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12日,北京醫院住院部四層的電話忽然響起,護士快步尋到病房,把話筒遞給了陪護中的水靜。里頭是鄧穎超溫和的嗓音,短短幾句寒暄后便發出邀請:“晚上出來坐坐吧,到釣魚臺敘舊。”掛斷電話,水靜對“釣魚臺”三字連連琢磨,總覺得有點意外。
追溯前因,要從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那張體檢單講起。8月初,他被查出心臟和胃部舊疾復發,中央批準他入京治療。途經上海時,夫妻倆恰逢羅瑞卿也要返京匯報工作,三人干脆同機北上。飛機于10日上午降落首都機場,周恩來原本只打算接羅瑞卿,見到楊尚奎夫婦便順勢寒暄幾句,叮囑“好好休養,別急回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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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纏身,周恩來顧不上細談,但那份惦念落在鄧穎超心里。她隔三差五打電話到病房詢問病情,語氣平實卻事無巨細。鄧穎超與水靜的交情,可追到1938年武漢。那時新四軍駐漢辦事處里,兩人頂著汽油燈整理傷兵名冊,一干就是大半夜,情誼自此扎根。
這回一聽說楊尚奎手術后恢復不錯,鄧穎超便動了請客的念頭。可她與周恩來那陣子并未住在西花廳。自7月中旬起,國務院機關搬去釣魚臺第六號樓辦公,為迎接即將訪華的幾撥亞非領導人做準備,鄧穎超也索性隨行。西花廳同時進行屋面補葺,住進去不方便,因此宴請地點只能換。
“總理那邊會議排得滿滿,他要是回不來,你別拘束。”電話里鄧穎超的叮嚀透著歉意。水靜爽朗回答:“大姐放心,我當自己家。”短短一句,笑聲卻沖淡了病房里的消毒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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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五點,國務院警衛局派來一輛黑色伏爾加。駛出東單,一路繞過復興門閘口,穿行玉淵潭畔,車窗外垂柳搖曳。不到二十分鐘,水靜便看到釣魚臺南門的青磚灰瓦。進入六號樓客廳,她第一句話就問:“怎么想到在這兒設宴?”鄧穎超微微一笑,“釣魚臺原是皇家的釣魚池,1958年改成國賓區,廚房設備新,做菜省事,我們圖個清靜。”
短短客廳里,四把竹椅圍著一張方桌,十分儉樸。菜色也簡單:清蒸鱸魚、兩碟時蔬、半只醬鴨、再加一砂鍋雞湯。鄧穎超解釋,現在國家講求節約,自己更不好鋪張,“味道差不了就行。”水靜點頭,她了解這對夫妻的作風——簡淡卻不失體貼。
席間聊到江西局勢,也說到北京醫院先進的儀器。鄧穎超問:“醫生說還能回南方嗎?”水靜答:“估計十月后,再冷些就不行了。”話音剛落,門口傳來腳步聲,身著灰色中山裝的周恩來推門而入,他把文件夾遞給警衛員,沖客廳笑道:“會暫時告一段落,總算趕上開飯。”一句話讓氣氛活絡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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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坐下后,聽水靜轉述楊尚奎的問候,他頷首:“告訴老楊,北京這頭放心照顧。”短短一句,分量卻很重。隨即他端起茶杯,柔聲道:“身體最緊要,你們不可再硬扛。”這一段對話并不長,卻讓在座幾人都沉默幾秒,仿佛誰都能感受到那種把私人關懷掖進公事里的克制。
值得一提的是,這頓飯從六點吃到七點半,周恩來只動了幾筷菜,大多時間在聽。間或他掏出小本子,記下水靜提起的醫療耗材短缺問題,還詢問“江西老區近兩年的合作醫療怎樣推開”。鄧穎超見狀提醒:“先用飯。”周恩來答:“聽情況也是工作。”隨后,他還是把本子收好,低頭喝了一口湯。
八點整,國務院作戰室來電匯報越南局勢,周恩來再次起身。臨出門,他回頭交代警衛員送水靜返院。走廊燈影下,他的背影瘦削。水靜看在眼里,不由低聲感慨:“總理太辛苦。”鄧穎超輕輕擺手,仿佛不愿再擴散這份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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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降臨,釣魚臺湖面泛起微光。汽車重新駛上阜成門外大街時,車內只剩水靜與警衛員。窗外梧桐掠過,她忽然明白,釣魚臺之所以成為宴請地點,不只是因為廚房方便,更因那里緊挨國務院接待區,周恩來能在最短時間兼顧工作與友情。對他而言,分身乏術已是常態,能抽出這九十分鐘已殊為不易。
回到北京醫院,已近九點。楊尚奎仍在看書,見妻子推門,放下書微笑:“可吃得愉快?”水靜點頭,又把小紙包遞給丈夫——那是周恩來臨走前交給她的,里面夾著幾片云南白藥,外加一行鋼筆字——“勞逸相濟,切勿操勞”。字跡遒勁,一如那人的性格。
燈光下,水靜心頭多了份踏實。她終于理解那個看似隨意卻別有深意的選址:釣魚臺不僅是國賓區,更是一處兼顧公私的緩沖地帶。周恩來與鄧穎超在這里張羅一頓家常飯菜,既讓友情得以續航,又絲毫不耽誤政務的分秒。忙碌年代,辦法總比困難多,這或許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生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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