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紐約時報》提到一件不太常見的事:美軍參聯會主席丹·凱恩預計會在2月11日,把西半球34個國家的軍方代表請到華盛頓開會。名單里不只包括美洲國家,還把在西半球擁有領土的英國、法國、丹麥這些域外國家也算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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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給出的說法很標準,希望各國在區域層面配合得更緊一些,重點放在打擊毒品走私和跨國犯罪上。聽起來像是安全合作的例行升級,但之所以會被形容成“罕見會議”,也意味著它不只是常規的業務溝通。
軍事援助、聯合訓練、武器銷售,再加上類似“美洲學校”那類機構的影響,確實讓一些國家的軍隊體系里出現過相當一批更熟悉美國話語、也更愿意按美國方式理解安全議題的軍方高層。
在這種操作方式背后,目標也就不太像表面那樣單純。特朗普要的并不是把一場會議辦成一套新的禁毒協調機制那么簡單,他更像是想把西半球重新打包成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安全圈子。
安全合作一旦被做成長期、制度化的捆綁,就不只是情報共享或訓練交流那么輕描淡寫,它會逐步影響各國軍隊的運作方式、裝備體系、指揮協同和人員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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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一定程度,相關國家的軍事自主性會被削弱,至少在關鍵議題上更難脫離美國的框架行事。再往前推一步,這樣的安全圈子就會帶有排他性:誰能在圈子里活動、誰的話語能被聽見、誰的影響力要被擠出去,都可能被美國重新設定。
中國等域外大國自然會成為被系統性排除的對象,而安全層面的捆綁往往會外溢到經貿層面,最終讓美國在經濟上獲得更強的主導位置。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方會把“打擊毒品走私和跨國犯罪”放在臺面上。這樣的理由足夠普遍,也足夠容易獲得道義支持,各國很難公開反對。
可《紐約時報》提出的判斷是,特朗普真正想推進的是一種系統性的地區秩序重塑,也就是把“西半球是美國勢力范圍、美國要重新定規矩”的信號通過軍方渠道講得更清楚。
對不少國家來說,安全議題往往意味著援助、裝備、訓練和合作資源,一旦美國把這些資源和“必須更配合美國、讓出更多空間”綁定在一起,壓力就會變得具體,而不是停留在外交辭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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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需要通過外交或多邊機制面對的阻力,可能會被“內部配合”部分化解。類似復刻綁架馬杜羅那類行動的想法之所以會被提到,就是因為軍方網絡一旦成形,當地軍方可能在關鍵環節提供便利,這會顯著降低美國外部干預的成本與阻力。
對特朗普來說,這種安排的吸引力在于:既能把影響力落到實處,又能把風險分散到更隱蔽、更可控的層面。
不過,構想歸構想,落到現實層面就會撞上難以回避的阻力。過去這些年,拉美和南美國家與中國的經貿關系越走越深,這種關系早就不只是一種立場選擇,而是直接關系到出口、就業、外匯和產業鏈的現實利益。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阿根廷,即便現任總統米萊被認為是特朗普的“鐵粉”,上臺后在對美態度上相當積極,但這并沒有讓阿根廷停止與中國做生意。因為很多國家需要的不是姿態,而是市場和訂單。只要對華貿易還能帶來收入和增長,光靠政治壓力很難讓它們主動把這部分利益切掉。
再把視角放大一點,還會出現更結構性的矛盾。拉美與南美不少國家對華出口的品類,與美國對華出口存在直接競爭,最典型的就是大豆。中國如果多買巴西或阿根廷的大豆,美國對華大豆出口的份額就會被擠壓。
也就是說,特朗普一方面想把西半球國家拉進更緊的安全共同體,另一方面又很可能在貿易利益上和它們形成沖突。真要推動這些國家大幅削減對華貿易,美國必須回答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這些國家的過剩產能和出口缺口由誰來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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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國自己不愿意、也沒能力吸收,那么要求就會變成一句難以兌現的口號。更不用說很多國家在財政、就業和產業結構上經不起突然轉向,一旦缺少替代市場,內部壓力會直接上升。
所以到最后,會出現一種并不矛盾但很常見的局面:美國憑借歷史慣性與安全資源,確實能把各國軍方叫到華盛頓坐在一起,也能把“美國回來了”的姿態做得很足;可要讓這些國家在經濟上放棄與中國合作帶來的真金白銀,難度就會陡增。
它們當然會評估美國的壓力,也會在某些議題上做出姿態性的配合,但生存邏輯和發展需求不會因為一次會議就改變。
如果美國給不出清晰、可持續的替代方案,只強調單方面控制,那么再強的安全敘事也很難長期覆蓋經貿現實帶來的牽引力。
最終留下的,可能更多是一套更緊的安全溝通機制,而不是一個徹底排除中國影響力、還能穩定運轉的“西半球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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