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一副國級干部到陵園祭拜兒子，看到墓碑大怒：這像什么樣子？

1949年5月27日拂曉，解放軍的號角已在黃浦江畔回蕩，同一座城市另一隅卻彌漫著血腥氣。午夜前數小時，龍華監獄槍聲響起，36歲的黃競武倒在昏暗圍墻下，他不知道，上海天亮后便將易幟。他是黃炎培的次子，在看不見黎明的那一刻，用生命寫下最后的信仰。

三個星期后，黃炎培被護送回到久別的上海。城市換了旗幟，街頭仍滿目瘡痍；而最令他動容的，卻是青松掩映下那座新填的土丘。石碑尚未豎起，白粉筆勾勒的名字被春雨沖得模糊，一行小字依稀可辨：黃競武——1949年5月18日殉難。老父親蹲在泥濘里，手指顫抖地擦去雨痕，喃喃一句：“孩兒，你先回來了。”

時光跳到1952年3月，黃炎培已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公務暫歇，他回到家鄉川沙，為的是給競武上墳。本以為能在靜謐中寄托哀思，卻在墓區入口愣住。兒子的衣冠冢赫然立于正中，深灰色大理石，高出周圍其他烈士墓足足一倍，碑座上還雕了幾縷西式花紋，與兩旁樸素的小碑格格不入。

“把負責人叫來！”他壓著火氣，聲音低沉。管理員聞聲趕到，滿臉局促地解釋：這是地方上“表示敬意”的意思，“畢竟黃副總理的公子……”一句話沒說完，被老先生揮手打斷。“都為國捐軀，憑什么他就要站得更高？這像什么樣子？”這句話，后來傳遍了上海。

工作人員連連點頭，數日之內，新的石碑依照統一規格立起。黃炎培再次站在墓前，沉默許久，只留下幾株清香的柏枝。待到轉身，他的目光里仍有酸楚，卻已無慍怒。

黃競武的故事，要從二十多年前的清華園說起。1920年，這位17歲的少年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主修數學。校園里的新思想、新學術，讓他聽到了“科學”“民主”的吶喊，也讓他第一次把個人前途與民族命運系在一起。畢業后，他遵從父親“學成報國”的叮嚀，遠赴美國研究經濟學。那時的他相信，現代金融可以拯救積貧積弱的舊中國。

1930年回國，他進入上海鹽務稽核所，躊躇滿志。可很快就撞上灰色現實：賬本里花樣百出的偷漏稅，辦公桌下悄無聲息的銀元。每當他拒絕簽字，學長拍拍他肩膀：“小黃，這叫規矩。”結果，拒絕潛規則的代價是被發配青口。外人看是貶謫，他卻暗自欣慰，“離開上海，也算遠離濁流”。

青口歲月，他硬生生砍掉了十幾項苛稅，靠數字讓百姓省下真金白銀。然而，地方豪紳的冷嘲熱諷、上級的明里暗里刁難，也讓他徹底認清國民政府的腐朽。1937年，盧溝橋烽火升起，他隨機關西遷重慶，出任中央銀行科員。烽火中的陪都夜夜燈紅酒綠，軍火投機、官場醢賣，刺眼得讓人心冷。報紙頭條是宴會花絮，而前線傷亡只是角落里的小字。黃競武寫信給父親：“此邦若不改變，終無生機。”

正是在這一時期，黃炎培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系日漸密切。1938年4月，他只身赴延安，和毛澤東徹夜長談，回滬后寫下《延安歸來》。書里一句話，黃競武讀來印象最深——“人民的江山，必從人民手里誕生”。父子倆由此堅定了方向。

1941年冬，黃競武在上海加入剛成立不久的中國民主同盟，利用自己的留學背景，同東南亞華僑商會牽線，為抗戰籌款、籌醫藥，甚至秘密接送藥品到敵后。上海灘燈火璀璨，他卻常出入租界陰暗小巷。“此去或兇多吉少，你可后悔？”地道深處，一位同志曾這樣問他。他輕輕一笑：“倘若后悔，就不會走進來。”

1947年，國共內戰膠著，蔣介石把僅存的力量對準共產黨和進步人士。黃炎培因聲望甚隆，成了監控重點。民盟內部判斷，必須盡快撤離；可黃炎培堅持留下。僵持之際，次子主動請纓：“他們認得我，也認得父親。讓我留下，掩護您走。”父親沉默良久，只說一句：“謹慎要緊。”兩人對坐燈下，棋盤未完，子局成訣別。

1949年春，國軍節節敗退。黃炎培經華東地下黨安排，轉道香港再飛北平；黃競武則在上海繼續聯絡各界，籌備迎接新政權。5月6日，他被逮捕；12天后，被秘密處決。5月27日下午，隨著最后幾聲槍響，守衛潰散，解放軍進城，上海戰役結束。

黃炎培后來在日記里寫下：“競武之死，雖痛，然其志不負家學。”1950年，全國政協追認黃競武為革命烈士，并批準在川沙修建烈士墓園。到了1952年，地方干部商量著想“彰顯烈士家屬的尊貴”，擅自加高墓碑。沒想到迎來的卻是一場嚴厲的批評。有意思的是，許多年后，川沙的老鄉提起這段往事，總會感慨：“黃先生那一次發火，是給后輩們上了最后一課。”

黃炎培后來很少再談及這次“發火”。他只在朋友面前淡淡地說過一句：“死難烈士，血同色，碑同高。”短短八個字，被記錄在民盟內部簡報里，成了流傳最廣的“黃公家訓”。

1958年，黃炎培病重。臨終前，他把自己與夫人俞明震的合葬地也定在川沙烈士陵園，緊挨著二兒的墓位，不占一寸額外之地。他的長子黃覺岷遵囑辦妥此事后，回首那片松濤低回的丘崗，耳畔仿佛又響起父親那句斥責：“都是烈士，我的兒子就和別人不同嗎？”話音雖重，卻像一記警鐘，敲向每一位后來者的心口——真正的公平，是從腳下的青石開始的。