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失業，妻子養家，情況就變了

“今日午餐：紅燒肉、荷蘭豆炒香腸、清炒大白菜。”

“晚上是另外一家四口的溫馨時光。紅白蘿卜燉山羊湯、醋溜茄子……上門做菜我是認真的。”

2025年，49歲的阿一在社交媒體上開了個全新的賬號，上面都是她當上門做菜阿姨時拍的照片或視頻。她對烹飪家常美食很有一套，辣椒一定要摁壓煸炒出虎皮狀才能出香味；雞蛋煎到表面微焦才更吸汁；茄子泡水后再炒不易吸油。看上去，她像一個潛心研究多年美食的專業廚子，精通鄂川湘等各式菜系，生活如賬號簡介里寫的，“三餐四季，歲月靜好”。

私下，她卻維持不安心境很長時間了。“70后”的丈夫于兩年前失業，此前，他在一家大型工廠做管理層，年薪幾十萬，她因此在家里全職帶娃長達10年。小家里經濟的“主心骨”失業后，她和丈夫各自陷入了負面情緒中，她為未來著急，天天失眠；丈夫狀況更糟，焦慮、沉默、自卑、敏感、暴躁，“每天還沉浸在幻想中，幻想自己還能找到之前那樣的高薪工作”。

《東京奏鳴曲》劇照

職場“中年危機”的影響不只體現在一份高薪工作的失去或波折，還給一個家庭帶來內部分工、財務分配和夫妻關系等巨變。與過去流行的“男主外”不同，丈夫待業在家可能帶來一種全新的家庭結構。我們采訪了多位獨自養家的妻子，聊了聊在時代浪潮下她們的內耗、應對與行動。

在她們的故事里，通常更難的是應對變化。從前，個體的幸福感靠一份體面的工作及其頭銜，改善的車與房、新增的家庭成員等積極變化所維系的。不曾想到，中年丈夫的一次失業就可以把美好的感覺瓦解。女性在困境中不斷掙扎與自我反思，一個最核心問題隨后在家庭內部涌現：離開金錢帶來的安全感后，我們該如何定義幸福生活？

養家以后

2025年8月，擔心小家繼續松垮，阿一決定重新“起號”，做自媒體，宣傳她的美食賽道。

這條路是她新找的。以前，即使在家當全職媽媽，她也很少研究做飯的藝術。她不會用高壓鍋，炒出的肉絲都是柴的。只有在謀求出路時，她才注意到做飯業務在她所在的湖北四線城市的需求，她一邊學習做菜，一邊對外接單，按時長收費，1小時58元。

這份工作比她之前嘗試過的陪診員、家政女工都更靈活與自由。2024年初，49歲的丈夫失業半年，期間沒找到合適的工作。焦慮的她想從全職太太的狀態里走出去，正好注意到當地商家在找醫院陪診員。于是，她將網絡有關視頻研究了個遍，記下了密密麻麻的醫院部門分布和辦事流程的筆記。

她自稱是“行動派”。3天后，她在網上發布內容，正式轉型為“陪診員”。每次去醫院，她就拿出一部手機，把自己接單、陪診、拿藥的全程錄制下來。陪診結束后，阿一回家剪視頻、寫文案，“一天（發）一個視頻”。短短一個月，她的賬號積累了幾千粉絲，“視頻基本都上了同城熱門”。老客戶帶著新客戶找她。

好景不長，幾個月后，陪診員“賽道”因涉及醫療健康等問題，遭到平臺的限制。阿一的賬號無法更新，她陷入了約1個月的抑郁狀態。

“每天都生活在焦慮中，一邊焦慮一邊又想辦法自愈，反反復復，對未來充滿迷茫。”她形容。這次自媒體的“創業失敗”給她帶來了更長期影響，因為剪視頻太消耗精力，此后的兩年，阿一都無法深度思考，“一想事情就頭疼”。

《我們的婚姻》劇照

2025年下半年，江蘇“80后”優優也在丈夫失業后，扛起了繁重的養家責任。這讓她在過去半年里，空閑時間比海綿里的水還少。每天早晨6點，她起床上班。從坐辦公室的文職下班后，傍晚她到教培機構做兼職教師，晚上9時才下課。

回家后，她會給上初二的兒子輔導作業，接著為兼職備課。“我從來沒在11點半前休息過。”到了周末，輔導班教師的工作更是從早忙到晚。每次她上床睡覺時，丈夫已經呼呼大睡。

除了被迫調整的工作節奏，優優同時改變了消費習慣，“吃飯只能在家做，衣服也不敢買，化妝品我也不敢買了。出門不敢開車，只能騎電動車或者坐公交車”。

2025年末，長江北邊的江蘇小城已經到了濕冷的冬季，風總是嗖嗖地吹。優優在電動車上經常凍得手腳冰冷。這時，她總會感到委屈，“心里有說不出的滋味，我也不知道是苦是甜。感覺自己太辛苦了，沒人能幫分擔一下，太無助了”。

如此忙碌且無法停下來的理由是，她與丈夫在2025年初將所有積蓄提前還了房貸。不僅如此，為了省下更多房貸利息，兩人還借了信用卡的貸款，在兩年內償還免息。不曾預料到，2025年7月，丈夫所在的物流調度公司毫無征兆地倒閉。養家、還信用卡和房貸的重任都落在她的身上。

獨自養家后，優優腦海里總是忍不住飄出賬單：房貸每月3600元，加上信用卡的錢，她每月給房子的固定支出就有5300元，還要算上燃氣費、物業費……她的兩份工作只能剛好維持全家支出。夜深人靜時，她不禁想起公婆的養老問題、孩子今后的上學問題，“想到這些就很后怕，我不能停下來也不敢停下來”。

《逆行人生》劇照

伴侶的失業不僅給女性帶來了經濟上的沉重一擊，多數獨自養家的中年女性都表示，她們同時面臨親密關系的考驗。

優優回憶，過重的現實壓力讓她無法控制地抱怨丈夫。她記得一次，晚上9點多回到家時，看到丈夫在家無事可做，她忍不住“挖苦”道：“你在家里多舒服，風吹不到雨淋不到，我這每天風吹日曬，不能跟你比。”盡管很快她開始自責，如此下場并非丈夫自己能控制的，“他在家壓力也大”。

在武漢做人力資源工作的中年女性溫迪回憶，自從40多歲的丈夫在2023年辭職在家后，兩人經常爆發激烈的爭吵。最嚴重的一次，2024年前后，她和丈夫在客廳，當著兒子的面鬧離婚。

溫迪提出，兩人離婚。財產一人一半。

換來的是對面強烈反對。他激烈地回擊：“這么多年來，你對家里貢獻了什么經濟價值？”

《回響》劇照

阿一也和丈夫起了觀念上的沖突。丈夫此前在多家工廠擔任總監、副廠長級別的職務，高薪幫助他們在城里買了房子，沒有房貸。20余年來，兩人的感情一直不錯。

但失業后，他2024年重新找工作時，還是只想找同類型的工作。眼看管理崗位越來越稀缺，丈夫也快50歲了，阿一認為他不夠理性，覺得他應該找一份可以糊口的普通工作，“在我們當地做普通工人，或者去開滴滴，跑外賣”。

爆 發

面對另一半失業，家庭開支的緊縮經常是中年夫妻接下來要面對的難關。在受訪的6名妻子中，只有1名妻子——在深圳的小魯表示，她沒在丈夫失業后催促他找工作，反而格外享受他陪伴的時光。

盡管原因也與家庭經濟壓力直接相關——她相信本碩畢業于清華大學的丈夫找工作的能力，而且，36歲被裁時，他領了約100萬元的“離職大禮包”。

表面上看，溫迪的境況也屬于同齡人中不算差的類型。2020年前，丈夫和她在一線城市工作，丈夫作為計算機專業人才，年薪曾達50萬。他用拼事業掙的錢在武漢買了一套房子，沒有房貸。溫迪跟著他，在大城市里做著更穩定的行政工作，負責照顧小孩和料理家務。

直到2020年，兒子即將上初中，因為買的房子有學區，溫迪決定帶兒子回武漢。這一決定讓丈夫在現今吵架時，會反過來埋怨她——他將在武漢的工作不順部分歸咎于她選擇離開一線城市的決定。

回武漢后，40多歲的程序員丈夫，再就業時開始面臨行業內的年齡歧視。“IT的工作經常需要加班，招聘時會默認需要體力好的年輕人。”溫迪解釋。丈夫花了半年，降薪了一半才找到上一份工作。

《凡人歌》劇照

但在新公司的1年多里，他已經多次對她抱怨：他不愿沒日沒夜地加班；工作的內容類似打雜，產出的東西毫無意義；自己和老板不合。逐漸地，他想辭職，還告訴溫迪，今后再也不想上班了。

一句溫迪并不放在心上的“氣話”，卻成為此后兩人關系變化的源頭。2023年10月，丈夫正式辭職。溫迪說，除了每天出門接送小孩，他把自己關在房子里打游戲，也不管家務和孩子的教育。下班回家后，她依然要負責洗碗、洗衣服、拖地等。小孩生病住院時，也是她請假陪兒子，他只負責到醫院給小孩送飯。

隨著丈夫待業時間變長，錢的問題開始在兩人之間顯現。溫迪回憶，爭吵的導火索通常是件她無法回憶起的日常瑣事，但最終都指向了她以前從未注意過的“錢”的問題。結婚多年來，丈夫是家里經濟的“頂梁柱”，大的花銷——房子、車子由他來負責，手里還有些存款。

她沒預料到，不愿工作的丈夫變得在意他在家庭的花銷。物業費、水費等等過去一直綁在他的卡上支付，但辭職后，他總會提醒溫迪，在家要節約用水和電。她印象深刻，2024年，在武漢一個接近40度的酷暑，她滿頭大汗地回到家，想打開客廳的空調。丈夫以電費過高為由，不讓她開，兩人又爆發了爭吵。

《凡人歌》劇照

更讓她難受的是，在數次因為錢的爭吵中，她才意識到丈夫都在忽視她的付出。

在一次吵架中，丈夫說，他為這個家打拼多年，貢獻很多了，今后不會按她的想法找工作。

溫迪回他：“我是收入沒有你多，但是這么多年孩子是我帶的，家務都是我做的。”對方的回復一下子刺痛了她，丈夫說：“你是有一點價值，但是你創造的價值就像給我們家的首付……你的錢連房子的首付都不夠付，你就創造了這些價值。”

伴侶失業的這半年，困于還房貸壓力的優優也經常就找工作事宜爆發爭吵。丈夫在家并不算懶惰，他會早起給家人做飯、接送孩子、做家務。他曾嘗試過跑外賣、開大貨車、做工地短工等，但無一例外，他都因為身體吃不消而無法堅持。

優優能體會丈夫的努力，但每次感到工作很累、需要人分擔時，她對丈夫的不滿情緒就會加重。有時候她想，要是自己不那么能干，遇到事情時也直接躺平，他會不會更積極地出去找工作？

“我老公高不成低不就，工資低的不愿意做，保安、保潔、護工不愿意做。”她說，“自己學歷又不高，沒有一技之長，年齡又超過45歲，去哪里找工資高又舒服的工作呢？”

《東京奏鳴曲》劇照

一次午休時，優優在手機里看到中介發的招聘廣告：招年前去達利園工廠的操作工，每天12個小時，日薪160元，年齡放寬到52歲，可以干到2月10號。

她趕緊將消息轉發給丈夫，讓他去試試。

但等到第二天中午，她打電話問他是否有跟著中介去車間面試。

他回她：“沒有，太遠了，不想跑。”丈夫還告訴她，自己已經給遠房表舅打電話，讓他幫忙留意一下工作。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找工作還得靠自己。聽他這樣說，感覺太失望了。”優優說。那天深夜下班回家，她忍不住和丈夫說了重話，“再給你半年時間找工作或者做自己的事，如果再找不到，咱們就離婚。”

空窗期

身處失業狀態，承擔起養家重任的妻子都留意到丈夫的變化。他們變得焦慮、沉默、抑郁，有的面臨長期失眠，作息紊亂。讓她們感到更糟糕的是，在中年找工作碰壁后，丈夫們會更逃避出門工作。

溫迪家就是如此。丈夫失業的第三個月，溫迪開始催促丈夫找工作，遭到了拒絕。她試圖用自己的人脈給丈夫內推工作，還曾在網絡發帖替他找工作，得到了更激烈的反對。“你少操心我的事。”他連面試邀約的電話都不愿意接。

在溫迪眼里，辭職后的丈夫似乎變了個人。他曾經靠著努力，從專科自學考本科，到武漢大學學計算機，最后一步步成為專家級人才。她因為他的上進心選擇了和他結婚，但現在，面對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狀況，他不愿再思考更長遠的養老、孩子學費等問題。

45歲的丈夫已經決意，余生用存款炒股，提前“退休”躺平。理由是，“之前找（武漢）這份工作經歷了很多打擊，不想再經歷一次了”。

《我是余歡水》劇照

世界多地的學術研究發現，失業與人幸福感的下降直接相關。英國華威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導致幸福感下降的原因中，只有20%歸因于收入的減少，其余80%的人表示，這與失業導致的社會地位和個人自尊的喪失有關。

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教授奧弗·沙龍曾做過長達10年針對高學歷高技術長期失業者的研究。他發現，相比底層失業者，高學歷高技能的失業者在中年失業后會面臨特有的困境：可供選擇的同層級崗位極少，想接受低一級別的職位，卻因“資歷過高”而處處碰壁。

溫迪在公司的崗位是HR。她越了解丈夫面臨的年齡和職場歧視，就越讓她焦慮——一個人的空窗期越長，就越難找到工作。這個找工作的“空窗期”，通常企業可以接受的是6個月。

“超過6個月，企業會認為你在找工作但是一直沒找到，說明你的能力不被別人認可。”溫迪解釋。

“第二，（求職者）工作的意愿可能不會那么強。企業會覺得你在工作遇到困難時，比較容易離職。”

《平凡的榮耀》劇照

2025年，溫迪意識到，丈夫空窗期太長，他找到正常工作的可能性已經很低。但她還是覺得，人應該有份工作來保持和外界正常的連接，哪怕他去開滴滴或者送外賣也好。

“我要是在同樣境況下，讓我當保潔我也愿意。”溫迪說，“工作是一個人價值的體現。如果人純粹在家里玩吃喝，我覺得生活是毫無意義的，這就和一個老人在家等死沒有區別。”

但兩年多來，和堅定“躺平”的丈夫數次吵架后，她終于得出結論：“誰痛苦誰改變。人永遠改變不了想裝睡的成年人。”

重新出發

經歷丈夫失業和家庭關系降溫等一系列變化的妻子們發現，生活給她們最大的教訓是，無論當下是否如意，她們都只能順應現狀，根據境況調整自己。

阿一也在丈夫失業的前期，試圖改變丈夫，但最后的結果也是改變自己。現在的她靠著自媒體賬號，每天給2-3家人上門做飯，一個月能掙約3000元，足夠家庭生活花銷。

她承認，自己的骨子里是個驕傲的人。作為1990年代湖北某村莊里第一個走出來的大學生，她當過受人尊重的英語老師，也曾跟隨外資企業出國工作。“我一直是爸媽的驕傲，現在的我卻變成做衛生、做飯的阿姨。這個落差太大了。”

但驕傲的她更樂意直面跌宕的生活。看到丈夫困于失業的抑郁情緒中，還患有高血壓，阿一決定改變自己對未來的預期與計劃。“反正富有富的過法，窮有窮的活法，大不了省吃儉用，不雞娃。”她決定，等兒子從私立小學畢業后，明年下半年讓他上公立中學。

對未來重新規劃了以后，她感到輕松了些。“現在我越來越發現一個問題，”她對我說，“不知道為什么，在我們心里總覺得，人一定要工作掙錢，一旦不工作似乎犯了天條，沒臉見人，怕別人說閑話，怕活不下去，哪怕有存款無負債。”

“這種想法是可怕的，可能我們只是為工作而活著，就像被人設計好的，限制在格子里忙碌的物種，一旦停下來就焦慮。”阿一想。新的一年，她要努力和大腦里的焦慮模式共處。

《未知的首爾》劇照

過去兩年多來，與丈夫爆發數次沖突后，溫迪終于看清這段婚姻的實質——兩人之間已經沒有溫存。如今，她把丈夫定位成共同撫養孩子的隊友，希望在孩子上大學前維持暫時融洽的關系。

至于錢的矛盾，在溫迪的提議下，兩人設置了共同賬戶，一人出一半錢，維持家庭每月開銷和教育開支。家務也一人一半，她洗孩子和自己的衣服，丈夫的衣服自己洗。

除了孩子的事，他們不再有深度交流。上個月，丈夫表示，他不再繳納靈活就業醫保和社保。溫迪也沒說什么，不再“干涉”他的決定。

習慣了這些變化后，溫迪逐漸發現，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她終于有時間在妻子和媽媽的角色之余，想起自己，“以前我是個沒有自我的人，每天圍著家庭和孩子轉”。在她從前的思維模式里，她會把家庭利益放在最前面，做決策時都會照顧一家三口的處境。

現在，每天下班回家，她會花1-2小時學英語，在線上和老外口語交流。她開始自己存錢，給今后更多的退路。

溫迪和外國人在線上用英語交流的記錄 / 受訪者供圖

重新定義了幸福生活，溫迪也發生了轉變。“以前我想到特別溫馨的畫面是，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飯，一起看電視，玩游戲。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事情。”

“現在我就想，一家三口一起吃飯，一起打游戲，但是大家各有心思。但這也沒什么。”

2026年，連軸轉的優優發現，42歲的她新長了許多白頭發。她因此不敢把頭發扎成馬尾，怕露出更多的白發。

但丈夫的轉變對她來說更欣喜，2026年1月，丈夫終于表態，自己不再挑剔工作了。“只要別人要我，我就去干。”他開始下載各類求職網站，和各個招聘官聊天。白天在家時，丈夫開始學習做自媒體，嘗試直播賣洗發水。

“他好像變了個人。”優優說，她開始相信，生活會給他們期待的結果。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

作者 | 朱秋雨

編輯 | 向現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