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 當AI遇上網絡文學——AI時代的網絡文學批評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使算法寫作、數據建模與虛擬敘事成為網絡文學創作領域的新現象。技術賦能與人文表達的關系問題引發廣泛關注。從早期對網絡文學“數字化生存”特征的描述，到當下對AI技術介入創作生態的批判性審視，學術界對網絡文藝的生存現狀和發展圖景展開積極探討。

21世紀以來，網絡文學與藝術逐漸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不少學者都在“比特”通往“AI”的賽道上一路前行，在技術革命與文學演進的交匯領地繼續探索，為我們解析AI時代的網文理論與批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其中“角色漂移”“流動自我”“與機共舞”“再建通天塔”“數據庫藝術”“與網絡共生”等概念與觀點，都可以視為網絡文藝與人工智能研究領域的“破壁新說”。

隨著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和手機等數字通信工具的廣泛使用，網絡文學、手機小說、博客書寫、電腦程序創作、賽博朋克小說、多媒體和超文本文學實驗等紛紛出現。有關“文本”與“超文本”、“寫讀者”與互動性、“超文本”的局限與陷阱等問題，在“人機共舞”的AI創作過程中，逐漸成為這一領域的前沿問題。在AI時代，隨著AI寫作工具的普及，網文創作發生了從“作者中心”到“人機協同”的新轉向。機器算法不僅能根據用戶閱讀數據生成情節脈絡，甚至能模擬不同作家的語言風格，實現“量產化創作”。一些平臺利用AI分析海量的用戶偏好，有針對性地組織創作，文章點擊率極高，這種“數據驅動創作”已成不可阻擋之勢。當故事結構、人物設定成為可計算的模型，網文生產正演變為算法邏輯與情感邏輯的博弈場。

我們應該對AI創作保持警惕。數據訓練出的“最優敘事”可能導致寫作的同質化危機。在AI的參與之下，網絡文學的創新性卻面臨著因“算法推薦”而消解的風險。對此，網絡文學批評要對“真創新”與“偽個性”保持精準的辨識能力，并增強鑒別意識。不少AI生成的作品雖符合流量邏輯，但缺失人類創作者對社會情緒的深層洞察，這樣的作品即便有“流量”，也不是好作品。在AI介入的情況下，網絡文學批評要重新定義網絡文學的“藝術價值標準”，在數據效率與人文深度之間建立新的評價維度。

AI時代的網絡文學正經歷著方法論的革新。網絡文學批評需要跨越人文與科技的鴻溝，批評者要適應當前創作模式的轉變，提升人文素養與技術能力，既能用傳統文學批評方法分析AI生成文本的情感內涵、價值取向，也能借助數據可視化工具解析文本背后的算法“偏好編碼”，還要能夠避免落入網絡文學“煽情消費”“流量至上”的陷阱。因此，網絡文學批評應是技術理性與人文精神的深度對話，最終要防止技術霸權對文學多樣性的侵蝕。

當代網絡文學研究始終蘊含著一種辯證思維。一方面，學者肯定了技術帶來的文學創作多樣化；另一方面，學者也注意到并試圖提醒人們：工具濫用可能造成人文精神的淡化。當AI成為網文創作與傳播的“基礎設施”，理論與批評必須順應時代潮流，促進技術發展與人文精神的融合，讓算法成為拓展文學邊界的工具，而非“規訓”創作的牢籠。唯有保持技術賦能與人文反思之間的平衡，網絡文學創作與批評才能在通向AI時代的旅程中有所創獲——既能賞評算法編織的敘事奇觀，還能彰顯人類獨有的情感溫度與思想鋒芒。

早在生成式AI出現之前，當代網文研究者就為我們展示了網絡時代文學的“人機協作”現狀和“數智發展”藍圖。陳定家關注網絡文學的超文本與互文性、網絡時代的語言趣味以及網絡文學產業化的柔韌性與延展力等問題，為通向AI時代的網絡文學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恩格斯說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莎士比亞贊美過，人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拉·梅特里又宣稱，“人是機器”。如何定義“人”，又如何定義人工智能時代的“機器人”，是我們要思考的終極問題。作為“自然界產物”的產物，AI賦能的“人”，既具有人的屬性，也具有機器的特性。若以“天人合一”的角度重新審視“人機協作”問題，或許能夠得到更加合理的答案。本雅明曾嘲笑某些守舊派對待新生的攝影技術的態度：“一旦面對新科技的挑釁，便深恐窮途末路已近。”（《攝影小史》）今天學術界的某些關于AI創作的言論與本雅明所說的情況何其相似。AI時代已經到來，通向AI時代的網文理論與批評應以新的姿態積極應對。我們相信，技術人文共生的“人機協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多種因素相互融合、彼此助益的動態平衡與協同發展。

作者系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