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展現一些十九世紀特征，“列強”回來了

當地時間1月24日，由俄羅斯、美國、烏克蘭三國代表組成的安全問題工作組舉行首次三方會談。這也是2022年俄烏沖突升級近四年來，俄、美、烏三方首次開展直接接觸。

此時距離俄烏沖突爆發已經接近四個年頭了，這場深刻影響全球地緣格局的事件，也持續塑造著外界對俄羅斯和歐洲的認知。作為關鍵鄰國與戰略伙伴，中國社會對于俄羅斯的解讀，以及對其與西方關系的評估，也在這充滿變數的四年間經歷著一輪又一輪的發生著變化。一個核心問題日益凸顯：俄羅斯如何定位自己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的角色？其未來如何處理與中國、歐盟及美國等全球主要力量的關系，已成為預判俄羅斯未來數年戰略走向的關鍵。

在此背景下，觀察者網與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羅曼·倫金教授進行了深度訪談。透過學者視角，解析俄羅斯的戰略思維及其對國際關系的構想。訪談全文整理如下，供讀者參考。

羅曼·倫金教授與觀察者網對話

【整理/觀察者網 唐曉甫】

觀察者網：作為歐洲研究所副所長，您對歐洲有很深的研究，同時作為俄羅斯人，自然對歐洲的認知與我們不同。我們注意到，您在2025年10月參加了一個會議，會議的核心議題是歐洲“集體魏瑪化”，什么是“集體魏瑪化”？為什么你們會選擇這個主題？

羅曼·倫金：是的，我們在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內部一直有很多不同的討論。我們是一個學術機構，討論的范圍通常比較寬。我們會盡量邀請來自不同陣營、不同意識形態立場的代表參加討論。所以我們的學術會議不僅僅有專家學者，也會邀請社會活動家、政治活動家，以及來自不同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的知名公共評論員和作家。

比如，我們也會邀請來自法國、德國的作家，他們寫過關于俄羅斯政策、普京、歐洲危機的書，有些德國學者還是我們學術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同時也會在德俄、法俄相關協會中擔任領導職務。

至于那次以“魏瑪化”為主題的會議，我可以補充一點背景。去年秋天，我們邀請了來自塞爾維亞地緣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那次會議主要是為了簽署一項俄羅斯歐洲研究所與塞爾維亞歐洲研究中心的合作關系協議，也正是那位塞爾維亞學者提出了“歐洲的魏瑪化”這個概念。

魏瑪共和國出現了大規模政治經濟動蕩

為什么用“魏瑪化”這個說法？大家都知道，魏瑪共和國時期是德國乃至整個歐洲一個非常動蕩、艱難的時期。那個時期有多重危機爆發：公眾對國家制度的信任危機、合法性危機，其次是經濟危機，當然還有意識形態危機。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特征與當下歐盟的處境是相似的。

現在的歐盟在意識形態、權力結構都面臨非常復雜的挑戰，同時也面臨經濟困境。從歐洲的社會調查中可以看到，人們對歐洲機構的信任正在下降，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本國公民，而不是把自己視為“歐盟公民”。他們現在更加關注本國利益，而不是歐盟整體的利益。

第二點是歐盟自我認知危機與歐盟“目的”危機。歐盟的創建者，比如阿爾契德·加斯貝利、阿登納等人的最初設想是建立一個社會公正、經濟繁榮、面向和平未來的歐洲國家聯盟。

這一目標是基于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提出的。但現在的歐盟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偏離了這些目標，不僅未能實現經濟繁榮，甚至連“福利國家”模式本身都面臨危機。德國總理默茨已經公開表示，在當前經濟危機背景下，福利國家模式已經難以維系。另一個與“魏瑪化”概念相呼應的特征，是越來越多地借助軍事政策為其政策后果辯護并賦予正當性。

我并不認為“魏瑪化”是一個精確或完美的概念，但一些同事正在將這個概念用于概括歐盟當下所面臨的多重危機，以及歐盟經濟和政策層面的快速軍事化。

觀察者網：那在俄羅斯學界，有沒有人反對這種說法？有沒有人認為歐盟的未來仍然光明？

羅曼·倫金：目前并不存在一個關于“魏瑪化”的統一定義或統一解釋，來概括歐盟所處的這場危機。無論是“合法性喪失”“全球角色衰退”，還是“魏瑪化”，都只是諸多分析框架中的一種，不存在一個大家都認可單一概念。不過，上述一些共同特征是普遍被承認的。

觀察者網：在那次會議上，學界對“集體魏瑪化”的主要共識和分歧是什么？您個人最認同哪一條判斷？

羅曼·倫金：我主要認同三點。

第一，是歐盟機構，尤其是其作為超國家機構的合法性危機。歐盟基于超國家的意識形態與歐盟不斷推進權力集中、試圖打造一個更加集中化的歐洲政治結構形成了明顯矛盾，比如不斷擴大歐盟委員會的權力。

第二，是歐盟原有理念的瓦解。歐盟最初的理念，是一個以社會公正和和平為導向的共同體。但現在，這些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歐盟的軍事化，以及將俄羅斯塑造成“主要敵人”的敘事。這一點現在已經非常明顯。

第三，是歐盟經濟狀況的評估。我認為當前歐盟處于一種“社會模式的危機”，同時戰略自主的失敗也包括在內。戰略自主曾是歐盟在幾年前反復宣示的重要目標，但現在很清楚，這一目標難以實現，歐盟也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全球經濟行為體。

觀察者網：在幾年前，有俄羅斯研究就批評歐盟越來越像蘇聯晚期。從您的角度看，“魏瑪化”和“蘇聯化”有什么區別，這反映了歐洲怎么樣的變化趨勢？

羅曼·倫金：將歐盟描述為“走向極權”，或者說“歐盟正在成為新蘇聯”的話語，更多是一種政治話語，而不是嚴格的學術分析。這種說法在傳統主義陣營中，甚至在歐盟內部的一些右翼政黨中比較常見。最明確提出“歐盟是蘇聯2.0”的政治人物之一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歐洲愛國者”等政治集團的歐洲議會議員也會采納這種觀點。

這是一種針對歐盟的政治批評話語，他們批評歐盟日益成為維護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的障礙。這一類觀點反映了相關政治力量在歐洲議會選舉及本國大選中的立場，在西班牙、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國有較為顯著的影響力。

然而，當前的傳統主義運動已不同于15年前的“疑歐主義”。以往，疑歐派多主張直接脫離歐盟，例如英國脫歐。而今的批評聲音則更多指向歐盟委員會，“要求回歸其初始目標”，即建立一個有利于各國社會與經濟、以和平為宗旨的歐洲聯合體。而另一種批評指出，歐盟正走向一種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限制成員國主權，這也構成傳統主義力量的核心關切。

當然，從學術視角看，歐盟并非蘇聯，這對歷史學者與政治學者而言是明確的。許多指責實質是政治標簽的相互投射：歐盟委員會常將傳統主義者稱為“法西斯”“極右翼”，而后者則指責歐盟為“新蘇聯帝國”。這些更多是政治修辭，若進行客觀分析，可見兩種主要意識形態趨勢：

一是歐盟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融合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元素，它主張超越傳統身份認同、重塑個體認同；

二是傳統主義或身份政治取向，它強調維護國家主權、文化與傳統認同。這種所謂“右翼民粹主義”在歐洲的興起，本質上是對西方新自由主義議程的反應，最初由歐洲移民危機所觸發，繼而受美國“特朗普主義”的推動。

如今，這些傳統主義政黨已非建制外的邊緣力量，其代表已進入各國政府與歐洲議會，成為政治進程中的組成部分。

觀察者網：在俄烏戰爭前，俄羅斯內部有不少人希望推動歐洲和俄羅斯基于能源聯系的一體化，但是很明顯，隨著美國的干涉以及俄烏戰爭的爆發，相關嘗試已經完全中止。現在俄烏戰爭正在進入后半段，您認為接下來俄歐會如何定位彼此之間的關系呢？

羅曼·倫金：俄羅斯與歐洲的關系始終極為復雜，交織著多重歷史與現實聯系。正因如此，有必要明確一點，俄羅斯與歐洲之間并不存在徹底的“完全割裂”。然而，更準確而言，我們應聚焦于俄羅斯與歐盟的關系。因為俄羅斯本身即歐洲的一部分，白俄羅斯同樣屬于歐洲。即便在2022年之后，歐盟與俄羅斯之間也未走向完全分離。

俄羅斯在本質上仍是一個歐洲國家，但俄羅斯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歐洲國家。長期以來，俄羅斯始終與歐洲世界及歐洲國家保持著聯系，同時又始終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性的歐洲區域實體存在，與西歐乃至東歐皆存在顯著差異。

上溯至10至11世紀俄羅斯形成初期，當時俄羅斯通過拜占庭帝國與西歐相連，隨后，俄羅斯與突厥世界發生聯系，并逐漸發展出與西方各國的關系。至18世紀，俄羅斯向北方海域擴張，打開了通往波羅的海等方向的窗口。這一切塑造了俄羅斯與歐洲之間極為特殊的關系格局。

當前，我們正目睹俄羅斯與歐洲關系的又一次轉型。即便在美國與歐盟實施制裁之后，現在仍有許多歐洲公司留在俄羅斯，俄羅斯也繼續向部分歐盟國家出口天然氣和石油，雙方經濟聯系并未消失。

例如，匈牙利獲得美國豁免，得以繼續進口俄羅斯資源；斯洛伐克亦然。因此，現實情況遠為復雜，斷言俄羅斯與歐洲國家“全無關系”并不準確。事實上，俄羅斯與歐盟委員會及其官僚機構之間幾乎已無往來，但仍與部分歐洲國家保持聯系，如匈牙利、斯洛伐克。俄羅斯與意大利的關系也仍然良好，俄意商業協會在莫斯科十分活躍，意大利同仁仍參與我們的會議，他們并未像許多在意識形態壓力下受反俄政策影響的歐洲人那樣，懼怕參加俄羅斯主辦的論壇。

北溪管道被炸徹底終結了俄歐能源一體化的短期可能性，圖為英國《泰晤士報》制作的北溪事件示意圖

要恢復以往俄羅斯與歐盟之間那種全方位、高密度的合作規模，無疑將極為困難。二十年前我們與歐洲官員及同行之間那種頻繁而直接的對話都已成往事。但我認為，未來幾年內，俄羅斯與部分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將會有所回升。原因在于，越來越多的歐洲政治人物意識到，他們在烏克蘭危機中做出了許多損害自身經濟利益的決定，也越來越難以向民眾解釋為何生活成本不斷上升。這將成為未來與俄羅斯調整關系的基礎。

展望未來，俄羅斯與歐盟的關系很可能仍將維持一種有限、制度性但冷淡的狀態，而與具體歐洲國家的關系則會呈現不同層次、不同深度。例如意大利、德國以及部分東歐國家（波蘭除外）可能率先與俄羅斯重啟對話。

總體來看，歐盟始終是一個“多軌道、多方向”的體系。在過去二十年中，以這種差異化、多層次的方式與歐洲各國打交道，對我們來說反而更為適宜。相比之下，與當前對俄高度敵對的歐盟委員會建立“特殊關系”，并不現實。我認為，在未來幾年內，這種狀況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觀察者網：長期以來，中國國內有不少人希望歐洲實現戰略自主，擺脫意識形態優先的態度。您認為未來歐洲能否認識到自己路線的問題？您對中國未來的對歐戰略有什么建議呢？

羅曼·倫金：我不太適合向中國提出具體建議。這對我來說確實不容易。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社會政策、宗教和身份認同，我并不是中國問題專家。我也未必真正理解中國自身的利益、挑戰以及社會的思考方式。因此，中國應當如何處理與歐洲的關系，最終還是應由中國自己來決定。

不過，從歐洲政治的現實來看，我認為歐洲政治精英目前正陷入一種意識形態困境。但在意識形態層面，歐洲目前處于一種迷失狀態。他們不斷談論“歐洲價值觀”，但究竟什么是歐洲價值觀，對歐洲人自己來說也已經不那么清晰了。過去，歐洲價值觀意味著人權、民主，以及以社會經濟繁榮為目標的歐洲一體化。但現在，在歐盟官方文件中，“歐洲價值觀”幾乎被簡化為“支持烏克蘭”“捍衛烏克蘭的民主”。這種替換，實際上改變了歐洲價值觀的內涵。

這一變化，首先與國際關系的大背景有關。當前歐盟與中國的互動，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立場的影響。歐盟委員會在對華政策上，明顯要考慮美國的外交目標，包括在技術限制等方面配合美國。這已經成為歐盟—中國—美國之間更大博弈的一部分。

特朗普在北約峰會期間從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面前走過 視覺中國

其次，還有意識形態因素。歐洲主流領導層屬于新自由主義陣營，在意識形態上，他們對特朗普的敵意甚至超過對其他任何對象。對他們而言，特朗普是意識形態敵人，俄羅斯是軍事對手，而中國則被視為競爭者，但并非像特朗普或普京那樣的“敵人”。

從意識形態角度看，中國對歐洲自由派精英構成的挑戰，反而比特朗普政府的傳統主義議程要小。歐洲自由派精英對“主權優先”“民族利益優先”的傳統主義議程非常敏感，也對美國在性別政策等方面的回撤感到不安。而中國并不強調這些傳統主義或宗教價值觀，在意識形態上對歐洲而言反而更“舒適”。

因此，我沒有具體的政策建議。但我認為，在意識形態和經濟層面，中國與歐盟，甚至與歐洲內部的一些國家，仍然存在一定合作空間。這種合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歐洲緩解自身的經濟困境。

觀察者網：最近我們也看到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發生了調整，將矛頭對準歐洲、試圖從歐洲收縮，并表示俄羅斯不是“直接威脅”。這對于俄羅斯拓展的國際空間非常有利。未來您認為俄羅斯會做出什么戰略選擇？

羅曼·倫金：特朗普政府重新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實標志著國際關系中的一種意識形態轉向，這一轉向源于特朗普及其團隊的特定世界觀。我覺得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在學術文章和媒體報道里，尤其是在以新自由主義為主的媒體敘事中，這一點并不明顯，很多人會說特朗普根本沒有意識形態。

但我認為，特朗普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他不僅僅是支持傳統的美國生活方式，更有一種傳統主義取向，強調維護各民族、文化、宗教、國家的獨特身份。正因為如此，在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國提出要支持其他國家采取“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政策。也就是說，美國更愿意與那些堅持本國國家利益的國家打交道，因為這對美國是“劃算”的。我覺得這對理解未來戰略很有幫助。

我認為，這份戰略文本很可能也受到了傳統基金會相關“意識形態設計者”的影響，他們也為特朗普政府提供政治戰略設計。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在安全議題上寫得很完整、很系統。第二點是它對歐洲道路，以及歐盟當前政治選擇的評估。特朗普政府對此非常批判，而這種批判在某種意義上對歐洲領導人反而是“有用的”，因為文件里專門用章節談到了歐洲文化與歐洲政治的衰退，并把這種衰退與歐洲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聯系起來。

在特朗普看來，歐洲沉迷于性別政策、綠色議程的國際政治，以及把新自由主義當成唯一且普遍適用的意識形態之類的某些“瘋狂的全球議程”。

從根源上說，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核心特征就是擴張：因為它自認為是“正確的”“普世的”，所以必須推廣到每一個國家。而與之相對，特朗普強調的是回到國家身份與國家利益。

還有一點：特朗普在戰略里使用了“文明”這一概念，這與俄羅斯的意識形態話語是有重合的，因為俄羅斯總統也經常使用“文明”的說法。我認為這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表達：特朗普說我們是“美國文明”，我們要捍衛我們的文化，而不是把民主強加給世界上每一個地區。

其次，他把歐洲也稱為“歐洲文明”，并強調美國的根源也在歐洲。他說美國對歐洲文化心懷感激，但同時也指出歐洲處在危機之中，歐洲文明正處于危機。在我看來，這是非常突出的表述。

很多主流媒體總把特朗普說成只是一個做生意的人，只關心交易、錢和關稅。但這份戰略顯然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而且其中一些定義與俄羅斯強調“文明”的意識形態，以及我們之前討論的“歐洲魏瑪化”有重合。所謂歐洲的“魏瑪化”或危機，在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里被非常完整地描述了：制度危機、經濟危機、意識形態危機都包含在內。在這樣的背景下，俄羅斯以及俄羅斯的政策當然也會有所改變。

觀察者網：那么俄羅斯的整體政策導向會更偏內政，還是偏向在國際上扮演更大角色？

羅曼·倫金：我認為，在特朗普任期內俄羅斯政策會朝著與美國進行更緊密合作的方向發展。當然，我們無法預判下一次美國總統選舉會發生什么。但事實上，我們與美國的關系確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暖。比如普京和特朗普會面，這種會面本身就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對外交官、商界人士、文化界人士都是如此。它至少意味著，我們需要彼此對話，在一些領域展開合作，而且我們也確實在某些領域可以合作。

此外，我們之間還存在一種意識形態層面的合作基礎。在很多人眼里，俄羅斯被視為國家利益與主權的“象征”，而這恰恰也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里強調的東西：維護主權、維護國家利益。

同時俄羅斯也被視為捍衛傳統價值的一方，比如反對某些性別或跨性別政策、反對過度強調少數群體議題之類。在這種意義上，普京和特朗普之間的談判與對話確實有一個相對“順暢”的意識形態語境，因為他們在文明、國家利益、傳統價值這些概念上能夠彼此理解。

但與此同時，美國和俄羅斯的“傳統價值”在現實中的內涵其實并不一樣。美國選出特朗普的那部分人群，主要是盎格魯-撒克遜的新教傳統人群，他們的保守更多是基于“基督教意義上的保守”。

在俄羅斯，傳統價值更多是基于對身份的認同，而不是“圣經價值”。某種意義上，它甚至更接近中國對傳統與文明的理解，而不是那種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保守。因為俄羅斯經歷了非常復雜的蘇聯時期：蘇聯推行強制性的世俗化。因此，俄羅斯并不存在美國那種新教傳統式的價值體系。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有一個相當不錯的意識形態合作基礎。與此同時，我們也有某種“共同的對手”。因為在特朗普看來，他的意識形態對手是歐盟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和政治家，他們非常反特朗普、對特朗普非常批判。

美國右翼事實上也在策動歐洲右翼推出“讓歐洲再次偉大”的運動，實現奪權乃至“顏色革命”

當然，這些歐洲人同時也不得不在現實上遵循美國的規則，因為他們明白美國比歐盟更強大。但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確實是特朗普的對手。特朗普也會推動他們走向所謂的戰略自主，而這也是《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一個要點。

這對我們共同關系的影響，不能只用一個“三角關系”來概括，而更像是四個點：美國、俄羅斯、歐盟、中國。因為這份戰略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表述：它談到歐洲國家在貿易合作上對中國的依賴，其中一個重點國家是德國。

文件里提到，德國在中國建設化工廠，同時使用俄羅斯天然氣。這意味著特朗普認為，推動歐盟實現一定程度的戰略自主很重要。因為如果歐洲沒有戰略自主，歐洲國家就會更靠向中國。它們可能不會把產業轉移到美國，而是轉移到中國。尤其在歐洲出現去工業化的背景下，產業要么流向美國，要么有可能流向中國。

特朗普之所以點名德國，也不是偶然。德國現在有一種很特殊的外交政策話語，它強調德國要在軍事與經濟上扮演更強的角色，不再只是過去那種歐盟的“經濟機車”，而是希望利用歐盟來強化德國自身力量。

對特朗普來說，推動歐洲某種“自主”，是為了把歐洲從對中國的依賴中拉走。但現實是：歐盟的那些領導人是特朗普的意識形態對手，這使得他們反而在意識形態層面覺得中國比特朗普更“可合作”。

因為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跟特朗普談判很困難，他會在任何時候都加關稅、把關稅當成談判手段；相較之下，從意識形態角度，歐洲可能覺得與中國更容易合作，因為中國在某些意識形態議題上反而更接近歐盟主流，而不是特朗普那套傳統主義。

與此同時，俄羅斯在意識形態上與特朗普關系不錯，也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這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某些理念重合，比如強調傳統、強調本國文化；同時俄羅斯也支持一種共同歷史、共同命運的觀念，在某些表述上與中國的理念也有相通之處。所以，俄羅斯到底會如何行動、會做出怎樣的戰略選擇，并不存在一個簡單答案，也不存在唯一的路徑。

觀察者網：但是從中國的角度看，俄羅斯已經控制了烏克蘭的一部分領土，你們可以選擇更加“向內”的政策，將精力更加集中在重建方向、加大國內投資。你們也可以將資源用在更多對外的方向，在國際上扮演更大的角色，你們會怎么選？畢竟俄羅斯資源是有限的，你們總得在“向外”還是“向內”之間做一個取舍。

羅曼·倫金：不，我認為不會是那種非此即彼的取舍。我們會做的是“多個選擇”，因為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新的國際秩序、新的全球秩序之中。我們談的是政治整合、多極政治架構。

我們已經從那種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世界，轉向一個多中心，也就是“多極”的世界。多極的含義就是：我們可以做出多個選擇，而不是一個選擇；不是只把重心放在國內或只放在國外。

我們和中國一樣，體量太大，不可能只做一件事。在這種多中心的格局里，世界上有不同的力量中心、不同的文明，我們必須面對它們和它們做交易、達成安排。這就是現實。如果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適應多中心格局，那我們就必須準備好在這種多中心的環境里行動、談判、做交易。

說到烏克蘭危機，我認為它是俄羅斯與西方，尤其與歐盟長期關系演變的結果。在2000年代初，普京總統在他執政的最初幾年里就多次提到，他希望與歐盟達成協議。梅德韋杰夫總統也談過，比如取消簽證制度之類的議題。當時人們曾抱有一些希望，認為歐洲政治家，比如當時的德國總理施羅德，會找到對雙方都有利的方案。

但歐洲領導層以及美國選擇了對抗路線，他們沒有真正聽取俄羅斯的建議，也沒有看到他們在烏克蘭危機中沒有真正尊重俄羅斯的利益，也沒有考慮到我們也是一個安全行為體。

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危機并不是從2022年才開始的，而是從2014年克里米亞之后逐步升級的；戰略層面的危機在2015年變得更加尖銳。也就是說，這不是2022年的問題，而是從2014年起就不斷累積的大型烏克蘭危機，它既是烏克蘭危機，也是我們與西方關系的危機。

俄烏戰爭的悲劇源于對俄羅斯安全需求的漠視

當然，我們需要在國內發展，尤其是我們把頓巴斯的東部地區以及所謂“新領土”視為俄羅斯的一部分，那就意味著必須進行國內發展與建設。但與此同時，烏克蘭沖突以及俄羅斯在其中要實現的主要目標，也是在全球地緣政治棋局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唯一途徑之一。只有達成這些目標，我們才能在國際上擁有更大的能動性。

至于與美國的關系安排，我認為某種程度上已經開始了。我們需要談判、需要把關系重新整理。我當然希望烏克蘭能夠出現一種穩定局面，不再把烏克蘭當作一個“平臺”來擾亂俄羅斯。

我認為我們已經開始與美國重新整理關系，這是一個好信號，也是一條繼續推進談判、推動解決沖突的路徑。所以沒有那種簡單地取舍。我們只能繼續往前走。

觀察者網：不知道您有沒有一種感覺，但是我會認為，世界有進一步回歸19世紀化的趨勢，大國協調和多極格局正在重新形成。從您的角度看，這種“回到19世紀”的類比是否成立？如果說當下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列強協商體系”或“多中心世界秩序”，歐洲會在其中扮演什么樣的位置？

羅曼·倫金：這個判斷很有意思。我總體同意，我們確實能看到一種“列強協調”的影子，有點像19世紀維也納體系。也就是拿破侖戰爭之后形成的那套國際關系安排，當時主要由歐洲君主國主導，本質上是在歐洲語境下對各方利益進行協調與管理。

但要強調的是，今天的情況一定會有所不同。我們確實處在一個多中心世界之中，也可以說出現了某種新的“列強概念”，但這種“協調機制”的質量和結構是獨特的，不會簡單重復歷史。

說到歐洲在這種“列強協調”中的角色，我認為首先要注意，“歐洲”的定義在國際語境里已經變化了。過去說歐洲，就是歐洲國家與歐洲民族。但今天，歐盟只是歐洲的一部分。俄羅斯是歐洲的重要組成部分，俄羅斯本身就是歐洲文明的一部分。

我們之所以強調“歐洲”，是因為我們是歐洲研究所。我們在歐洲政治研究中并不使用“歐亞”這個概念，因為從我們的角度看，那并不是一個準確描述俄羅斯道路的概念。事實上，無論是俄羅斯普通民眾還是知識精英，都認同歐洲文化與歐洲生活方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并不是“更屬于亞洲”。白俄羅斯也是歐洲的一部分。

雖然俄羅斯與歐洲關系緊張，但是俄羅斯依舊起源于歐洲文明

還有一部分東歐國家也并不完全認同歐盟委員會的路線，這當然是一種不好的趨勢。雖然它不一定會摧毀歐盟，但會造成裂痕，可能會造成歐盟內部的分裂。這樣一來，歐盟就不太可能作為整體在世界上扮演更大地緣政治角色。

歐盟的未來可能會很難，但對某些具體歐洲國家來說仍然可能扮演更多角色。比如德國，如果它繼續在中國建設更多工廠，那德國就可能在未來以某種方式與金磚發生更深聯系。也可能會出現一些“金磚式”的新型集團，反映多中心世界的新格局。

相比之下，金磚組織它是一個超國家、超整合的合作體，形式非常獨特。很多其他組織，比如北約，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則、嚴格的義務，有秘書長，有更強的制度約束，也有更明確的意識形態；但金磚更像是基于成員平等的合作，不存在那種嚴格的意識形態要求或硬性義務。因此，這是一種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不是西方化意義上的現代化，而是一種多元的現代化路徑。

觀察者網：未來俄中以及更廣泛的“全球南方”之間，應該如何設計新的協調機制，既避免重演1914式的大災難，又能讓多極格局真正服務于各國的發展與安全？

羅曼·倫金：從您的問題里我能感覺到，您對俄羅斯的歷史進程有某種擔憂，您可能會聯想到1914年前的那種氛圍。但在俄羅斯當下的政治與社會語境中，無論是官方論述、愛國話語還是媒體與網絡空間，都并未形成那種“1914式”的緊張社會情緒。

因為第一，我們現在有一種“愛國共識”；第二，我們有一套非常全面，也非常集中的政策體系，用來支持經濟、文化、軍隊與愛國議程。這與尼古拉二世時期恰恰相反，當時社會缺乏愛國情緒，國家力量也很弱。

至于協調機制，我想我前面已經說過，在新的國際秩序、多中心世界里，會出現不同形式的合作機制。未必一定是金磚，也可能是包含俄羅斯和中國在內的新型集團。但無論如何，中俄之間持續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深化對話，也要在“全球南方”的框架下推進更廣泛的合作，因為我們的對外政策正在向全球南方傾斜。

現在國際討論里有一個重要判斷：合作軸線正在變化。過去主要是“東-西”之間的合作線，而現在越來越多出現“南-北”之間的合作線，包括南北之間的對話，以及南北運輸走廊的建設。

我們必須在這些國際項目中站在一起，而不僅僅是做中俄雙邊項目、做中俄貿易。要推動新的多中心秩序，我們還必須在全球南方議題上共同推進。我認為未來會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在當前危機結束之后，這會成為新國際秩序、多中心關系的一個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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