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劉備手下叛徒最多，而東吳和曹魏都極少有叛徒？

建安二十四年冬，荊州公安城的城門緩緩打開。糜芳手持印信，望著城外呂蒙的吳軍，神色復雜。這位劉備的小舅子，終究選擇了獻城投降。

幾乎同時，傅士仁在公安隔壁的南郡，也放下了武器。荊州易主，關羽敗走麥城，蜀漢的半壁江山轟然崩塌。

翻開三國史，劉備麾下的叛徒名單格外扎眼：糜芳、傅士仁、孟達、黃權、范疆、張達，個個都給蜀漢帶來致命打擊。

反觀曹魏與東吳，降將無數卻鮮有叛徒。曹操收納張遼、張郃等降將，皆能得其死力；孫權麾下江東士族，更是始終抱團。這絕非人品差異，而是深層格局使然。

曹魏：唯才是舉筑根基，利益捆綁無二心

曹操被《三國演義》貼上“奸雄”標簽，卻在正史中是最懂用人的君主。他推行的“唯才是舉”，打破了東漢察舉制的門第壁壘。

建安十五年，曹操頒布《求賢令》，直言“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哪怕是“盜嫂受金”之徒，只要有能，皆可錄用。

這種用人理念，讓天下寒門與失意士族看到希望。張遼原為呂布部將，呂布敗亡后歸曹，被拜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白狼山之戰，張遼率八百死士直沖敵陣，斬殺烏桓單于蹋頓，一戰封神。曹操不忌前嫌，累遷其為晉陽侯，食邑千戶，給予絕對信任。

張郃本是袁紹部下，官渡之戰后降曹。曹操親自出營迎接，稱其“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當即拜偏將軍，納入核心作戰體系。

曹魏的核心競爭力，在于穩固的利益分配。曹操占據中原富庶之地，糧草充足，能給降將實打實的爵位、食邑與兵權。

更關鍵的是，曹魏基業穩固，降將歸曹后無需再顛沛流離。他們深知，背叛曹操，再無更好的去處，這才是忠誠的根本。

即便是后期的王凌、毌丘儉叛亂，也并非單純背叛，而是反對司馬氏專權，本質是維護曹魏正統，與個人反復無常無關。

東吳：士族共治鎖江東，地域閉環少異心

孫權能立足江東，靠的不是單打獨斗，而是與江東士族的深度綁定。顧、陸、朱、張四大家族，是東吳政權的基石。

顧雍出身吳郡顧氏，歷任丞相十九年，深得孫權信任，家族子弟遍布朝野；陸遜來自吳郡陸氏，夷陵之戰封神，后官至丞相。

孫權推行“江東化”政策，迎娶士族女子為妃，讓皇子與士族聯姻。這種血緣綁定，讓士族與東吳政權榮辱與共。

江東地域封閉，長江天險成為天然屏障。士族在江東擁有龐大田產、部曲，背叛孫權意味著放棄祖業，得不償失。

曹操那句“生子當如孫仲謀”，贊的不僅是孫權的能力，更是他駕馭士族的手腕。早年的孫權，虛心納諫，對周瑜、魯肅、呂蒙等信任有加。

周瑜死后，孫權親穿喪服，善待其家人；呂蒙病重，孫權親自照料，賞賜無數。這份恩義，讓臣子甘愿效死。

東吳雖有少數將領投降，如韓當之子韓綜，但多是個人品行問題，而非集團性背叛。江東士族的抱團，讓東吳內部異常穩固。

直到孫權晚年昏聵，斬殺陸遜，士族與皇權產生裂痕，東吳才開始走下坡路，但這已是政權后期的變故，與前期忠誠度無關。

蜀漢：顛沛基業藏隱患，派系失衡釀背叛

劉備的創業之路，比曹操、孫權艱難百倍。四十多歲仍無立足之地，先后依附公孫瓚、陶謙、曹操、袁紹、劉表，顛沛流離數十年。

這種動蕩的基業，讓部下缺乏安全感。糜芳出身徐州豪族，隨劉備多年，散盡家財資助其創業，卻始終沒能獲得穩固的封地。

襄樊之戰前，糜芳任南郡太守，負責糧草供應。關羽素來高傲，因糧草籌措遲緩嚴厲責罵他，甚至放言“還當治之”。

呂蒙白衣渡江后，糜芳深知關羽記仇，即便守住城池，也難逃追責。加上吳軍兵臨城下，內外交困下，才選擇獻城。

傅士仁的背叛，與糜芳如出一轍。他駐守公安，兵力薄弱，面對吳軍圍攻，又擔心關羽秋后算賬，最終選擇投降。

黃權的“背叛”，則更多是無奈。夷陵之戰中，劉備戰敗西逃，黃權率領的北路軍被吳軍截斷退路，無法歸國。

為了手下將士的性命，黃權只能投降曹魏。劉備得知后，非但沒有殺其家人，還說“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善待其家眷。

孟達的反復無常，根源在于蜀漢的派系矛盾。他與法正是好友，同屬益州派系，法正深得劉備信任，孟達卻始終被邊緣化。

關羽兵敗后，孟達擔心被追責，率部降魏，被曹丕封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后來想回歸蜀漢，也是因為在魏不得志，而非真心歸蜀。

范疆、張達刺殺張飛，更是長期壓迫的結果。《三國志》記載，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常鞭撻部下，對二人更是逼迫甚緊。

張飛命二人三日內制辦白旗白甲，用于伐吳，否則軍法處置。二人深知無法完成，又懼怕被處死，才鋌而走險，刺殺張飛后投奔東吳。

本質差異：權力結構與利益綁定的必然結果

魏蜀吳三方叛徒數量的差異，核心不在于君主人品，而在于權力結構與利益綁定的成熟度。

曹魏占據中原，有穩固的根據地和充足的資源，能通過“唯才是舉”與利益分配，讓降將與舊部形成穩固的利益共同體。

東吳依托江東士族，通過血緣、地域、利益三重綁定，構建起閉環式政權，士族為了守護祖業，必然全力維護政權穩定。

蜀漢則是外來政權，在益州面臨本土士族、荊州派系、元老派系的多重矛盾。劉備創業太晚，根基未穩，無法給部下足夠的安全感與利益保障。

關羽的高傲、張飛的暴烈，又加劇了內部矛盾。這些因素疊加，才讓蜀漢出現更多“叛徒”，多數是走投無路的無奈之舉。

后世對劉備“假仁義”的評價，多受《三國演義》影響。正史中的劉備，知人善任、善待部下，但動蕩的基業與現實困境，終究難以規避背叛。

黃權降魏后，曹丕問他是否想回歸蜀漢，黃權直言“臣受劉主厚恩，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故歸魏耳”，言語間滿是無奈。

糜芳投降后，在東吳始終被輕視，郁郁而終。他的背叛，是個人命運與時代困境的交織，而非單純的品行問題。

結語：忠誠的底色，從來都是利益與安穩

三國亂世，忠誠從來不是空洞的口號。曹魏的制度、東吳的士族、蜀漢的困境，共同譜寫了不同的忠誠圖景。

曹操的成功，在于他搭建了能讓人才安心效力的平臺；孫權的穩固，在于他與士族形成了榮辱與共的共同體。

劉備的遺憾，在于他終其一生都在奔波創業，未能給部下足夠的安穩與保障，派系矛盾與現實壓力，最終催生了背叛。

那些被貼上“叛徒”標簽的人，背后多是無奈與掙扎。讀懂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三國亂世的復雜，讀懂人心與權力的博弈。

歷史從不會簡單評判忠奸，劉備手下叛徒較多的表象下，藏著的是一個草根創業者的艱難，與亂世之中個體的身不由己。

而曹魏與東吳的低背叛率，也印證了一個道理：穩固的根基、合理的利益分配，才是留住人心、凝聚力量的根本。

千年之后，再回望這段歷史，我們看到的不應只是忠奸之分，更應是亂世之中，權力、利益與人性的交織與碰撞。

劉備的仁義、曹操的雄才、孫權的隱忍，都值得敬佩。而那些所謂的“叛徒”，也為這段歷史，添上了一抹復雜而真實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