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特務頭子丁默邨被捕，一年后被判處死刑，行刑前丑態百出

1947年7月5日拂曉，蒙著霧的南京還未蘇醒，老虎橋監獄里卻響起鐵鏈與皮靴碰擊地面的聲響。獄警推門而入，冷冷一句：“丁默邨，該上路了。”燈光晃動，那名昔日意氣風發的“丁處長”腿一軟，扶墻而立，雙目發直，仿佛還不敢相信劫數已至。

在送往刑場的短短數十米里，他幾次跌坐在地，口中喃喃：“再緩一緩，或許還有辦法……”獄卒充耳不聞，拽著他向前。人們說，人在最后關頭的真相最具說服力，它往往能把過往的浮華與偽裝一并撕碎。此刻的丁默邨，身軀抖如篩糠，早已失了當年在上海“76號”拍桌怒喝的兇狠姿態。

把時間撥回到半個世紀前。1901年，湖南常德一個貧寒的裱糊匠家里誕生了這個長相清秀的男嬰。父母給他取名“默邨”，希冀他能安靜讀書，光宗耀祖。少年丁默邨也確曾爭氣，六歲進私塾，十多歲考進省立第二師范附小，學業總列前茅。同窗回憶他“讀書不輟，字寫得端正”，誰又能料到后來會橫生枝節。

1919年的“五四”巨浪傳到湘西，他跑到街頭，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這股熱血把他引向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器重，調他回常德任地方團委書記。可熱情褪色得極快，改選失利的失落像一盆冷水，讓他心生怨懟，“既然如此，不如另尋出路。”朋友勸他再等等，他卻已轉頭踏進國民黨大門。

1924年，他成了國民黨黨員。北伐軍揮師南下時，他忙前跑后，聯絡糧秣、電臺、兵站，頗得上峰好評。1928年，蔣介石授意陳果夫、陳立夫建立中統，網羅精明干將。丁默邨自恃筆頭快、手段辣，被吸納為骨干，很快與周佛海勾連，爬上軍統第三處處長的位置。郵電檢查和情報滲透，全仗他出面打理。

然而升遷并未帶來安全感。軍統內斗比前線戰場更殘酷。1938年，戴笠一紙密函告到“委員長”案頭，指稱丁某貪污軍費。蔣介石順勢撤職。失勢滋生怨念，丁默邨終究按捺不住，再度動了“改換門庭”的心思。此時的上海已淪陷，老友李士群奉日方旨意組建特務機構，有意廣攬舊識。兩封密信來回，丁默邨毅然踏上江南。

來到靜安寺路的“福開森路七十六號”公館，他與李士群、周佛海對飲清酒，篤定“日月易主”。有人聽見他吹噓：“跟日本人合作，是在扶大廈之將傾。”幾句投桃報李換來充足經費和槍械，“76號特工總部”旋即掛牌。刑訊室里鐐銬聲此起彼伏，地下黨人、市民骨干、甚至被人盯上的商紳，無一幸免。

“丁屠夫”外表依舊斯文，他自詡行事有度，實際上對待受審者手段殘酷。上海謠言四起：黃浦江夜晚多了無名浮尸；霞飛路酒樓后巷時常有血跡未干。老百姓見他座車駛來，寧肯繞行三街。面對指責，他冷笑：“蔣介石抱著美國人，我為何不能擁抱日本人？”這番話道破了他的算計—只要能升遷，立場隨時可換。

1944年底，汪精衛病逝于日本。抗戰戰局逆轉，太平洋上盟軍連戰連捷，東京自身難保。汪偽系統的官員紛紛準備退路。丁默邨嘴上罵日本“不識時務”，暗中卻給昔日上司戴笠捎信：“愿為中央效命，但求一線生機。”戴笠先是冷眼旁觀，終究念舊，將他家小范圍庇護。誰知1946年3月，戴笠墜機殞命，唯一的庇護傘就此折斷。

同年8月，南京街頭貼滿通緝令，丁默邨頭像赫然在列。9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公開審理，他被四名法警押進審判席。檢察官列出二十八項罪狀，涉及屠殺、勒索、販毒、綁架，筆筆錨定。聽到自家人群中爆發出“償命”的喊聲，他額角滲出冷汗，卻仍撐著辯稱“晚期竭力保存實力，為和平立功”。一句空洞的托詞，引得旁聽席噓聲四起。

1947年2月8日，終審裁定死刑。丁默邨提出復核，家屬四處奔走，舊交能觸達的都拜訪了，可美國、英國顧問對這位“急轉彎高手”毫無興趣；國民黨高層忙著內戰，也懶得再理一顆早已失去利用價值的棋子。此后四個月，他反復翻閱《易經》《黃極書》，還請來算命先生。一番推宮數斗后，那人搖頭：“兇多吉少。”丁默邨眼神一滯，卻不敢再問下去。

執行日終于到來。押解途中，他低聲哀求獄警：“給口烈酒壓壓驚。”獄警不耐，只回一句：“省省吧。”抵達刑場，泥地混著雨水，他鞋底打滑，跪倒在地。衣褲早被冷汗浸透，還有難聞的氣味彌散。圍觀群眾里有人啐了一口：“當年殺人多爽，現在裝什么可憐？”法警上膛，兩聲槍響劃破晨霧，這個名字自此定格在恥辱簿。

有意思的是，丁默邨生前自夸“八面玲瓏”，卻始終沒弄懂一句老話——人可以投靠權勢，卻無法躲開時代。政局更迭的速度超乎他的算計，刀口上舔血的買賣，終歸要付利息。這一年，他四十六歲。

丁默邨伏法之后，南京高等法院將判決書存檔。卷宗第一頁寫著：“以私利賣國，殘虐無辜，拒不悔改，依律處決。”字跡干脆，沒有多余修飾。人們或許記不住他背叛的拐點，卻永遠記得那座編號為“76”的幽暗宅邸以及夜色里傳出的慘叫。

歷史不聲不響地記錄下這一筆。這并非終點，那些死于刑訊的青年、沉入黃浦江的亡魂，依舊列席著未完的審判。人們走過老虎橋舊址時，青磚斑駁，鐵門生銹，但門環輕碰，似能聽見一個哆嗦的回聲：“自作孽，終難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