊為華嚴宗的第一代祖師。

二祖智儼（602—668 年），俗姓趙，天水（今屬甘肅）人，因曾住至相寺，號至相大師，又因其晚年居云華寺，故世稱 “云華尊者”。其 12 歲時隨杜順在終南山至相寺出家，遍學各種經論，曾從梵僧學習梵文，從攝論學派的法常習《攝大乘論》，后又隨至相寺的智正研習《華嚴經》，并從地論師慧光的《華嚴疏》中得到啟發，領會了《華嚴經》“別教一乘無盡緣起” 的思想，從而得以闡發 “六相”“十玄門” 等義理。華嚴思想至于智儼，教義漸趨完備，可以說是智儼奠定了華嚴宗的主要理論基礎，也因此，他被后來的華嚴宗人追尊為二祖。

三祖法藏（643 - 712）是華嚴宗實際創始人，祖籍康居。顯慶四年，他尚是一個俗服佛弟子，到長安云華寺聽智儼和尚講《華嚴經》，于是從而受業。咸亨元年，始得剃度。法藏在為武則天講十玄、六相的奧旨時，因武后不能領悟，就利用當殿前的金獅子作比喻，寫了一篇《金師子章》進呈武后，又曾經設立十面鏡子相對而立，當中放置一個燃燒的蠟炬，通過鏡子之間的互相映射以及鏡子對蠟炬的映射來顯示宇宙萬法的相互交涉重重無盡的道理，使得武后對于華嚴的法界緣起的道理大有領悟。從華嚴宗的觀門教相來說，則是首倡于法順，雛形于智儼，到了法藏才建立完備，真正開立了華嚴宗。所以，當時人稱之為“開祖”，為了 “彰顯其德”，用他的法號 “賢首” 來給此宗命名，稱賢首宗。

四祖澄觀（738 - 839），唐代高僧，生于三祖法藏寂后二十五年。十一歲從寶林寺霈禪師出家受《法華經》，十四歲得度。他曾向很多禪宗大師求教，后又拜在天臺宗湛然門下，以華嚴為骨干，吸收各家的思想成果，著《華嚴經疏》《華嚴心要法門》，融合禪宗思想，提出 “教禪一致” 主張，一方面使得華嚴思想豐滿起來，另一方面又使得從法藏一路下來的傳統多少變得有些模糊了。

五祖宗密（780 - 841），俗姓何，四川西充人，唐代著名高僧。宗密禪師出生在豪族旺門之家，自幼通曉儒學經典，少年時期對儒學產生了懷疑，感到儒學無法解決人生根本問題，因此在二十歲時轉向佛教尋求真理，開始研讀佛典。他主張 “禪教一致”“佛儒道合一”，著有《注華嚴法界觀門》《原人論》等。在他的著作《華嚴經行愿品疏鈔》等中，詳細闡述了他的思想，他將禪宗分為息妄修心宗、泯絕無寄宗和直顯心性宗，同時對應教法的密意依性說相教、密意破相顯性教和顯示真心即性教，以此來建立禪教一致的理論。在《原人論》中，宗密對儒、道以及佛教的不同教派進行了批判和分析，最終將它們歸結于華嚴一乘的教旨，突出靈知之心作為佛法的根本。

輝煌歷程：發展與變遷

華嚴宗在唐代迎來鼎盛，這與三祖法藏的努力以及統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法藏廣收弟子，頻繁講經說法，他曾為武則天講解《華嚴經》，以金獅子為喻闡釋教義，著成《金師子章》，將深奧的佛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現，令武則天大為贊賞。法藏還參與譯經，著有《華嚴經探玄記》《華嚴五教章》等諸多著作，對《華嚴經》進行深入闡釋，構建起華嚴宗完備的教義體系，使得華嚴宗在當時聲名遠揚，吸引眾多信徒。

在法藏及其弟子的推動下，華嚴宗得到朝廷認可與支持，成為頗具影響力的佛教宗派。寺廟數量不斷增加，僧眾規模日益壯大，長安的華嚴寺更是成為華嚴宗的重要祖庭，各地學僧紛紛前來求學問道，華嚴宗的思想在華夏大地廣泛傳播。四祖澄觀進一步弘揚華嚴教義，他學識淵博，著作等身，著有《華嚴經疏》《華嚴心要法門》等，其融合禪宗思想，提出“教禪一致” 的主張，進一步豐富了華嚴宗的內涵，也使華嚴宗與禪宗相互交流融合，吸引更多信眾。澄觀受到朝廷尊崇，被尊為 “清涼國師”，這也為華嚴宗的發展提供更廣闊空間。

五祖宗密延續澄觀的思想，主張“禪教一致”“佛儒道合一”，著有《注華嚴法界觀門》《原人論》等，對儒、道以及佛教各教派進行批判分析，將其歸結于華嚴一乘教旨，突出靈知之心作為佛法根本。宗密多次奉詔入內殿講授佛經，其思想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華嚴宗在唐代達到鼎盛，成為佛教界的重要力量，對中國文化和思想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然而，唐武宗會昌年間，“會昌法難” 爆發，朝廷大規模滅佛，拆毀寺廟，勒令僧尼還俗，沒收寺院財產。華嚴宗也遭受重創，經論被銷毀殆盡，寺廟大量被毀，僧眾流離失所，宗派發展陷入停滯，一蹶不振，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都依附于禪宗而生存。

到了宋初，華嚴宗迎來轉機。長水子璿以弘傳宗密之學為主，培養眾多弟子，為華嚴宗的復興奠定基礎。其弟子凈源致力于華嚴教義的研究闡揚，使華嚴教“教行中夏，聲被異域”，有振興教宗于既墜的氣象。凈源受邀住持杭州慧因寺，在此大力弘揚華嚴宗，使得慧因寺成為華嚴宗的重要道場。

北宋元祐初年，高麗王子義天仰慕華嚴宗，攜帶該宗久已散軼的疏鈔多種來華，拜凈源為師學習華嚴宗。義天在宋期間，深入研究華嚴教義，與中國僧人交流切磋。三年后，義天攜佛典及儒書 1000 卷回國，將華嚴宗傳入高麗，在高麗大力弘揚，使華嚴宗在朝鮮半島得以廣泛傳播。義天還遣使將《華嚴經》三種譯本 170 卷送予高麗寺，并捐金二千兩修建華嚴經閣，藏所獻經籍及凈源所置經籍凡六百函，把教宗中興以后的所有經典匯存一處，完成了華嚴中興的事業，高麗寺從此成了 “華嚴第一山”。

宋代之后，華嚴宗雖未恢復到唐代的鼎盛狀態，但仍有學者繼續研究和傳承華嚴教義。元代有普瑞、圓覺、本蒿、盤谷、文才、達益巴等學者對華嚴學有所闡發；明代有德清、古庭、李卓吾、道通、如妃、祖住等，清代有周克復、續法等，相繼或作章疏，或敷演《華嚴經》。他們的努力使得華嚴宗的思想得以延續和發展，對中國佛教和文化的傳承起到重要作用。

核心教義：哲學的深邃之美

華嚴宗的核心教義深邃而精妙，蘊含著對宇宙、人生的深刻洞察，其以“法界緣起” 為核心思想，構建起龐大且嚴密的哲學體系，其中 “四法界”“六相圓融”“十玄門” 等教義，更是展現出華嚴宗獨特的智慧光芒。

“法界緣起” 是華嚴宗的根本教義，認為世間和出世間的一切現象，皆由先天的法性所生起，法性即 “一心”，也稱為 “善心”“如來藏” 或 “如來藏自性清凈心”。宇宙萬物互為因果，相互依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相即相入，重重無盡。

“四法界” 理論是對華嚴宗世界觀的高度概括，從不同層次引導人們認識世界本質與現象的關系。“事法界” 指的是現象世界，一切有生有滅、千差萬別的事物現象，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統攝其中，這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感知到的豐富多彩、充滿差異的世界。“理法界” 則是無差別性的宇宙真理，是真如、佛性、法性、實相，它是事物的本質，超越了現象的紛繁復雜，是一種永恒不變的存在。“理事無礙法界” 強調實相之理由事而顯，千差萬別的事物由得理而成，理事交融，互為依緣而不為障礙。例如，水中月是事法界，而月之本質是理法界，水中月雖為虛幻之相，但卻能顯現月之理，兩者相互依存，圓融無礙。“事事無礙法界” 是指一切有分齊的事法，從一心所顯的角度來看，性質為一，能稱性通融，一多相即，大小互融，重重無盡。在這個境界里，一切事物之間的差別都被超越，相互包容、相互蘊含，就像無數面鏡子相互映照，每一面鏡子中都包含著其他鏡子的影像，無窮無盡，展現出宇宙萬物的高度和諧與統一。

“六相圓融” 則從六個方面深入剖析事物的本質與現象關系，揭示事物整體性與差別性的統一。總相是事物的全體，別相是事物的各部分；事物及其各部分由原因和條件會合而起是同相，各部分各自獨存是異相；各部分會合成此事物是成相，各部分若不和合則為壞相。以一座房屋為例，房屋整體是總相，而構成房屋的梁柱、磚瓦等是別相；梁柱、磚瓦等共同構成房屋，這是同相，它們各自具有不同的形狀、功能，這是異相；當這些部分組合在一起，形成房屋，便是成相，若它們分散開來，無法構成房屋，就是壞相。這六相看似相互對立，實則相互依存、相互圓融，離總無別，離同無異，離成無壞；總即別，別即總；同即異，異即同；成即壞，壞即成。通過對六相圓融的體悟，人們能夠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事物的本質和存在方式。

“十玄門” 是華嚴宗闡釋法界緣起深奧義理的十種玄妙法門。“同時具足相應門” 表明佛法是一個整體，雖分為眾多法門，但同時相應成一緣起，同為成佛的根據，就像交響樂中的各個樂器，雖各自發出不同的聲音，但共同演奏出和諧美妙的樂章。“因陀羅網境界門” 以帝釋天宮中懸掛的結有無數寶珠的網為喻，每顆寶珠都能映照出其他所有寶珠的影像，以此說明萬物互相包含、層層疊疊、融成一體的境界，也體現佛教各種法門之間互相映現、無窮無盡的關系。“秘密隱顯俱成門” 指出各種法門或隱或顯，都能同時成就佛果，如同日月星辰，白天太陽顯現，星辰隱匿，夜晚星辰顯現，太陽隱匿，但它們都在各自的時間里發揮著作用。“微細相容安立門” 強調一切法門都于一念中具足，即使是最微小的一念，也蘊含著整個宇宙的真理。“十世隔法異成門” 認為一念中有九世，九世又同為一念，合為十世，十世相互有別又相由成立，一切法門遍布于 “十世” 之中，打破了時間的局限，讓人們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事物的發展變化。“諸藏純雜具德門”“一多相容不同門”“諸法相即自在門”“唯心回轉善成門”“托事顯法生解門” 等法門，也分別從不同角度闡釋事物的圓融無礙、相互依存以及佛教教義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

文化交融：影響與意義

在歷史的演進中，華嚴宗與中國傳統哲學相互交融，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其“理事無礙”“事事無礙” 等核心思想，為中國哲學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對程朱理學的形成與發展，華嚴宗的影響不可小覷。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程顥、程頤等，在構建其哲學體系時，從華嚴宗的思想中汲取豐富的養分。例如，華嚴宗 “理事無礙” 的觀點，強調事物的本質（理）與現象（事）之間相互依存、圓融無礙的關系，這一思想與程朱理學中 “理一分殊” 的理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理一分殊” 認為，宇宙間只有一個最高的 “理”，而萬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 “理” 的具體體現，就如同華嚴宗所闡述的，一切事物的現象雖千差萬別，但都蘊含著共同的本質，本質與現象相互關聯，不可分割。這種思想的交融，使得程朱理學在探討宇宙本體、人性本質等問題時，有了更為深刻的思考維度。

在現代社會，華嚴宗的思想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對現代佛教哲學和生態倫理學產生重要的啟發。在佛教哲學領域，華嚴宗的“法界緣起”“四法界”“六相圓融”“十玄門” 等教義，為現代佛教研究者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幫助他們深入探討佛教的核心教義，挖掘佛教哲學在當代社會的價值。例如，“法界緣起” 思想強調宇宙萬物的相互依存和相互關聯，這與現代系統論的觀點不謀而合，促使現代佛教哲學在研究中更加注重事物的整體性和關聯性，推動佛教哲學與現代科學思想的對話與交流。

如今，隨著人們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高，華嚴宗的生態倫理思想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為推動生態文明建設貢獻智慧和力量。

編輯丨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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